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嬷嬷

五月最后的一个晚上，一个年近百岁的老媪溘然而逝了，她死时，没有任何痛苦。

那天晚饭后，给父母打电话，和父亲聊了一些日常后，母亲接过手机跟我说“阿蒋大嬷这次真的不行了，可能也就这一、二天的事了。”我不禁心头一沉，问“她怎么了？”母亲告诉我，前几天，她在路上跌倒了，不省人事，送医院后也一直不开声，在医院等了二天，家人把她拉回来，不吃不喝好几天了。

母亲嘴里的阿蒋大嬷，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太太，今年98岁，全村人老老小小都叫她为蒋嬷嬷。

蒋嬷嬷在我们村是一个传奇，这不仅仅是她98岁高龄了，还每天下地干活、上山采茶，更主要的是她传奇的人生。

（一）

1922年出生在安吉孝丰一个深山里的蒋嬷嬷，7岁时被送做童养媳，养在婆家烧火做饭、捡柴割草。那个年代，天天战乱，有一次，她去村边割草时，被一伙国民党官民拉住，要她说出共产党员藏身地，她说不出，就被二个人用手枪上的红缨苏系住双手双脚，像元宝一样抬起来，正好这时，有抢声传来，国民党官民重重地把她摔在地上，往枪声来的方向追去。她在地上滚来滚去，使劲大喊，这时旁边一卷竹编的晒谷垫里，悉悉索索钻出一个老妇，帮她解系在手上和脚上的红缨苏结，颤抖中，手上的结解开了，脚上的结怎么也解不开，怕国民党官民折回来，老妇拿起身边割草的刀，心慌手抖，一刀下去，结是解开了，血流了一地，至今蒋嬷嬷的右脚背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疤痕。

听蒋嬷嬷讲，日本鬼子打过来那年，她又逃难到杭州，在一户人家带小孩，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二年后，实在忍受不了东家的虐待，又跟着别人一路乞讨去上海。一手拎破篮，一手拖棒头，到处苦苦哀求，吃的是冷粥、冷饭，住的是桥洞、山洞，穿的是别人施舍的破夹袄，千补百衲。冬天没有棉被，摘些芦花塞在麻袋里当被盖。到上海时，人瘦得不成人形，躲在杂货店门口的屋檐下，再也不想走了。她哽咽地说：“我永远都忘不掉日本鬼子的轰炸机在头顶嗡嗡作响的声音，真是吓怕了。”

在上海，她在一户姓蒋的东家家做佣人。有一年春节，东家说要回绍兴老家，跟她说绍兴地方很好，他们愿意带她到绍兴玩几天。于是，她高高兴兴跟着他们到了绍兴上虞，一个背靠曹娥江的小乡村。几天过去，一同来的人偷偷回上海了，把她一个人留在村里，二十出头的她，哪里料到，她被骗了，他们把她带到这里，是想让她嫁给村里比她大二十几岁的老实巴交的蒋大伯。

在那个年代，一字不识的一个姑娘，如何回得了上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母亲啊，你在哪里？父亲啊，你救救我！恐惧，绝望，蒋嬷嬷在白天黑夜的颠倒中，不知流了多少泪水。善良的蒋大伯，一直陪在她身边，不会劝也不知如何劝，只是一日三餐把饭盛好，默默地放在她面前。

几天过去了，蒋嬷嬷不再哭闹，她知道，命运已把她嵌定在这个地方，多走出一步都是困难的。她安下心来和蒋大伯过活，只求生活好转，不被别人瞧不起。从此，她再也没有走出过这个地方，上海成了她梦中的大上海，70多年的岁月，她硬生生把一朵飘来的云彩，变成了脚下坚如磐石的土地，她的生命也永远融入到这片土地中。

（二）

蒋嬷嬷刚到村时，因为语言不通，经常招致村里人的笑话。而蒋大伯家在村里也是独姓，没有族人。她孤单孤独，特别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这种思念极有韧性地在她心头缠来绕去，她常常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生出一种沉沉的渴望，渴望见到父母。

