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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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政村很大，有五个自然村、十三个小队组成。相邻的村相距五六百米，五个村成半圆形分布。为了照顾每个村的学生上学都方便，学校建在了野外，与每个村的距离都差不多。学校还专门请了看校门的老大爷，无论早中晚，上课前半小时都会准时开门，若是有的同学来早了，不到时间他也不会开门。尽管行政村人口很多，但上学的人不多，所以学校很小，而且没有操场，没有国旗广场，当然教室也不是楼房。我不知道它建于何年何月，总之它没有什么辉煌历史。学校外墙大约有两米高，为防止别人翻墙进入，上面扎满了玻璃和酒瓶碎片。暑假之后的学校，满院都是青蒿，院里还有几棵粗大的泡桐树，稍微低一些的树杈都已经被折断。教室的外墙还是青砖，已经残破不堪，窗户也小的可怜，教室的地上满是坑坑洼洼，墙上有的地方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有的地方是因雨水流动而形成的泛黄的痕迹。桌子上的油漆仅剩下一些红色的斑点了，桌子上还刻满了字，汉字、阿拉伯数字、拼音都有，板凳几乎没有完好的。印象深刻的、令人好奇的还是挂在墙上的画，有男人、有女人、有现代人、有古代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戴眼镜的、有不戴眼镜的，每个头像下面都有两行字，直到小学毕业，这些人和这些字估计樊小义也没有认识完。而对于有的同学，这一辈可能也没有认识完。这就是我们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一九九三年，樊小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优秀，学期结束，老师告诉他的父母，这孩子语文有点差，如果上二年级，恐怕成绩跟不上。在那个时候，学生的父母还是“深明大义”的。如果放在现在，家长恐怕要有五雷轰顶的感觉，起码对孩子的那段狂揍是少不了的。刘桂芝说，那就让樊小义复读吧。“复读”是文化人的用语，我们那里的俗语其实叫做“蹲班”或者叫“坐级”，一个“蹲”字、一个“坐”字就能表达出复读者的心声，“蹲”就是“蹲监狱”的“蹲”；“坐”就是“坐牢”的“坐”。
这一年，这所小学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学前班，所以我也直接上了一年级。之所以取消学前班，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教室太少、老师也少，而那个时期的学生多得出乎校长意料；第二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复读，之前的升级是要参加期末考试的，如果考试不好，校长有权利要求学生复读。有趣的是，我上学那一年的五年级学生最大的是十六岁，皆是复读太多的缘故，而樊小义也是最后一届复读生。所以，他比我大一岁，也比我早上一年，但是我们却在同一年级，也在同一班。樊小义倒没有感觉复读有什么不好，应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自尊心吧。但是复读那一年，樊小义好像开窍了，每次测试语文、数学总是第一名。
开学的第一个月最有趣，每天都是乱哄哄的。我们的家长大多数都像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那样，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也多，都已经懒得管理了。我们这些学生在来到学校之前，什么都干过，还能怕老师！攀过墙，爬过树，抓过蛇，追过兔，吃过青蛙，偷过庄稼。所以，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从上课到放学，都在喊老师：“老师，我的作业本丢了”“老师，我的铅笔丢了”“老师，我的钱丢了”“老师，我的书丢了”“老师，他叫我爸的名字”“老师，他骂我”“老师，他在我书上乱画”“老师，他踢我”“老师，他在我身上贴纸条”“老师，他放屁了”“老师，他晃桌子”“老师，他老找我说话”“老师，他拽我头发”“老师，他撕我的书”“老师，他偷吃我的东西”“老师，我想上厕所”。喊老师的理由五花八门，老师实在生气的时候，就拿黑板擦当做惊堂木，在讲桌上狠狠地拍几下，下边顿时安静。发点脾气，确实是可以镇住我们这些人的。但是，当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下边又开始乱了。有扔书的，有走动的，有站在板凳上的，有打架的，有的直接跑出去的，乱，真是乱！老师回过头，瞪着眼，那眼睛瞪得比牛眼都大，下边又是一片安静。有时乱得很了，校长会进来扫一眼，校长还是有几分威严的，整个班级静极了。校长离开之后，这种安静大约可以持续十分钟。后来，有位老师就提前退休了，她说一听到嗡嗡声就头疼，还说我们这一届是最难带的。
之后，换了张老师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张老师的威名我们早就知道，人称“白毛”！他长了一头白发，看上起有六十岁，但实际上才四十岁。我们从来没有见他的脸上长过胡子，甚至没见过胡茬，他每天都把下巴和腮帮刮得干干净净，阳光一照，他那下巴和腮帮亮晶晶的，就像抹了一层猪油。有时候，我们还讨论，甚至打赌这个张老师的胡子到底是黑色的还是像他的头发那样白。张老师一直都在教二年级，要不是那位老师提前退休，他才不会给一年级代课呢。张老师看起来很怪，一直板着脸，没人见他笑过，讲课的声音大得像吵架，就好像我们欠他多少钱似的。这帮学生无论是否用心学习，无论是否真正学到东西，都不敢在课堂上大声喧哗、吵闹。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发生的，比如丢东西。我不相信这个班上真的有小偷，也不相信这么小的学生是真偷。他们只是很调皮，把在家那种野性无意间表达出来，甚至感觉“拿”别人的东西感觉很好玩，当然也有一些是恶作剧，只是大人们喜欢冠以“偷”的名词。仅此而已！
