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婆”郭雪聪

在浙江嵊州太平乡石砩村，如果你去向上了年纪的人打听“郭雪聪”，他们马上会说：“噢，是姑婆啊”，因郭雪聪在那一带非常有名，加上她辈份较大，乐善好施，仗义当责，一生传奇，人们口口相传至今，所以“姑婆郭雪聪”是当地很多人听说过的一个人。

我对郭雪聪的好奇，来自于“美人弄卷烟厂首任党支部书记”、“三北游击司令部军需材料股股长”等字眼，听说她去采购材料时，腰里一圈都绑着黄灿灿的金条，外面穿着斜襟蓝大褂，完全是一个村妇，曾有人出资5000大洋捉拿她。还听说，北撤时她因为有孕在身，留守后方开展地下工作。去山东后，任新四军一纵队后方留守处妇女队队长，我很好奇，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非常有幸，看到了郭雪聪家人提供的很多珍贵文稿，有汪之行代写的郭雪聪自传性质的文章《回忆我参加革命始因》，有嵊县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同志，多次采访郭雪聪后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有郭雪聪丈夫魏善成写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发展概况》一文；有袁凤娣写给郭雪聪的信，她是四明山时期郭雪聪的小通迅员；有刘决时的回忆，他是魏善成的警卫员，是他从山东过来负责把留守的郭雪聪带到山东的；还有卫生员竹涛的回忆，是她在敌机的盘旋轰鸣声中，摸黑把郭雪聪的女儿接生出来的。

这些保留下来的真实而又丰富的材料，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写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让大家知道，她是如何从一个贫苦女孩、受虐待的小媳妇、受压迫受欺凌的女工、一路逃难的难民，寺庙烧火的短工，成长为杰出的共产党员、无畏的革命战士、令人敬仰的巾帼英雄。正如她的女儿魏鲁波说，“我妈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的惊险，不比现在热播的谍战剧逊色。”

我时常想，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其实是极不易保持善良的。她们遭受的屈辱多，她们自身的负担重。在被伤害之后，易滋生出火焰一样的报复。但就有这样的女人，历经磨难而终不改善良的本性，她们像明矾一样，使浑浊的世界变得澄清。郭雪聪就是这样的人。

（一）

郭雪聪，嵊县（今嵊州市）长乐镇太平乡石砩村人。1913年11月出生于原本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人称老四先生，为人耿直，同情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就分文不收，还免费送药，甚得乡邻称赞。母亲是父亲第一任妻子去世后续弦的，一个贫农女儿，勤劳朴素，安分守己，乐于助人，甚是贤惠。

郭雪聪的母亲只生了郭雪聪一个小孩，她上面有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父亲的关爱下，8岁至12岁，她在乡间小学读了五年书。但好景不长，家乡连遭严重水灾旱灾，田地先是冲毁后是荒芜，家道渐渐中落，所谓的大户人家成了徒有其名，从此就主要靠父亲行医度日。

家穷了，郭雪聪也停了学，养蚕、摘茶、打草帽，哪个赚钱就做哪个。她心灵手巧，做事认真，动作敏捷，16岁就被人请去做打草帽的老师，赚来的钱让家里的哥哥姐姐不敢小看。

尽管郭雪聪起早摸黑地做，家里的日子还是不好过。16岁下半年，媒人来说亲，母亲作主，把她嫁给了邻村一户贫农家的儿子。郭雪聪对父母包办婚姻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在那个充满封建礼教的社会，一个农村女孩到哪里去反抗呢？

郭雪聪夫家靠租种两亩地过活，青黄不接时就靠借高利贷籴粮度日。每到年底地主上门逼债，就靠典当、变卖衣物来偿还。在包办婚姻的枷锁下，婆家纯粹把郭雪聪当成一个会说话的工具，郭雪聪起早摸黑地做，默默无闻地干，但稍不如意就遭到公婆的谩骂，真是有理无处诉，有苦无处说。

丈夫好吃懒做，做人还不规矩，这真的伤透了郭雪聪的心。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冰雪聪明的郭雪聪，和丈夫不吵不闹，新婚之夜，倔强的她，就没让丈夫同房，他上床，郭雪聪就拿着被子睡到地上。丈夫因为有小辫子在她手里，也硬不起来，他们俩心照不宣，默默地过着名义夫妻的生活。

公婆看郭雪聪几年没有生育，鸡死了、猪瘟了，就指桑骂槐，骂她是晦气星，郭雪聪忍气吞声过日子，她受尽了折磨，一心想离开这个家。郭雪聪二十一岁那年，婆家越来越穷，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了，丈夫为了生计，去了国民党部队做厨师。郭雪聪借口减轻婆家负担，决定投奔在杭州蚕桑中学工作的大哥郭树勳。

1933年的春天，郭雪聪像笼里的小鸟飞到天空一样，兴高彩烈地来到了杭州体育场路的蚕桑中学，摸到了大哥家。大嫂是大哥前妻去世后再娶的老婆，听说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在家也就天天搓搓麻将，郭雪聪从没见过。大嫂看着郭雪聪这副寒酸相，得知她是郭树勳的妹妹，嘴巴马上就厥起来了，夫妻俩耳朵一咬，对郭雪聪提出：一、对外不准讲是兄妹关系；二、到蚕桑中学养蚕，读书不可能，过段时间再说。

