读书

读书，是我这大半生最快乐的事情。

我的爹娘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们自己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没有听过“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孟母三迁”等有关读书的励志故事，但他们和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知道读书对儿女的重要性。

我记事的时候，大哥已经上学了。大哥、二哥和我挤在一间草屋里，屋里除了两张木床，最显眼的就是放在大哥床前的一张方桌，方桌上有一个盛书的纸箱，纸箱里除了存放着大哥从上小学一年级以来的课本、作业本以外，还有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期间到浙江砍扫帚时、路过上海买回的连环画册。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这个纸箱里的书籍除了增加的大哥的课本之外，最让我受益的就是后来影响我爱上文学的一部冯志写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再后来增加过大部头的冯德英的《山菊花》《迎春花》《苦菜花》，这个纸箱里的所有书籍让我得到了快乐、汲取了养分。

我是5岁的那年入学读书的。娘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村西头的村办小学时。娘对读书说不出什么高深的哲理，但娘却嘱咐我：“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是个睁眼瞎，让人看不起。”

娘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是有切身体会的。娘那时是大队的妇女主任，每年作为妇女积极分子都要到地区、县、公社参加会议，还因抓计划生育，要经常带着村里的妇女到地区人民医院做检查或做手术，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上个厕所都要好好分辨，娘对不识字是深感自卑，对自己的儿女总是尽量创造条件读书的。

娘其实对读书的认识还来自于父亲命运的一波三折。父亲两岁丧父三岁失母，是老奶奶把父亲和大伯大姑拉扯大的。父亲没有读书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是翻身农民得解放，推起独轮车，成为赶集串巷的“杂货商”。1956年国家公私合营，父亲被合进了汤河供销社当了工人，成了公家的人；1962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之后，迎来了精简公职人员的大潮；潮起潮落，父亲因为不识字，成为首批被精简下放的人选，又回村当了一名农民。尽管父亲下放回来挣工分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毕竟一家人可以团团圆圆生活在一起，但面对个别乡亲的刺耳闲话，娘还是深深地认识到正是父亲没文化害了他。

大姐到了入学的年龄，因为父亲已在供销社工作，娘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又当爹又当娘，急需劳动力，于是大姐一天学校门也没进，9岁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等大哥到了该上学的时候，父亲已经又回村当了一名“牛倌”，家里又多了一个挣工分的，大哥便有幸去上学读书了。和大哥一起入学的最初有十几人，到大哥三四年级的时候，好多做家长的感觉孩子们已经可以写出自己的名字了，再上下去也没有多大的出息，不如早下学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爹当时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回家给娘提起让大哥不再上学的事，娘对父亲是发了一场大火的，娘说：“你还没吃够你不识字睁眼瞎的亏吗？就是他们都不让孩子读书了，我也要供应孩子读下去，只要他能读，我就一直供应他读。”

大哥是幸运的，他的读书的机会来自于娘的大胸怀和大格局。大哥到汤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当初一起入学的还有4个人，等到读高中的时候，还剩下2个人。当然，大哥高中毕业四年之后，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幸运儿，他是我们村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一个农民娃，后来成为国有银行总行直属分行的行长，是实实在在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对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娃子来说，不是人人都有读书的机会的。我的二姐和大姐一样的残酷，等她到了入学的年龄，我却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加之娘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平时除了开会，还要作为大队干部抓计划生育，那时人民公社组织“出夫”的活动也很多，娘经常被确定为带队的负责人，于是二姐上学的机会就白白地被剥夺了，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二姐也成为睁眼瞎。现在和二姐说起上学的事，二姐还是感到爹娘重男轻女不公平，心中有着百倍的委屈。娘病重住院的时候，二姐和大姐、二嫂都要轮流值班，有一次二姐到医院后在娘的病床前哭得稀里哗啦的，原来二姐到城里坐过了站，再想坐车到医院就不知怎么坐车了，吃亏还在不识字没文化上，进而二姐还是对没上过学感到委屈。

我作为姊妹中的老小，我是幸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大哥为了他这个小弟的学习，可以说挖空心思，他自己做了一个小黑板挂在堂屋的西墙上，每天晚上吃饭后就在煤油灯下按照课本上的内容以每晚一篇的速度给我上课，大哥教我写字，给我讲解内容。我记得那是语文课本的头三课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三面红旗万岁”，堂屋的正面就贴有毛主席的画像，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三面红旗万岁”的对联，大哥站在堂屋的“当门”上，怀着非常敬仰的表情给我讲他所掌握的关于毛主席的故事，并唱起《东方红》歌曲。其实，大哥给我上课的时候，爹抽着旱烟袋蹲在门旁一声不吭，娘刷锅洗碗后也赶快擦干手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二姐更是手中纳鞋底的针好长时间不扎一下，当时的景象其实是大哥在给一家人上课，也让我这个小不点一下子就在全班冒了尖。

