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72年4月23日傍晚,我刚刚从学校回到家,娘就慌手忙脚打发我吃完饭,又帮我换上借来的中山服、制服裤。说真的,在那之前我都是穿挽腰裤的,就是裤腰很肥、能挽折遮住肚子的那种,穿起来很舒服的。第一次穿上制服裤,难免觉得挚肘。当娘逼着我穿刚买来的新袜子和新鞋时,我终于忍不住了,说:“黑星半夜的,谁往脚上看?都夏天了,谁还穿袜子?”
天已经全黑透了,我也被扎裹好了,提了一兜副食,大致是饼干、糕点什么的,挂在车把上,便与早在一旁等着、不紧不慢吸着烟的媒人金玉大爷(女方姑父)骑自行车出发了。
这辈子就相了这么一次亲,心里非常紧张。第一次走那条十几里的路,却觉得很短很短,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来到了村头。一进村,我的心立马咚咚直跳。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金玉大爷身后,想不透前面是一堵高墙还是一个深坑。
大爷把我带到前院奶奶、婶子面前,简单地介绍了我,让我等,就匆匆往后院去商谈有关事宜。
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实在坐不住了,大爷这才回来。
大爷嘱咐我,到后院屋里,见到坐在炕上的白发老太太 ,你要叫大娘要问好。一件件应注意事项嘱托完了然后说,走吧,咱们到后院去。
我便跟他来到后院,走进里间,见土炕上果然坐着一位白发老太太,便说:“大娘,你好啊!”
他们把我让在靠八仙桌的椅子上。大概是想把我看清楚,故意在我旁边放了一盏挑得很亮的煤油泡子灯,我坐上椅子,霎时觉得我似乎被照得通体透明,浑身不自在。向四外望去,炕沿上、椅子上,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都是上岁数的,唯独没有年轻女子。我想不是相亲吗,怎么只看我不让我看那个人呢。
我本来认为是要谈婚论嫁的,可他们只是问问学校里伙食怎么样,是带粮食还是交伙食费;学校里学习紧张不紧张,都学些什么科目,等等。我觉得文不对题,可又没有办法扭转。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初步的考验,看我是不是傻,有没有精神上的毛病。
过一会,我回到前院。又等了好一会,听得院子里呼呼隆隆来了一大帮人,这时我的头“轰”地一声就炸开了。只见门帘一挑,“那人”进来了,问我一声:“才来了哇?”我慌得站起来,“嗯”声如蚊嘤嗡,不知他们是否能听得到。就见她几步走到土炕前,脸冲南墙坐在了炕沿上。好嘛,她在南边坐却冲南墙,我在北边坐却冲北墙,其实谁也没看到对方的脸。
陪同来的都是年轻妇女,后来才知道是她的嫂子姐姐们。她们简单说了几句,大致是你们好好谈谈,互相有个了解等,她们就撤出去了。
我听到她们躲在东里间里不敢放开声但还要唧唧喳喳,不知说些什么。我想这算什么,我们说话你们还要偷听,干脆不说了吧。
我环顾屋里黑洞洞的,只有我面前的油灯发着暗淡的光,隐约看到“那人”头一晃,又一晃,身后的辫子就一摆一摆的。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她指甲相尅“啪啪”的响声不绝于耳。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她们实在憋不住了,说话声越来越大,我听出是埋怨我俩不说话这可怎么办。于是她们撩开门帘呼啦啦又都进来了。我猜胖的是二嫂,因为她翻来覆去只强调:“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好再多说什么。瘦的肯定是大姐了,她最着急,说的最多,也很到位,表现出非常关心小妹婚事的迫切心情。
她们又一次出去了。有人去搬兵——请媒人金玉大爷来了。大爷进来埋怨我们一顿,然后问我:“你是个男子汉,你先说,你同意吗?”我心里话,不说是什么事就问同意吗,这就是说媒的模糊论吗?连问几遍我只笑不说话,他又转向女方:“他不说你说,你有意见吗?”答说:“俺没意见。”
大概因为这事不能潦草从事,大爷把我喊到院子里,单独问我:“还不如人家大姑娘,你倒是说话呀,你跟我回到屋里,你就说你没意见不就结了?听话啊!”我说这事这么大,得回家跟俺爹娘商量商量才能定啊。大爷再说什么我也不言语声了,弄得他无计可施。
这时她家的人都来了,挤满了一屋子,但只有她叔和金玉大爷对话,金玉大爷坚持要趁热打铁订婚,她叔认为“小孩(指我)”不同意就不能订,回家商量好再说吧。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金玉大爷说是我家的事他作主了,以至于她叔说出了“不要把舌头舍在嘴外头”的话,连我这“旁观者”都觉得有些过分。
金玉大爷一直隐忍到出了村,才对我大发脾气。不过回家后他对我母亲却学说这事办得多么光堂,对我的表现只是轻描淡写,说我很腼腆,不敢说话,然后又商定了订婚的细节。
两天后,金玉大娘(她姑)带着我十四岁的弟弟作为我家的代言人去她家为我俩订了婚,五一节我们又照了订婚像。那时我写了一首诗,现在只记得开头一句是:“年方十八,我就有了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