满怀希望而来的郭雪聪，浑身都凉了，好在大哥没把门关死，没有马上赶她回去。她想，让自己留下来就还有一线希望，至于嫂嫂的白眼，就像对待婆婆一样忍着吧。

在大哥家，其它苦郭雪聪都忍着，难的是吃不饱。大哥大嫂吃的是包饭，两个人每顿一客半，郭雪聪来了也不增加，三个人还是一客半，她吃不饱，又不敢说。饿得厉害时，就用多下来的一点路费去买一块烧饼充充饥。过了没几天，嫂嫂干脆把家佣阿姨辞掉了，家里的活都让她做，她想，吃哥嫂的饭，做点事也是应该的，郭雪聪一点也没有计较。

大哥家隔壁有个徐师母，是蚕桑中学一位教员的妻子，她自己原是萧山丝厂工人。一天，她对郭雪聪说，萧山丝厂正在招工，你的嫂嫂这般难弄，我看你饿得面黄肌瘦，怪可怜的，还是叫大哥帮帮忙，让你到丝厂做工吧。能够不靠哥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当然很好，于是，郭雪聪向哥嫂提出要求。哥哥不反对，亲自陪郭雪聪到萧山丝厂。

丝厂老板认识郭树勳，一眼看出郭雪聪和他是兄妹关系，所以一再说做工太苦，不能让郭先生妹妹在丝厂吃苦等理由，婉言拒绝了。大哥碰了个软钉子，只好领着她回家，这一来大嫂的态度更坏了。郭雪聪很苦闷，一心想回老家，可是路费都已充饥花光了，又不敢向哥嫂要路费，真是进退两难啊，漫漫长夜，郭雪聪一直睁着眼无法入睡，自己的路到底在哪里？

就在郭雪聪留、走两难时，在杭州笕桥机场高炮营当营长的郭孝瑞来到大哥家，郭孝瑞是郭雪聪二伯伯的孙子，比郭雪聪小一辈。他见到郭雪聪很亲热，询问郭雪聪的生活情况。处在困境中的郭雪聪，得到如此温暖，也就毫不保留地讲了自己的遭遇。郭孝瑞很同情郭雪聪，但无法为她在杭州找到生活出路，于是给了她一些回家的路费。

郭雪聪扳着指头算算，在大哥家已待了半年，她对哥嫂谎称母亲有病，要回嵊县去。大哥于心有愧，就关照郭雪聪，回家不要多说，只讲是蚕桑中学不招生、不招工就行了。人情就是这样虚伪和淡薄，郭雪聪像大海中的一片落叶，又漂回了老家。

（二）

郭雪聪回嵊县老家后，正巧碰到在上海纱厂做工的同乡，得知上海纱厂在招工，郭雪聪心一横，跟着同乡到了上海。找到纱厂的包饭老板钱老板，原来钱老板是嵊县长乐人，离郭雪聪家只有五里路， 钱老板在老家时曾烂过脚，家穷医不起，是郭雪聪父亲，用药把他治好的，一分钱没收他。钱老板得知她是老四先生的女儿，马上介绍她到杨树浦一家日本人办的同兴纱厂做工。

刚进同兴纱厂做工，因为是新人，郭雪聪做的是检查布匹有没有坏的轻松活，每月工资6元，但每月交给包饭老板的钱就要7元，等于说，每月做到头，还要倒欠一元钱，好在钱老板是同乡，没有向郭雪聪索要那一元钱。

在工厂，日本人经常调戏女工，有一次，郭雪聪亲眼目睹了日本人调戏一个有身孕的女工，对女工进行惨无人道的暴行，郭雪聪受到很大的刺激，她想，宁愿饿死，也不要给日本人干活了。她恳求钱老板，另外给她介绍工作。于是，她离开同兴纱厂，到了中国人办的永安纱厂做工，因为工人罢工，她只做了三个月，工厂停办了。

郭雪聪又得另找工作。经人介绍，她到一家中国人办的华达呢工厂做工，工资稍高些，但工作又苦又累，大概由于织呢技术不熟练，有一次断了一根线，废了一段布，被拿摩瘟（工头）发现了，郭雪聪马上又被开除了。从此郭雪聪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日本老板和中国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是一样的。

又失业了。没办法，郭雪聪只得再去求钱老板。钱老板见郭雪聪像老四先生一样，为人正直，很讲义气，也肯吃苦，于是也尽力帮忙 ，又介绍她到中国人办的恒丰纱厂去做工。

恒丰纱厂工资不高，做一天只有五角钱，而且工厂里的拿摩瘟和抄身婆，对工人很残酷。工人下班，无论男工、女工都要被抄身，看看有没有偷工厂的纱和布，连女工的裤裆也要抄，女工来月经了也不放过，女工们无不恨之入骨。

恒丰纱厂管门的人称红头阿三，印度人，对女工很凶。女工们为了多赚钱，怀孕了也不肯请假，往往做到生产为止。一天，一个怀孕女工肚子痛，突然羊水破了，想回家生已经来不及，小孩头都出来了，旁边几个女工有的上去扶住她，有的叫黄包车。不巧，被红头阿三看到了，硬是把已经生出半个小孩的产妇，拖到工厂大门外，还直骂帮忙的几个女工，说是今年厂里生意若是不好，就要同她们算帐。当天晚上，那位产妇和孩子都死了。

这真是惨无人道的社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一天，工人们偷偷地传着什么东西，看样子很神秘，有个男工过来塞给郭雪聪一张纸，郭雪聪当时见识不多，但十分自爱，生怕这条子写的是男女关系的事，看都没看就丢了，后来才知道，这纸条是串联罢工的传单。