读书是我最快乐的事情，看到我读书也是爹娘最快乐的事情。一个农村娃子，我几乎没干过什么农活，有时娘管理区开会的时候，我总是静静地坐在娘的身边看我手中的连环画册，当他们当着娘的面猛夸我的时候，娘总是笑得合不拢嘴，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这个孩子看书比吃饭还亲。”

读书让我给爹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快乐。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写的一篇作文引起了坊坞联中老师的欣赏，当年坊坞联中召开全学区庆祝“六一”儿童节大会，6个村小学的各年级学生800余人全部集中在大操场上，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那个大会上出了个“风头”，后来联中的赵校长开会时见了我娘又送上一顿赞美之词，那天娘开会回家时手上提了一小块猪肉，娘蒸了白米饭，熬了五花肉白菜炖粉皮，吃饭时娘又兴奋地说了赵校长表扬我的事，娘边往我碗里夹肉边说：“好好读书，你还想买什么书，娘去赶集卖粮食也给你买。”

读书让我读成了城里的农村人。我13岁进城中考的时候，尽管那时临沂城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但我已经把走进城市做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时间倒推四十年，在高中求学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上课、读书、做题、考试成为日常生活的缩影。每到周末回家拿饭的时候，一定是书包里装满了书籍，夏天的夜晚，蚊子太多了，娘都是把水桶盛满水让我把双腿放到水桶里减少蚊虫的叮咬；冬天的夜晚，我趴在被窝里看书，娘能做的是把一个苹果或几颗干枣送到我的手上。三年后，我和娘一起从老师手里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不识字的娘把那张32开大的录取通知书正着反着看了好几遍，眼里的泪花直打转。我用自行车带着娘往回走的路上，娘一遍遍地说：“儿啊，你读书，读出息了，娘知足了。”

读书，已成为我们全家族最快乐的事情。

我大姐二姐和二哥成家后，当他们的孩子开始上学了，他们的口中给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让我的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向他们的“大舅”“三舅”“大爷”“三叔”那样，好好读书，读出出息来。这一代的孩子们读书都读到城里来了，他们又对他们的孩子说得最多的是让我的重外甥重外甥女孙子孙女们向他们的“姥爷”“爷爷”那样，好好读书，读书读出出息来，2019年高考过后，我大姐家的大外甥女的孩子成为青岛大学的一名学生。

读书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早上醒来读书，工作之余还是读书，读书之余就是拿起笔来写书。记得在一次读书征文表彰大会上让我发言时，我说：“小的时候是带着爹娘的期望读书，那是爹娘用他们的汗珠子换来的粮食给我填饱肚子给我学费供我读书；长大了，我读书读进了大学，读书读出了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公家人；我的爹娘我的姐姐没有机会也没有那个能力读书，可我都有啊，我还能不好好读书吗？这一辈子只要我的眼睛还能看见，我就好好读书，读到老，读到死。”我的家里，购买家具的时候，最奢华的是一组书橱，书房里有一幅书法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每当坐在书桌前，都要读一遍这首诗词，我就想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从青少年到老年，都把读书看成第一生命，他的阅读范围，从历史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资治通鉴》是他的床头书之一，他读了十七遍，直到临终前仍在读书。和伟人相比，我们单说读书，不及伟人的九牛一毛啊！

世人劝人读书，先有唐朝颜真卿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后有宋朝皇帝宋真宗赵恒再写《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年过半百，爹娘早已作古，但他们当年看着我读书时那期待的眼神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大哥对当年教我读书的小黑板和堂屋“当门”摆地瓜干教我数数的情景早已忘却，但他现在总是第一时间对他的老弟撰写的小文给予点评；我的子辈孙辈们到我家或聚餐时只要见了我都要汇报读书的收获，而我也要给他们通报一下我读书和写书的情况。我大姐家的四外甥女的儿子上小学时，他的班主任老师搞了个小活动，选取了读书表现最突出的6名学生和家长到我家作客，让我与孩子们谈读书并赠书，我倍感激动，当时我用我的切身体会谈了读书的三种境界：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二是书山有路勤为径；三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孩子们和家长从我家带着我的赠书离去的时候，都表达了一种发自肺腑的尊敬之情，我既感到幸福而又添加了压力。

光阴何太疾，如白驹过隙。小时读书是因为我们在成长，中年读书是因为我们要重新成长，年老了读书，是因为我们要返老还童。我已年过半百，纵然活到百岁，也只剩下万余天，何况又有几人活到百岁？文山书海，卷帙浩繁，时时读天天读年年读，又能读多少书呢？

读书可以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放下杂念，扔掉烦恼，拿起书本，读书吧。

（写于2019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