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孩子,我妻也就有两次分娩。而妻两次分娩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无不体现了她对我的一片深情。虽然,我的小儿子都已经要36岁了,但她对我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仍然丝丝缕缕铭记在我心中。
那是1978年7月24日凌晨,睡梦中的我被妻轻轻推醒。妻告诉我她感觉肚疼得厉害,恐怕是要临产了。而那时因为家庭经济的窘迫,毫无经验的我家中竟连一枚鸡蛋、一粒米也没有准备,妻却毫无抱怨。
听说妻要临产,慌了神的我匆匆往嘴里扒了几口饭,按妻子的指点急急忙忙赶往20里外的她大姐家,用自行车驮来了80枚鸡蛋、柴油炉和钢精锅。而这柴油炉和钢精锅,是妻怕我烧火做饭作难,特意向大姐要了的。下午我又外出讨换米,直到傍晚才负载而归。
这一天中,妻已经洗完了家中所有的脏的和不太脏的衣服:炕角上四平整折地叠了一大摞,那是晒干了的;院子里常常的绳条上还有参差不齐的一大串,那是还没来得及晒干的。看我纳闷,妻告诉我:“月子里我不能洗,你又不会洗。我早洗出来,你就别犯这个愁了。”
看我跑了一天挺累的,妻又掐着腰挪着艰难的步子,忙活着为我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妹做熟了饭。而这一顿饭,妻却一口都没来得及吃,只是疼得满屋里打转转。直等到我咽下最后一口饭,妻才催促我:“你快去叫二妮姐(接生婆)来吧,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后来我问她,你既然疼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早让我去叫二妮姐来呢。妻说,我想让你先吃饱饭才有力气,那晚不知有多少事要你跑腿呢,饿坏了还行!
虽然有了孩子,但笨手笨脚的我却还是不会做家务。妻当一名民办教师,生了孩子第29天,就风里雨里抱着孩子,跑一里多路去外村学校上课。那时妻上课就把孩子放在办公室桌子上,下课时孩子常常哭得已是通身是汗,妻也常常是抱起孩子连奶带泪一起喂下去。有一次在风雪路上,孩子蹬开了包裹的褥子,稚嫩的小腿小脚暴露在风雪的肆虐中。妻心疼得解开棉袄,用体温为女儿暖了一路。我在外工作,每周只回家一趟,处理家务、伺奉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妻一个人肩上,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妻一个人抽空忙活,常常忙得刚刚放下耙子又赶紧拿起扫帚。即使是这样,就连我的小小手绢她也舍不得让我洗一把。
1987年8月10日下午,第二次怀胎十月的妻感到身体不适,我赶忙用自行车送他到了医院。为她化验、查体,办入院手续,回家拿被褥、日常必需品,一连往返几趟。待我忙完,已是晚九点半。我狼吞虎咽地啃了两个烧饼,便又困又乏地爬上那唯一的病床,酣然入睡,一觉到天明。
那时医院卫生条件差,夜里蚊子嘤嘤嗡嗡多的是,老在我身上打转转,就是下不去口。因为是肚疼得睡不着觉、又无地方睡的妻,为我打了一夜扇子,为我趋赶了一夜蚊子。朦胧中我听到同病房的人们轻声议论:“看人家夫妻,这才真是恩恩爱爱。”“瞧这男的,是来伺候人的,反倒让人家伺候起来了。”……我才惊醒,才意识到我的责任。
妻说:“醒了?去问问医生,咱该进产房了。”
我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没喊过一句怨,没叫过一次苦。为我,为孩子,为整个家,甚至为别人,她都操碎了心。她一心为别人着想,唯独没有她自己。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没有如今年轻人的浪漫,夫妻之间从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甜言蜜语,也没有“爱得死去活来”的豪言壮语,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厮守一生只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