樊小义这家伙可能更倒霉一些，十天之内丢了一打铅笔，他母亲对此倒没有感觉奇怪，毕竟都是小孩子嘛，丢了再买呗，也值不得去学校告状。但是有人却要较真，比如豆腐杨的儿子杨军华的“英雄牌”钢笔丢了。
不要感到奇怪，一年级的小学生用什么笔的都有，有用铅笔的、有用圆珠笔的、有用钢笔的，时髦一点的有用自动铅笔。值得一提的圆珠笔，最流行的是拧开笔杆漏出一把刀，同学总是拿着这把刀比划来比划去，应该是处于安全考虑吧，后来连供销社都不再销售了。也有买不起笔的，有个同学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父亲去了边疆，母亲再婚，爷爷去世，他由奶奶抚养，整个家庭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他的奶奶就靠捡破烂把他养大、供他上学，他的铅笔也丢过，但是丢了之后就没有再买，要知道那时候的名牌铅笔才两毛钱一支，普通的铅笔也就一毛钱。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了作业，他要等到别人写好之后借铅笔再写。如果是老师布置了课后作业，到第二天他肯定是没有完成。所以，他总是被罚站。他一年级没有念完就不上了，他们村的同学说他的父亲接他去了边疆。时间久了，已经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除了那些事之外，还记得他脸黑黑的、身材瘦瘦的，裤子上还有补丁，而那双鞋一直破个洞。还有一个女同学，叫翠花，不要笑，那时候农村小姑娘的名字大多都很俗气。家里很穷，那个时候她家因为“超生”被罚的一干二净，所以她十岁才上小学一年级，跟他的弟弟一起上的学，两个人共用一支笔。一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她说她想上学，家里实在供不起，只能在弟弟和她之间二选一，所以她就不上了，但是不上学又能干什么呢，千求万求，父母才让她又回到了学校。我之所以能记住她，是因为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她才回到学校，重新上了一年级。二年级读完了，她又辍学了，只是这一次是她自愿辍学。她这个年龄仿佛错过了上学的好时光，无论她的内心有多么强大，也受不了同学们异样的眼光，也受不了同村人的非议。那一年，她十四岁。经老乡介绍，她去了沿海，找了一份做服装的生计。命运总是很幽默，但是生活向来很严肃。
杨军华的“英雄牌”钢笔丢了，豆腐杨跑到学校向白毛告了状。本来丢东西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家长过来告状这还是第一次。白毛对小偷小摸这种事实在难以忍受，顿时火冒三丈。如果你学习不好，甚至不好好学习，在他看来都是小事，唯有品德，再小的事也是大事。白毛气得嘴唇发紫、脸面通红，在他那满头白发衬托下，肩膀上扛着的不像是一个脑袋，倒像即将落山的太阳。他站在讲桌前，手紧紧捏着黑板擦，然后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咣”，桌子上残留的灰尘与黑板擦上残留的粉笔末瞬间腾起，就像手榴弹爆炸后掀起的尘土，夹杂着手榴弹的烟雾和火药气味四处扩散。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顿时感觉氛围紧张地要命，似乎都要窒息。如果要是把哪位同学暴打一顿，可能也没有这么紧张，毕竟都是挨过揍的人。
很显然这一次不是挨揍就能解决的问题，肯定要出大事了！
白毛狂吼：“谁偷了杨军华的钢笔。”
下边一边寂静，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没有，平时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吓得发抖。
“到底是谁偷了杨军华的钢笔，快点站起来？”白毛继续狂吼，“不站起来是吧，好啊，这么小就有能耐了！把书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我一个一个地搜。”
白毛认为，只有像豆腐杨这样的个体户才能买得起名牌钢笔。我们都把书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白毛挨着查验，还时不时地抖抖书包以确保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这不算什么，还时不时地搜身呢。当搜到一位同学的时候，这位同学身体一直在发抖，最后在他身上搜到了一只“英雄牌”钢笔。白毛叫来杨军华，说：“看看这个跟你丢的是不是一样？”
杨军华点点了头，然后鄙视地说：“你这个小偷！”
那位同学说：“这是我在地上捡的。”
“好啊，你还不承认？”白毛更加恼怒。快步走到教室外边，十秒之后，再进来的时候，只见他手上提着一块大青砖，这下连杨军华也害怕了。
白毛扬起青砖，继续狂吼：“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那位同学已经吓得变成了口吃：“是……我……捡的。”
白毛还在狂吼，“我这辈子最恨小偷，更恨做了坏事还不敢承认的人。家里可以穷，但是不能偷。从小就敢偷，长大了就敢杀人放火。从小不学好，长大了就是社会败类，你今天要是不承认，我就……”“咣”的一声，青砖拍在桌子上，整个教室在都在震动。
那位同学“哇”地哭出了声，上下牙齿也在不停地发出碰撞的声音， 已经说不清话，我们隐约地听到他说“是……我……偷的……”
有些胆小的同学也被吓哭了，但连声都不敢出。
白毛继续吼：“把笔还给杨军华，明天让你爹来找我，不来找我就开除你。”
第二天，他爹没有来，他也没有再来。听他同村的人说，他去了外婆的村上了学。时间久了，已经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后来，樊小义总想与我讨论这件事情，我懒得理他。杨军华也向我提起这件事情，我也懒得理他。
从那之后，我们班里几乎再也没有丢过东西，即使偶尔丢了，也只是“丢了”，没人说是被偷了。也是从那之后，我们这群顽皮的小朋友在课堂上再也没有乱哄哄，无论数学课还是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