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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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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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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一块荒芜的田地前

前年写过一篇《蒋嬷嬷》,讲的是村里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一生与土地结缘,98岁还天天在地里劳作,直到去世。文章的最后一段这样写着:在五月的最后一天,蒋嬷嬷走了,说走就走,没有任何痛苦。她生于冬季,卒于春天。一畦畦菜地上碧绿生长着像花朵一样的青菜,痛失了它们的主人。

几年过去了,每次回老家走过那块田地,我都会默默停留一下,地里早已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也没有了四季分明的庄稼,有的只是高高低低的野草,洒脱地生长在人不种庄稼的地方。

难道是地里的野草窜进了我的心里?站在这块田地前,突然感觉我的心里也长出了野草,好难受。

这么四方正正的田地,这么肥沃的田地,百岁老人风里雨里、霜里雪里善待过的田地,只要落下种子就能长出果实的田地,怎么就没人来种呢?不种实在可惜啊!

一声叹息,消失在风中,眼前的田地静默着,也许,它也在无声地叹息。

想起了父亲的一亩一分田。

父亲今年87岁,母亲也83岁了,三年前,我们兄妹几个商量好,不让父母再下田种地。当时,父母经不住我们兄妹的轮番劝说,在将一季稻谷收进仓后,决定将一亩多田,交由堂哥去种。

六十多岁的堂哥,人生的很矮小,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勤扒苦做,培养二个儿子读书成才,去了县城生活。堂哥和堂嫂种了六、七亩田,粮食是够吃了,一生勤劳的他,本想接下这块田,后来因为堂嫂突然生病,只能作罢。

看不得田地荒芜,父母亲一商量,自己继续种。

有一张照片,我向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炫耀过,父亲站在绿油油的禾苗田里,左手拿着一只竹编的田篮,右手握着一把正准备撒的化肥,笑咪咪的。这是难得回家的女儿,偶然间给她的外公拍下的。

曾有一个同事说,你父亲笑得好治愈啊,是看到了外孙女开心的吧,我说,不仅仅这个原因,也许脚下绿得发亮的秧苗,也是他开心的一个因素吧。这张照片就是那年照的。

二年前的一天,正是麦子成熟的时候,我双休回家。到了家里,大门紧闭,父母亲不知去了哪里?打电话也一直不接,来到村口大路上张望,碰到前屋大婶,说我父母天蒙蒙亮就骑着三轮车割麦去了。她与我擦身而过时,回头又叮嘱了我:叫他们不要种了,年纪真当大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去麦地吧,自己穿着裙子风衣高跟鞋,如果就这么一付样子,站在躬身劳作的老父老母身边,于心何忍。我掉头回家,给他们准备起中午的饭菜。

这件事后,不让父母再种田的事情,又提上了议事日程。村里有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叫阿松,他从别人手里以200元一亩的租金租下七亩多田,加上自己家的,夫妻俩一年到头打理着十来亩田,父亲叫母亲去问问阿松,我们家的田他要不要种?

阿松说,你们家的田离村近,土质也好,而且灌水运输都方便,是可以种的。但他的话又一转,可惜,现在种田真当没花头,还是外出做小工实惠。

母亲回家跟父亲说,阿松不想种。父亲坐在门口桂花树下,沉默,一头白发白得发亮,没有一根黑的。

父母亲确实老了,他们其实心里也清楚。父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说,身体确实一年不如一年了,现在走路走不快,人想上前脚跟不上了。还有,在河埠头蹲得时间长了就起不来。

但要父亲和母亲放弃这一块相伴了四十年的田,确实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在这块田里春播夏割、夏种秋收,汗水伴着希望,一年又一年,对田地的那份感情已深入骨髓。

这一下父亲倒过来跟我们兄妹几个商量了,说他们再种一年。但保证不再自己种、自己割,所有的力气活都雇人来做。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又做了这块田地一年的主人。因为金黄饱满的稻穗,父亲和母亲神采飞扬。

但有一次,母亲跟我抱怨,说现在种田成本也高的。我问她要多少?

父亲慢悠悠地算给我听:种子50元一斤,买了1斤半(撒种子的时候需一斤半,种的时候大概一斤);请人种田200元,拖拉机耕田100元,肥料和农药成本200元,打水20元,收割100元,我心算了一下,大概需700元左右。

我又问,那正常年份,一亩田能产多少斤谷子,如果都卖掉,能有多少收入?母亲说,现在都种单季杂交水稻,一亩田大概能产1200斤左右,湿谷一元钱1斤,一亩田差不多1200元左右。

这等于说,稻子从撒下去到成熟收割之时,几个月时间的除草、施肥、放水、看护等人力成本,也就是500元钱。

难怪阿松说,还是做小工实惠。现在农村做一天小工,150到200元之间,高得还有250元。种一亩田挣的钱,人家做几天小工就换来了。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心里长得不是野草,是荒凉。看着一块块曾经长过饱满庄稼的田地里,忽地长满了野草,总是叫人感到突如其来的荒凉,曾经变成了虚无。

如今,村里大多数田地,都是中老年人在种。村里的年轻人,要么外出读书,要么读书后留在城里工作,要么外出做生意或打工。一批一批的年轻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庄,离开了田地,在大大小小的城里镇里买了房安了家,过上了与乡村不一样的生活。

也许这种生活都是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拼尽全力,为我们为他们所创造的,也是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因为父母们在田里吃了太多的苦,不希望子女们像他们一样,把自己漫长的一生交给几块田地。

但父母们总归要老去,陆陆续续,种不动田地了。就如我的父亲母亲,无奈地接受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实,今年春节后,把一亩一分田,以500元一亩的价格,租给了田地旁边的一家养猪场,父亲母亲终究成了这块田地的过客。

清晨或黄昏,父亲会习惯性地往那块田走去,看了又看,不言不语,听父亲说,田里原先疯长的野草,前几天打了除草剂后,地面上已空空荡荡,想必父亲的心里也空空荡荡的。

父亲和母亲又老去了一些,属于我们孝敬的时间又少了一些。星期天,我和嫂子一起回老家看望他们。走在看不到年轻人的村子里,嫂子对我说,三、四十年后,村庄将无人居住。

如果村庄都无人居住,那我们的田地呢?最后由谁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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