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南
二十三号晚上封城,至今日二十一天,其实,在我窝居的这个城中村十九号晚上出进便有了阻塞和不方便。这么长时间隔离在屋子,如同困兽,好在还有提前买的粮油和蔬菜,多多少少有了安慰,村子北面紧临丈八东路,南面是南三环、城南客运站,西边是东仪路、电子正街,东为八院、电视塔。它们离我很近,又离我很远,平时闲了去逛街,似老马识途,最先去这些地方,西安是我第二故乡,这么多年过来,依旧踏踏实实干活,倒也没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所不同的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盯着两鬓斑白,胳膊腿也不像年轻时逢树就爬,逞强好胜,还真有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勇,或气势。
想当年唐朝的白居易前往拜访大学士顾况,当初之长安就是今日之西安,顾况见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来访,看到了他书稿上的名字,先是奚落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意思是长安非久留之地,后来读了他的诗,被震住了。白居易从此便名声大噪,非等闲之辈。我本是一介草民,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村,初开始来西安屁事不通,也就白居易当时入京城拜访顾况那个年级。少年轻狂,我以为普天之下,还能没有我一个落脚地,来了西安,灰头土脸,西安那么大,超出我的想象,如果用笔来写,该从哪下手呢?
从那时到今天,我几十年如一日,大部分时间给了这座城市。因为是异乡人,这如一个伤疤,一直隐隐作痛于我的心灵,给我的灵魂赋予了难于想象的重负。外乡人很难融入这座城市,户口是一道屏障,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这又让我联想到读卡夫卡长篇小说《城堡》和短篇小说《在法的门前》时给我挥之不去的强烈感受。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用了各自认为很符合当时社会制度以及自身的观念认为是正确的方法,尝试过一生,但都无法靠近城堡。不过,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不会发生,至少每年入城的天南海北的务工人员,在城市苦干一些年,都有在城市买房后来又真正变成事实这一点,说明只要你肯努力,是可以如愿以偿成为这座城市的隐形市民的。
话题扯远了,有点跑题。我在这座城市从事过很多工种,但多半没多少技术含量,直至二零零八年从一家小化工厂退出来,干起了电梯安装之后,长久的那种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局面总算有所改变,但那种对文学的至死不渝的精神还未泯灭,也可以说,我全部的精神支柱来源于对艺术的忘我追求。随后也不再为柴米油盐煎熬,肚子也可以尽饱咥了,民以食为天,温饱问题解决了,衣带渐宽终不悔(李商隐),这时候也有资格放眼长安,见证这座城市的东山再起,参与了这座城市的翻天覆地的崛起。回顾早年,我枯瘦如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消瘦,还从来不舍得离开我,走在城里人面前自惭形秽,恨不得钻入地缝去,无论怎样看自己,都缺乏最起码的自信,肚子瘪瘪的,见啥都想吃,腰带一直往紧里紧,不然的话,裤子会垮下去。还记得小时候在乡村,我们那把胃不叫胃,叫肚子,谁如果胃不美适,去看医生,医生噘嘴问你哪不舒服,你只会说肚子不舒服,疼。以至于后来我在城里租房子住下来,见城里人肚子不舒服了,就大呼小叫说胃疼,我还笑自己胃到底在身体的那个部位,这时候才又恨了自己没好好读书,美好的青春被我给践踏了。
昨天是我的五十岁生日,偏又遇着这么一个让人心七上八下的疫情,跟亲人朋友都够不着,原本打算今年生日了喝几盅,这不,枉费心机了不是。前几天有喝酒的强烈意念,做饭时见一楼房东老太太推门正准备进屋,我在二楼冒昧问一句:“房东,家里有酒吗?”房东把身子转过来向上远远地望着我说:“有!”然后只见她从屋里拎出一瓶扁瓶的白酒,我匆忙下去一楼,在房东的门口,借着院子的不是很强的光看着瓶子,原来是一瓶“老村长”。老村长酒有点烈,酒入口下咽时还有苦味儿。下楼时没带盛酒的器具,我又跑回二楼,取了一个久未使用的白瓷带嘴的酱油壶,房东给我扬起酒瓶倒了一壶,刚上楼一会,房东又提了一白色塑料桶散酒上来了。
房东老太太把瓶盖拧开,执意要再给我倒一碗酒,我一直推辞,但还是倒了一水杯,
老太太一边拧盖子一边说:“你尝这酒咋样,老头子不喝酒,家里没人喝,这酒是我儿子的一个同事专门送给我家老头子的!”我没听清老太太说这是啥酒,我尝了跟我家乡的苞谷酒有点接近,但又不是苞谷酒。老太太见我喝的干脆,又说把那桶酒给我留下,我不同意,我说我酒量大万一喝醉了没相,楼上肯定还有喝酒的,给他们都倒点,让解个馋。
提到喝酒,便知道曹操、李白都是酒鬼,而且还能借酒作诗,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何等豪迈,咱在气量上就矮了人家许多,同样都是酒,主要看谁喝,杯酒下肚,除了肠子和胃火烧火燎,再喝头大,还能出口成章吟几句诗出来,不过还是很欣赏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他们,里面有几个喝酒高手,喝出了风骨,喝出了仙风道骨,喝出了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