曾经听她讲过生小孩的事。连着几天大雪，冷风透过贴着塑料布的窗户，直往房间钻。肚子痛起来了，起床赶紧烧好一锅水，床前放一只木盆，剪刀放床边，肚子越来越痛，她呻吟，哭嚎。妈妈，你在哪儿啊？她喊丈夫，可丈夫也为生计外出奔波去了，在寒冷的长夜里，她孤身一人，在俗语所说的女人临盆就像“鬼门关上跑”的生死中挣扎。凌晨四点多，床前的木盆里半盆血水，小生命降临。此时，她头上的汗水洇湿了枕头，头的上方，有一片灰蒙蒙的颜色，那是窗户外面黑夜的天空，她在这一片灰色中虚弱地睡去，眼角挂泪，也许那个时候，她的魂已回到故乡安吉孝丰，回到她的父母身边。

蒋嬷嬷自从决定留在这个村起，她就像一株自生自长的野草，风吹不倒，霜打不蔫，迎着万物生长的太阳，在这个村里渐渐扎实了根。村里所有的人都认识她，方圆七、八里周围村子的人也大多知道她。要说认识她的原因，可以说出一、二、三、四、五。

记得我上小学时，几乎每学期都有一节忆苦思甜课。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学校总是邀请蒋嬷嬷来给我们讲课，她穿着一件簇新的蓝色斜襟衣服，站在讲台上，苦大仇深地讲述旧社会逃难的故事，讲到最后总是带领我们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喊完后还让我们吃糠麦果。从小学一到五年级，我们每年都听，所以，我们那一代的人都认识她。

听大人们说，因为蒋嬷嬷出生穷苦，经常给孩子们上忆苦思甜课，她成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公社领导就发展她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村里也让她当了妇女主任。于是，认识她的人更多了。

蒋嬷嬷经常在村里做好事。比如，村里那个小孩胳膊脱臼了，大人们都会领着孩子去找她，她会用手法帮助复位。小孩子去时哭哭啼啼，回来又嘻嘻哈哈了。不知道蒋嬷嬷给村里多少孩子复位过。曾经有一位邻居奶奶跟我说，她的儿子胳膊脱臼找蒋嬷嬷，到孙子辈了，还是找蒋嬷嬷。

还有小孩被吓到了，“收惊”也是蒋嬷嬷的一项专利。蒋嬷嬷手拿一碗米，米上放几根小孩的头发，在小孩头顶上左三圈右三圈，口中念念有词，最后一边转着碗一边喊：“XX（孩子的名字），回来哟”，旁边的大人回应一句“回来了”，这样连着呼应三声。据说，这个方法很灵。想想也是，蒋嬷嬷几十年地做下来，应该也有经验了。

尽管蒋嬷嬷在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但大家似乎也不是很尊重她。主要是她平时的一些奇怪的举动。

曾经有好几十年，天蒙蒙亮，蒋嬷嬷就一手提着粪箕，一手拿着木棒，在冷凛的寒风中，穿村道、走大路，扒着猪粪、牛粪，那双长在下陷眼眶里的眼睛，总是紧瞪着猪屁股、牛屁股，一旦发现拉便了，就急忙拿粪箕去接好。有时，她会走上几公里大路。扒满满一粪箕猪粪牛粪回家。似乎我的记忆中，她总是在扒粪，感觉她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

蒋嬷嬷的另一个习惯，就是到处捡破烂。无论天晴天雨，她总是一根扁担、二只蛇皮袋，什么破纸盒、旧瓶子、塑料绳子、泡沫盒子、废铜烂铁、破衣破布等，一个村一个村地去捡。家里家外塞满、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破烂。那捡回来的牛奶盒子的馊味，在炎热的夏天，醺得旁边邻居纷纷指责。

一到冬天，蒋嬷嬷总是两件三件的外套重叠在一起穿，这些衣物几年不变，女儿年年给她买但从没有看她穿过新衣。

也有人讥讽她像个乞丐，给予她白眼，说她总要死在外头，指责她，这么大年纪不知在折腾什么。但蒋嬷嬷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话语，有时会自言自语：“做人，勿偷勿抢，自做自吃，脚骨健，柴米践”。

春天的菠菜，夏天的黄瓜，秋天的红薯，冬天的罗卜，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她总会分东家送西家，路上碰到人，她也会捧上一些。有的人拿了，说声谢谢，也有的人，没有好声色地说，“不要不要”，好像她的东西也不干净似的，每当这时，她都会很尴尬地说，“哦，不要啊，不要啊”。