工人们罢工了。趁天黑拿摩瘟快下班时，工人们一轰而上，把一桶生了蛆的大便，倒在拿摩瘟头上，在车间用纱绽砸他们的脑袋，打得他们鼻青眼肿，那些拿摩瘟纷纷往机器下面躲。工人们关掉机器 ，一直闹到工厂老板请来警察镇压，开除了好些工人，罢工才被迫停止。但老板也不得不加了点工资给工人。

郭雪聪看到这一切，心中好不痛快，虽然不算是很大的胜利，但经过斗争，为受压迫受欺凌的人出了气，也迫使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有所改变，这使她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资本家、日本佬及他们的走狗们，才会不得不老实点。

就这样，从1933年10月到1937年7月，郭雪聪在上海先后到“同兴”、“申新”、“永安”、“恒丰”四个厂当过纺织女工。表面上看，她似乎冲出了包办婚姻的家庭，达到了独立谋生的愿望，但实际上却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四年做下来，还是身无分文，郭雪聪觉得无颜回家。她也不再多想，只要能自立、能活下去就行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八.一三”战争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像疯狗一样打进了上海，工厂停工了、工人逃难了。8月14日，郭雪聪带了几件衣服和一只破藤篮，跟着大家逃到虹口，但虹口已被日本人占领，不准任何人通过。有十几个妇女冒死冲过去，被日本人抓回来，剥掉衣服，割掉乳头示众，那情景惨不忍睹。郭雪聪连忙转身逃到大世界，日本人的炸弹又丢下来了，她被炸昏了过去，等她醒来，身边的人大都被炸死了。她爬来起就逃，逃到火车站，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大家爬上火车。谁知火车开到半路，也被炸掉了，郭雪聪命大，坐在后面，没有被炸死，她连忙下火车，到难民所又闷又饿过了一夜。第二天，她随人流从水路逃到杭州，总算捡着一条性命惊魂不定地回到了嵊县。

（三）

历尽艰险回到了家乡，郭雪聪却走投无路。回娘家吗？郭雪聪在上海做工期间，父亲已经病故了，家里生活更苦，而且在旧的传统观念里，嫁出去的女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里还有回娘家生活的道理。回婆家吗？不仅因为与丈夫没有感情，还因为郭雪聪去上海四年，没有分文寄回，连音讯也不通，现在两手空空地回到婆家，那只会倍受歧视。

郭雪聪感到自己好像被扣在一口黑锅之下，一片漆黑，东碰西撞，连一条可以逃生的缝也找不着。正当她进退两难身处绝境之际，侥幸得到一个有点亲戚关系的尼姑推荐，到邻县新昌的大佛寺烧饭帮厨，为了活下去，哪怕出家做尼姑，也只好去啊。从此，新昌大佛寺成了郭雪聪的栖身之所。

新昌大佛寺在大山之中，寺很大，冷冷清清。郭雪聪的工作除了烧饭、洗菜、洗碗，还要很早起来，在阴森森的寺院里敲木鱼，扫庭院。已经习惯上海纱厂闹轰轰的环境做工的郭雪聪，突然到了深山冷寺过与世隔绝的日子，郭雪聪感到像在上海吃炸弹时候一样的恐慌，整个人时不时会突然发抖。

她常常坐在灶前目光呆呆地看着火光，短一声长一声地叹气，自己的命为什么这么苦？晚上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到自己有家难归，不觉潸然泪下，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她真的不甘心，不甘心在这个深山冷寺过一辈子啊。

就在郭雪聪到大佛寺的第三天，杭州蚕桑中学师生也逃难到这里来了。男男女女青年学生的到来，一下子使空荡荡的寺院热闹起来。人情淡薄的大哥郭树勳，早已不在蚕桑中学了，素不相识的学生却很关心郭雪聪。

其中有两个女学生，看着郭雪聪不像是出家的尼姑，经过几次接触攀谈，了解了她的苦难遭遇，非常同情她。知道她是上海逃难回来的工人，小时候读过五年书，有点文化知识，就动员和鼓励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不应在寺院里，应该抗战去！”郭雪聪亲眼见过日本鬼子的暴行，早就恨透了日本鬼子，可是，怎么去抗战呢？那两个学生对她说：“你先回到娘家去等着，过两天就有流动宣传队到嵊县来，有人会来找你，会让你参加抗日的。”

郭雪聪看出这两个学生不是说着玩的，她相信她们，就毅然离开这阴森森的大寺院，回到了石砩村的娘家，等着流动宣传队的到来，等着来找她的人。这年，郭雪聪虚岁二十五了，浑浑沌沌地过了这么多年的苦难生活，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就是她人生的大转折点。

（四）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我党的正确主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新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郭雪聪的家乡嵊县，各界联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形势非常好。

1937年的九、十月间，县里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来到太平乡石砩村，找郭雪聪的人真的来了，一看啊，原来是前娘的内侄女吴再琴，郭雪聪高兴极了。吴再琴告诉郭雪聪，宣传队里有好几个是上海逃难回来的失业工人，大家都像姐妹一样的。

吴再琴让郭雪聪先到宣传队烧饭、打杂，她对郭雪聪说：“在大佛寺烧饭是为迷信，在宣传队烧饭是为抗日，意义是不同的。”这道理郭雪聪懂，于是，她高高兴兴地到宣传队烧饭去了。当晚，郭雪聪观看了宣传队的演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曲凄凉悲壮的“九.一八”，听得郭雪聪落下了眼泪，握紧了拳头。

