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缝纫机

星期天回家，整理物品时看到了塞在楼梯下当柜子用的缝纫机，我一时兴起把它挖了出来，心想，这可是我结婚时的三大嫁妆之一（缝纫机、录音机、自行车），我是1989年元月结婚的，整整三十年，这缝纫机几乎没用过，但现在已是绣迹斑斑。

缝纫机于我而言，代表着缓慢而诗意的生活方式,也曾是我年少时一个五彩的梦。

时间回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贫乏,买什么东西都要票，什么肉票、布票、粮票、煤票。记得一年冬天，母亲拿出全年积攒下来的布票，从供销社棉布店扯来我们四兄妹的布料，提前一个月和裁缝王师母约好，按王师母的排队顺序，她将在春节前的大年二十三来我家做工。于是，我就天天盼。到了那一天，父亲和堂哥从王师母昨天做过的那一家抬来一辆脚踏缝纫机,是蜜蜂牌还是蝴蝶牌，我还真忘了，反正是一种会飞的小昆虫。

因为家里空间小，缝纫机就放在堂前的屋檐下，父亲卸下门板，两头搁在叠起来的长凳上，充当裁剪工作台。王师母在门板上熟练地铺上一层白垫布，像展览似的陆续摆上布料、剪刀、竹尺、软尺、熨斗、三角型的划粉以及五颜六色的线团等。我们四兄妹齐齐地站在门板前，王师母给我们逐个量身，并一一记下尺寸。

王师母在我们家要做三天，我从父母处获知她要在我们家吃六顿饭，三顿午后点心。母亲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她平时再省，这个时候她不敢怠慢。桌上的小菜总会比平时多个一、二碗，记忆中一定会有一碗咸肉磕蛋，就是在一只高脚碗里，放上薄薄的几片咸肉，然后在咸肉上磕上一个鸡蛋。当然这个鸡蛋一般情况下第一天是不吃的，第二天父母会很客气地把这个蛋黄搞破用筷子夹给王师母吃，这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就可以把边上的蛋黄蛋白都吃掉，因为明天，母亲会在这些咸肉上再磕上一个鸡蛋。

伴随着熟练急促的缝纫机踩踏声，一套套已完成的漂亮的新衣新裤陆续在堂屋上晾挂起来，兄妹几个的眼睛射出贼亮的光芒，仿佛顺利地申领到了过年的入场券，静等新年的钟声响起。三天转瞬即逝，王师母大功告成，四兄妹对各自的新衣逐一试穿，似乎都无可挑剔，彼此满心欢喜。离吃晚饭还有一小会儿，王师母用做下的零头布料拼起来为我做了一个小围裙，上面还缝了一个小太阳。

天快黑了，王师母把所有的物件收起，装进自己的布袋里，拾掇完毕，便笑吟吟地瞧着母亲，母亲心领神会，恭恭敬敬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三块六毛钱，双手递给她。王师母接过后，习惯性地说了些感谢的话语。这个时候，明天王师母要上门去做的那户人家俩兄弟来抬缝纫机了，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缝纫机被抬走，落寞和忧伤突然袭击了我脆弱的心灵，我是多么希望王师母在我们家再做几天，多么想留住这样精致温暖的时光。

五、六年后，我不再求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做裁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四个袋的中山装都能一个人独立完成，师傅夸我聪明，父母暗地里为我高兴，总算有了一份吃饭的本领。可最后，我终究没有凭这个本领吃饭，去做了一个代课老师。但好多个做梦的夜晚，我都在梦里踩着缝纫机，五彩的布料在我的手下一片片流过，如同流过我童年一个又一个清脆的日子。

裁缝职业的年代已渐行渐远，如同远去的风景逐渐模糊，不知道这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传统的沦陷？就如此刻，我对着这渐渐生锈的缝纫机发呆，要不要加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