这个世界如此待她不友好，她却依然友好的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卑微地活着，并非一件卑微的事情。

（三）

蒋嬷嬷共生育二男一女，丈夫在她55岁时去世。女儿很早就嫁到外地了，唯一的孙子在30多岁时死于车祸。小儿子小媳妇也长年外出打工。她一直一个人，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矮平房里。

历经磨难终不改善良的本性，如一条清溪见底曲而不折的小溪，蒋嬷嬷倔强地向百岁行进。

96岁时，她还经常去山上摘茶叶、挖笋。有一次，我在父母家门前的大路上碰到她。母亲上前贴着她的耳朵说：“你今天又去摘茶叶了，中饭有吃过来？”她说：“吃过哉，我带得起咯”。然后柱着拐杖看着我，对我母亲说“侬大囡吧。”我从她背着的一只青布袋里，抓起一把茶叶，一片一片嫩绿的叶子，不大不小很是适中，估计有个五、六斤，母亲说这些青叶子够做一斤多茶叶了。我说：“她自己会做茶叶？”母亲说：“她茶叶做得好来，每年都是她自己去摘自己做，去年去摘茶叶时，走错了一个山岙，走到邻村的龚岙去了，结果到下午三点多才走回家，中饭也没吃，我跟她说，你以后不要跑那么远那么高的山上去了，万一倒掉了没人看见怎么办，她说倒掉了爬起来就是了”。母亲接着说：“她昨天还去山上挖了好多笋，送给我（她向来跟我母亲关系很好），叫我做烤笋。”

去年夏天我回老家时，在一处菜地里看到过她，戴着麦杆帽，很用力地在削白豆地上的草，我走近跟她说：“你不要太辛苦了，快一百岁了，还要下地干活。”她跟我说“我是小时候穷怕了，饿怕了，所以我舍不得粮食浪费，看不得土地荒掉，东西种落起，总有收成咯。”我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给她拍了几张照，录了一段她削地的视频。

回家后，我把视频放给父母看。父亲跟我说了一个事。前几天，蒋嬷嬷挑着一担粪去地头，走路时不小心绊到一块石头，粪担滑落，人往前扑，重重摔倒地上，粪汁溅了一身。她想站起来，试了几次都不行，好长时间匍匐在地上，后来一个干活的村人走过，才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她一边向拉起她的人道谢，一边将粪桶扶起，又走回家将一担粪再次挑到地头。

去年八月份，我回老家时专门到她家里去看她。那天，她正好从地头回来，右手拿着拐杖，左边腋下夹着一小捆毛豆梗，脸上黑乎乎的，我想帮她擦个脸，可搭在脸盆里的一块毛巾，已看不出颜色和花纹，还破了几个洞。我说这毛巾要换了，她说洗洗还可用。然后转身从一只纸板箱的最底层拿出捆绑好的一大叠新毛巾，炫耀似地对我说，新毛巾我有的。看着这一叠毛巾，我忽然有点明白，在别人眼里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抠门，于她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恐惧症”，对食物布匹匮乏的恐惧，是那个苦难的年代惨烈记忆留给她的烙印。我轻轻抽出一条全棉的毛巾，清洗后帮她擦了脸，她那辛苦的面容上立即绽放了菊花，那菊花随着她的笑和不笑有了花瓣一样的波，我总感觉那是岁月的张驰。

最后一次去看她，应该是去年国庆节。那天，她坐在门前的小竹椅上，一个人定定地看着某一处，目光空洞。我走近她，问她近来的身体和生活，她说，“我每天下午三点做晚饭，四点就上床睡觉，凌晨二、三点醒来，然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起床干什么呢，没事干呀，98岁了，还不死，我也没办法，只得活着”。我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我知道，真正的孤独，缘于灵魂的明白和无奈，蒋嬷嬷是孤独的。

想起一句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蒋嬷嬷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很无奈，当然也很简单，很坦然。

尘世间，本无尊卑之分，荣也一生，辱也一生，富也一生，贫也一生。蒋嬷嬷走了，说走就走，没有任何痛苦。她生于冬季，卒于春天。一畦畦菜地上碧绿生长着像花朵一样的青菜，痛失了它们的主人。

从此，一个村有蒋嬷嬷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