宣传队的演出，给郭雪聪的抗日决心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她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她就默默唱着“九.一八”，跟着流动宣传队到各村去宣传了。宣传队的工作很多，除口头宣传外，还要演戏、出壁报、贴标语、募捐筹款、慰劳过往的抗战将士、帮助伤兵洗血衣、代写书信等等，人手不够，郭雪聪是当地人，不仅事事带头，还动员她的同学、邻居和隔壁村的女孩来参加，在郭雪聪的动员下，宣传队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人。女孩们在一起，嘻嘻哈哈，心情舒畅，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把抗日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1938年春节前后，县里的抗日政工队来到太平乡石砩村，开办了妇女识字班和民众夜校。郭雪聪更为积极，她帮助发动，一下子就组织起二十多个妇女参加识字班。在识字班里，她们一面学文化，一面接受抗日救国的道理。

有一次政工队长袁于田亲自来给妇女识字班上政治课。他生动地讲解中国妇女是怎样受欺凌的，资本家是怎样压迫工人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这些道理都讲到了郭雪聪的心里，一听就理解了。在讨论的时候，郭雪聪大胆地站起来，把自己包办婚姻的不幸，上海纱厂女工们受日本老板和资本家残酷剥削、侮辱欺凌的事实，日本人侵占上海的罪行和亲身经历，联系袁队长讲得道理，桩桩件件，讲得生动具体，讲到伤心处，她痛哭流涕，识字班的妇女们受她感染也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样的学习，使郭雪聪真正明白，弄得她走投无路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受这三座大山压迫的不只是她一个人，而是所有穷苦人。要想推翻这三座大山的压廹，就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思想觉悟的提高，使郭雪聪的抗战热情更高了，她什么事都干，样样干在前，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力，积郁在心头多年的徬徨和苦闷一扫而空。党组织把她列入了重点培养对象。1938年3月，郭雪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党叫我到哪里就到哪里，愿意把一切献给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从此，郭雪聪像一只离群的孤雁，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五）

1938年八、九月间，太平乡成立了抗日妇女队，郭雪聪任队长。一天，郭雪聪接到一个任务，要做1400双布鞋支援前线。这是个没有报酬的任务，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郭雪聪先把骨干分子积极动员起来，然后分头深入，挨家挨户地去进行宣传、动员、落实。在郭雪聪的示范带领下，大家起早摸黑地做，有时做到半夜鸡叫头遍了，才停下手中的活，眯上两、三个小时。每个人手上都磨起血泡、留下深深的勒痕，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将1400双千针万线纳出来的布鞋，送到前线。

这期间郭雪聪服从组织安排，去西京小学烧饭。西京小学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学校的另一名女教师也是共产党员，这位女教师有空就帮助郭雪聪补习文化知识，一段时间后，郭雪聪能教学生最简单的课，她们俩以学校作为掩护，一有空就以家访为名，深入群众，宣传抗日，启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9年上半年，组织上把郭雪聪调回太平乡做妇女工作，筹办成立“太平妇女合作社”。争取在乡公所的支持下，独立开展工作。合作社仍以原来的妇女队为基础，特意让有点来头的乡长太太当挂名的社长，郭雪聪任副社长，合作社社员有二百多人，每人交费三角。合作社开设商店，看似一个合法的经济组织，其实是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郭雪聪任合作商店经理。

太平妇女合作社，是妇女们的娘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太平乡一带的妇女地位有所改善，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还有很多妇女被禁锢在家庭，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妇女们有冤屈就来合作社找郭雪聪，郭雪聪成了当地妇女们的主心骨，她在当地妇女中的地位更高了，同时，她的工作也更忙了。

1939年7月的一天，在石砩村郭雪聪母亲家的楼上举行会议，中共嵊县妇女委员会成立，郭雪聪担任县妇委会书记。

郭雪聪担任了领导，工作越来越忙。可是她不伦不类的家庭，像一根无形的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不是真正的丈夫，偏偏是正式的丈夫；不像自己的婆家，又非承认是婆家不可。这让她非常不安，郭雪聪思来想去，终于向组织提出要求，让她脱离家庭干革命。

组织上完全支持，但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建议郭雪聪妥善处理好事情。郭雪聪以非凡的胆魄和格局，非常圆满地处理好了这件事，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丈夫和公婆也感激她。

少了家庭的羁绊，郭雪聪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她不仅肯干，也好学，为了学做买卖，拜人为师，学打算盘、学记帐，早上学，晚上练，边学边用，一段时间下来，别人都夸她，把商店的帐目做得清清楚楚。1939年炎炎夏日，宁波中学的师生为逃避战乱，学校迁移到嵊县太平乡，大部份学生在石砩村的刘家祠堂和郭家祠堂上课，很多学生到合作社的商店买东西。

当时，商店除经营日常小百货外，也出售书籍，如《家》、《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还出售钢笔、蓝墨水等。郭雪聪和另一位店员，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些进步书籍隔在这些公开出售的书籍中，塞给青年学生，如《论持久战》、《青年运动方向》等，怕被国民党发现，这些进步书籍的进货和交易都是私下里进行的。

青年学生如饥似渴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鼓舞了郭雪聪，她有空就看这些进步书籍，在和青年学生的聊天中，渐渐看清了眼前的抗战形势。国共两党为了抗日虽然出现了第二次合作的局面，但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利用各种手段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揭露国民党投降派的真面目，郭雪聪白天在商店上班，晚上经常和同伴去各村发传单，“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还散发了党的“七七宣言”，宣传党的抗日纲领。传单有的插在门上，有的塞进门里，连乡保长家都不放过。有时候，为了转移外人视线，故意在自己商店门上也插上传单。

合作商店出售进步书籍的事，引起了宁波中学一个教师的注意，原来他是国民党党员，他当面对郭雪聪说：“郭雪聪，你抗日可别过分，当心被共产党利用了”。郭雪聪装作无所谓地回答：“我不懂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知道日本人打到中国来是不对的。”

太平乡妇女工作搞得这么好，宁绍特委妇委会和嵊县妇委会作出决定，要郭雪聪帮助其它乡也能成立妇女合作社。1940年1月份，郭雪聪先去开元乡帮助成立妇女合作社，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团结广大妇女，发展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开展庆“三八”大型纪念活动，郭雪聪的工作得到了宁绍特委书记杨思一的表扬。

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情，还是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特别是在当地已经赫赫有名的郭雪聪，被反动派盯上了。反动军官来了，伪县长来了，形势越来越紧张，区委根据上级下达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郭雪聪调离了妇女合作社，重新考虑她的去向。

（六）

1941年10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郭雪聪到上虞工作。因郭雪聪曾在长乐当地的东山义记手工烟社做过卷烟工，熟稔手工制烟的技术。调到上虞后，她先去了我党设在余姚黄家埠韩厦小学内的浙东卷烟公司，学习制烟技术和管理，在那里学习了2个月。

当时，根据省委精神，县工委要求一些还没有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共产党员，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为配合三北游击区工作，组织上决定在小越大山下村，设立一个秘密情报站，考虑到售香烟流动性大、易夹带情报的特点，决定开办卷烟厂，出售“美人牌”香烟。

1941年12月，郭雪聪被组织派到小越大山下，对外，她是美人弄1号烟厂的经理，对内其实是烟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在烟厂开张后的第一次临时党支部会议上，轻声跟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烟厂已经开张了，从今往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虽然听不到枪声和炮声，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要时刻警惕。”

期间，她积极争取进步群众，掩护过往同志，开展情报传送工作，与敌伪玩斗智斗勇。一天，三北游击司令部急需要一份日军在百官的兵力火力配置图，这图是昨天刚刚由百官的情报员送来的，现在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余姚黄家埠的十六户头情报站，再由该情报站送到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于百官情报员送来的情报是用密写方式绘制在一本书上的，如果按原状送，体积太大，很难藏匿。

从小越大山下去黄家埠十六户头，要经过日伪军三道哨卡，尤其是五夫哨卡，由日军亲自在卡口检查过往行人。万一搜查时被敌人发现，送信者牺牲事小，而藏匿的情报无法送抵三北游击司令部，后果更不堪设想。郭雪聪按照以往的经验，安排烟厂姐妹们，将这份兵力火力配置图，分段剪下，一张张用米汤水绘制在香烟纸上，然后，按正常的卷烟方法，将烟丝卷入绘有兵力火力配置图的香烟纸。

正当烟厂姐妹们关起门来，在后院用很细的钢笔笔尖，蘸着米汤水，用绿豆般大小的字，在香烟纸上书写时，外面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开门，开门！他妈的，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姐妹们沉着冷静，一方面把所有物品收拾干净，包成一个纸包，由其中一人拿了往后门冲出去，其它人听从郭雪聪的吩咐，快速跑到前面卷烟场，像平常一样坐下工作。郭雪聪从容地打开门，进来的是七、八个腰上斜挎着枪的伪军，她一边向伪军分发香烟，一边说，我是这里的经理，你们苟队长对我很照顾的，话里软中藏硬，巧妙化解了危机。

这样惊险的场景不止一次。最后，兵力火力配置图准时送到了黄家埠十六户头，很好地配合三北游击司令部开展武装斗争。作为卷烟公司的经理，郭雪聪不断地在斗争中成长。作为一名烟厂党支部书记，她积极进行党员考察发展工作。美人弄1号卷烟厂房东赵煦照的入党，就是由郭雪聪向组织提议并由郭雪聪负责考察的。

1942年2月，受组织派迁，郭雪聪到生产《黑人》牌、《元宝》牌香烟的韩厦公司工作。当时，郭雪聪主要以跑街售烟为掩护，传送情报。郭雪聪销售香烟的地点，主要是在五车堰、五夫、松厦，也到过下盖山。

跑街期间，发生了很多令郭雪聪记忆深刻的事。大约是在1942的三、四月间，郭雪聪从韩厦出发，到五车堰去卖烟，半路上碰到伪军搜查，她泰然自若、沉着应对，把烟盒里的烟和钱都送给了他们， 机智地躲过了他们的搜查，藏在腰上的情报纸条最后顺利送到了目的地，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

有一次去送情报，正是田野里草子开花的季节，在离五车堰约一里地的路边，有一个用草子盖着的人头，旁边胆大的人正拿开草子看，郭雪聪头也不回快步走过。到五车堰街头，又看到一个人头挂在路边的高墙上，人头还戴着眼镜，一些百姓带着恐惧紧张的表情小声议论着，郭雪聪蹲下身子，假装掸掸鞋面上的灰尘，其实是悄悄摸了一下放在鞋垫下的情报。那个时候，一片白色恐怖，没有坚定信念人，确实会被吓倒的。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一天，有几位领导在松厦开会，在五车堰以卷香烟作为掩护的松厦区委书记赵平同志，交给郭雪聪一个任务，让她送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到松厦。第二天天一亮，郭雪聪从韩厦出发，路过临山，正好有敌军刚到临山，城里乱轰轰一片，郭雪聪趁机平安过去。

回来时敌人布防已经很严了，这时天也快黑了，郭雪聪只想快快回家，她刚骗过第一道敌军岗哨，又碰到第二道敌军岗哨，敌军说什么也不放郭雪聪过去，搜查盘问了很久，郭雪聪就可怜巴巴地说，家里有小孩，要赶回去喂奶。好不容易骗过第二道岗哨，得知前面还有岗哨，郭雪聪就绕山路走，此时，夜幕完全降临，她急急行走，翻过一个野兽出没的乱坟岗，于晚上十一点多回到五车堰。

赵平同志听了郭雪聪的一路的经过，在表扬她胆大机智的同时，带着嗔怪的语气说：多危险！怎么能说有小孩要吃奶呢？万一真要你挤一下奶，那不就出问题了。赵平同志刚说完，她们俩都哈哈大笑了。

郭雪聪在韩厦公司工作了7个月，1942年8月底，郭雪聪调往在余姚的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军需处工作，正式入伍。

（七）

郭雪聪到了三北游击司令部军需处，因为有在太平乡妇女合作社商店工作的经商经验，加上会打算盘会记帐，人又勤快又肯干，深得领导们的信任。

1943年2月，浙东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供给部。供给部下设材料股、军械股、被服股、会计股、粮秣股，后又增设军工股。郭雪陪先任材料股副股长，不久任材料股股长。材料股专为兵工、被服、印刷、医院等后勤单位，采购生产原材料，共有八、九个后勤生产单位，总计职工千名左右。

郭雪聪自从脱离家庭后，一直单身。1943年，经三北游击司令部领导的介绍，她与供给部部长魏善成结婚，两张行军床一拼，郭雪聪又有了新的家庭。

魏善成是江西安远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丧父，8岁母亲病故，由叔父抚养。1929年1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到达孔田圩，魏善成奉命侦察安远、信丰、定南交界一带的敌情，获得国民党调集军队准备合击红四军的情报，为红四军安全转移作出了贡献。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农民赤卫队队长、红军四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1943年1月，魏善成到达浙东四明山，和他一起来的有四、五十人，来四明山前，他们在军政治部进行了短期培训，临行前一晚，代军长陈毅等军部首长还请他们吃了饭。

郭雪聪和魏善成，是相爱的夫妻，也是革命的伴侣。从此，郭雪聪在爱人的领导和帮助下，工作更加认真，她当选为三北游击司令部组织委员。夫妻俩廉洁奉公，一个是供给部部长、一个是供给部材料股股长，手头掌握着大量的物资，但他们公私分明，从来不拿公家的一分一毫，还带头节俭。魏善成抽烟厉害，用的火柴比较多，他就让警卫员点上香，要抽烟时就用香火，以节省火柴。

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战斗的日益频繁，材料股的采购任务很重。1943年浙东第二次自卫战争时期，敌伪顽三股势力联合，对新生的四明山根据地实现严密封锁，战争很残酷。郭雪聪没日没夜地工作，她一边要采购紧缺物资，一边又要保存好采购来的物资，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陪上了。后来，郭雪聪又担任了织布厂厂长，任务更加繁重，组织上为此专门给郭雪聪配备了一名小通讯员，叫袁凤娣。

郭雪聪说是部队人员，但她平时穿得跟当地老百姓一样。四明山冬天特别冷，部队对棉被、棉衣需求大。每当棉花季节，郭雪聪经出外出采购，一天不知要走多少山路。郭雪聪对外地来做生意的商人，总是热情相待，无论生意是否成功。一次，一个外省来的做棉纱生意的人，坐车涉水再走路，到杜徐村时已是半夜二点多，郭雪聪烧好热水，亲自将洗脚盆端到他前面，让他泡泡脚，商人非常感激，称郭雪陪像菩萨一样。还有一个做硫磺生意的人，从四明山回去时，被敌人盯住后将他抓了起来，这个商人死死咬住说自己是来四明山走亲的，严刑拷打下，也没有供出郭雪聪。

一次，情报人员得到一个消息，敌人要来进犯陆埠区杜徐村。郭雪聪负责的几个仓库的物资，急需要隐藏起来。当地群众立即行动，男女老少一起上，一夜间就把上万斤棉花、二千多匹布、几千枚银元，还有大批棉衣、鞋袜、硫磺、火硝等物资，统统用肩挑、背负运上深山密林，安全地隐藏起来。郭雪聪还想出一个办法，将机密旗号等重要物品，巧妙地放置在一口草包棺材里，再用许多口草包棺材翻新，作为掩护迷惑敌人。

敌人进行了经七、八次大搜查，搜遍杜徐村周围的每个山头、深沟，一无所获。他们贴出告示，悬赏伍千元大洋，要缉拿郭雪聪，而那时候，郭雪聪一直转辗在深山密林里保护物资，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郭雪聪本人安然无恙，还将全部军用物资保存下来。

1944年2月间，浙东游击纵队党政军机关，因工作需要，从四明山向三北转移。郭雪聪也随队转移，通讯员袁凤娣留在杜徐岙，继续担负维护处理供给部物资材料任务。当时，游击队中有一个从前方调来的人，被顽固军抓住，他经不起敌人的酷刑，供出了一些情况并告诉敌人，要发洋财到杜徐岙找郭雪聪去。

大量敌人就赶到了杜徐岙，通讯员袁凤娣和还有一个叫徐卫萍的同志，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俩进行严刑拷打，强逼口供，她们俩坚贞不屈，死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百姓，敌人无可奈何，后来她们俩由亲属出面，保释回家。

郭雪聪一直忘不了四明山人民的恩情，“我郭雪聪的命是四明山人民给的”，她在无数个场合、无数次谈话中，提到四明山老百姓如何保护她脱险的故事，那种军民鱼水深情，令我们今天的人都闻之动容。

（八）

1944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郭雪聪和魏善成的第一个儿子，在余姚陆埠区的杜徐岙出生了。但此时的郭雪聪夫妇哪有时间和精力带小孩呢？郭雪聪托人带信给嫁到甘霖东陈乡石道地的姐姐郭文聪，让她来抱走小孩，代为抚养。郭文聪接到口信后，当即带了一个奶妈，赶往余姚杜徐岙，把小孩抱走，因为不敢走大路，她们翻过许多山头，走了好几天，才回到嵊县石道地的家里。郭文聪的丈夫常年在外谋生，先后在“航空委员会”、“塘沽新港工程局”等单位做英文翻译，两人没有子女。这个小孩对外就说是抱养来的儿子。解放后，郭文聪丈夫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再没有音信。

1945年9月底，按照中央精神，浙东部队北撤。当时，郭雪聪正怀着第二个儿子，不方便长途行军。郭雪聪就留守后方，她东躲西藏，在嵊县地下党掩护下，回老家生小孩。1946年6月，孩子出生，当地的乡亲很好，都送来榨面给她吃。小孩满月后，郭雪聪要去山东追随部队，她将儿子托给当地一户鞋匠家，鞋匠家虽穷，但待小孩视于己出，每天都给小孩买一块鸡蛋糕吃，自己舍不得吃，说共产党的孩子不能亏待。解放了，郭雪聪夫妇去接儿子回家，儿子是又哭又闹，不肯离开养父母。

郭雪聪去山东前夕，专门去姐姐家看望两岁多的大儿子。到了姐姐家，郭雪聪带着儿子在外面玩，刚好有几个国民党顽军从她身边路过，她马上抱起儿子，快速转过身，用儿子的身体挡住他们的视线。郭雪聪事后跟人说：“当时我的心里呯呯跳，如果他们看到我的短发，肯定会怀疑是我三五支队的人，情况就危险了”。

1946年夏天，魏善成派警卫员刘决时，从山东赶到嵊县接郭雪聪去山东。为了路上的安全，郭雪聪打扮成国民党军官太太，因刚生了小孩，一个月没出家门，郭雪聪那时候有点白白胖胖，穿上旗袍、高跟鞋，还真像官太太。刘决时扮随从警卫员，手提箱子，箱子里有组织上的介绍信，一路上惊险不断。

最惊险的一次是途中火车上，几个国民党官兵在车厢内巡查，经过郭雪聪他们身边时，可能看郭雪聪像有钱人，就凶言恶语地盘问，并指着座位边上的箱子，命令打开查看。这时，高大又强壮的刘决时“腾”地一下站起来，对着带头的那个国民党官兵说：这是我们司令太太，要查可以，我马上向司令报告，一切后果由你们担责。国民党官民一下子被刘决时的气势震住了，可能怕担责，最终向刘决时点头弯腰了一下就向前去了。事后，郭雪聪和刘决时想想都后怕，要是当场打开箱子，那后果真不敢想像。

郭雪聪和刘决时到达山东，进入红色根据地时，被几位赤裸着身体手持红缨枪的少年上前盘问，查看通行证，放行后，他们看郭雪聪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像坏人也象富人，冲着她的背影远远地扔石头。后见部队领导迎上来与郭雪聪握手，才知道是自己人，孩子们不好意思围上来问好。郭雪聪很好奇，都这么大了，还赤裸着身体。原来，日本人在山东实施“三光”政策，百姓太穷，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半大小孩有的只有光屁股了。

郭雪聪怀的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于1947年夏。一天晚上，在山东惠民的一个乡村里，郭雪聪即将临产，年轻的卫生员竹涛，点着豆油灯，做好接生的准备工作，刚准备为她接生时，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敌机的轰鸣声，敌机不断在天空盘旋，竹涛担心灯光被敌机发现，立即吹灭油灯，摸黑将小孩接生出来。多年后，这个摸黑接生出来的女孩，就是文章前面提到的魏鲁波，她去看望过竹涛几次，竹涛每每回忆这一幕时总是非常感慨：

“我当时年轻，心里真是十分紧张，最后见你们母女平安，才松了一口气。想想战争年代，怀孕的女同志处境特别艰难，生孩子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没有营养，没有休息，这些女战士生下孩子之后，就忙于随队伍前进，只好忍痛把自己的骨肉托付给当地老百姓。你还是幸运的，你妈生下你之后，没有一点奶水，你是一个随队的俘虏兵养的，白天行军，俘虏兵挑着一副箩筐，一头是军需品，一头是你，晚上，在昏暗的豆油灯下，高度近视的俘虏兵，用一勺勺的米糊将你喂大。”

魏鲁波说：“妈妈不记得我的出生时间了，竹涛阿姨光记得我是一个夏天，我把自己的生日定在7月1号，党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郭雪聪一共生育七个小孩，解放前出生的老大、老二和老三，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搞清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只有1949年以后出生的4个小孩，才有让哥哥姐姐所羡慕的“生日”。

到了山东后，郭雪聪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供给部审计组组长，1947年6月，因怀孕生女，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后方留守处妇女队队长。后方留守处主要职责是安置军人的家属和子女，提供饮食、住宿和日常起居‌；负责兵员的补充和集结输送工作，确保兵员能够及时到位‌；参与后勤保障工作，包括物资管理和分发等，必要时还要参与到军事行动中。‌

当时，不少部队干部夫人怀孕生孩子，也都在留守处，如叶飞夫人王于畊。作为妇女队长的郭雪聪，既是这些孕妇和产妇的姐妹，也是留守处孩子们的妈妈，她以周到细致的服务，赢得部队领导的表扬，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49年3月，任浙江省直机关儿童保育院副院长。

（九）

1950年1月，郭雪聪夫妇随部队到了福建。魏善成担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供给部政委，郭雪聪任十兵团后勤部被服厂教导员，当时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1950年8月，郭雪聪任福建省十兵团机关保育院托儿所院长、所长。

1953年7月，郭雪聪从部队转业。转业后即去了福建省党校干部文化班学文化，一学就是三年。她学习努力，星期天都很少回家，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女儿魏鲁波说：“平时，我们很难见到妈妈，家里都是姨妈照管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次母亲把党校的老师请到家里来，我看到那个老师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听说是战场上被敌人打瞎的。”

郭雪聪的姐姐郭文聪，自从丈夫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后，她就来到郭雪聪家，从此成为郭雪聪家的一员，悉心照顾郭雪聪几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让郭雪聪夫妇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1956年6月，郭雪聪任福建省总工会劳保部机关党支部书记。1958年，魏善成蒙受不白之冤，遭到不公正待遇，郭雪聪受此牵连，于同年6月，调任福建省西湖疗养院书记、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时期，郭雪聪和魏善成均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游街，受到难以想像的人格侮辱。

文革末期，郭雪聪夫妇先后平反。郭雪聪调到福建省卫生厅，负责将下放在各地（市）、县的卫生系统干部及原省工人疗养的医护人员，落实政策，调回福州安置，郭雪聪自己经历过不公平待遇，因而，将心比心，对这些人关怀倍至，工作做得又细心又人性化。

魏鲁波说：“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他们都很低调，从来不表功自居。在位时，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从不让我们乱花钱，我们要点零用钱，要说出用在何处？但对下属有困难的同志，常常给予关心和经济上的帮助，这是父母去世后，从不少父母单位同事口中听说的，这些父母的战友、同事，至今一直对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好。”

“父母都是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翻身不忘本，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经常有老家来的人，母亲总是将自己节约下来的粮票、布票送给他们，尽管自己家也不够吃，尽管给的粮票布票或其它用品还是没有让来者称心，但我们兄妹知道，母亲已经尽力了”

魏鲁波的话，道出了她父母正直、正气、正派的人格魅力。1971年，郭雪聪退休（后改为离休），她准备回绍兴居住。当地政府很尊重老同志，福建方面批了二个立方木材给绍兴，让用这些木村换一套房子给郭雪聪。绍兴方面不但不收，还分了二套公房给郭雪聪一家住，只收很少的房租。郭雪聪非常感激组织，后来，她让出一套给另一位老同志。

离休后的郭雪聪，被绍兴县推选为政协委员。在儿女们的记忆中，她总是比上班还忙，为不少老家人和战友上下跑腿，为错划右派的，为文革受冤的，一次次陪同他们找有关部门，不辞劳苦。因了郭雪聪的热心肠和善良的性格，家中客人不断。在汽车运输公司上班的女儿魏鲁波记忆中，母亲不但要在家中招待这些客人，还经常托她买汽车票，迎来送往。

我一直相信，在成人世界里，会有真正意义上灵魂干净的人。我们做不到，不等于别人也做不到。但一定少之又少，正因为如此，所有的仰望，才那么珍贵和有意义。

晚年的郭雪聪，在儿女们的陪伴下，一直生活在福州，豁达、温和，知足常乐。有时，她会和战友们相聚，回忆那些远去的岁月。1994年2月16日 ，郭雪聪因病在福州协和医院去世，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她的生命在她81岁那年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纵贯郭雪聪的一生，她是《沙家浜》中软里藏硬、斗智斗勇的阿庆嫂；她是《铁道游击队中》那个胆大心细、朴实机智的芳林嫂。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传奇的人，一个有故事的人；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一个淡泊功名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郭雪聪在美人弄1号时的姐妹们，想到了为保护烈士的孩子，把自己儿子寄到别人家的黄慧姬；想到为了革命失去丈夫和孩子的金雨青；想到了面对敌人的酷刑绝不屈服的倪爱史，想到了李爱玉，想到了田阿大等等。

如果说这是一部传记，那不仅仅是为郭雪聪列传，还为与郭雪聪曾经共生死的美人弄I号的姐妹们列传，更是为千千万万抗战妇女列传。烽火岁月已经远去，刀光剑影也已暗淡，但岁月永远带不走她们鲜活的面容，在我们心里，她们永远年轻，山河永远不会忘记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