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美与哲理美 ——王宏理寓言鉴赏

要写好寓言故事，角色的选取是第一位的。有人说，以伊索为代表的西方寓言一般选取动物为主角，而中国古代寓言一般侧重于选取人物为主角。这种说法大致正确，但中国当代寓言的角色有了变化，与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衡量角色选取的优劣，不在于是动物还是人物，主要看是否遵循了角色的外在特征与内在特征相一致的原则。动物角色的外在特征，如狐狸狡猾、兔子胆小、猪肮脏、豺狼凶恶，等等，已经众所周知，随手选来，当然不会出错，但也很难出新。如果经过亲身观察，长时间了解后选来进入寓言，那就不一样了。王宏理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他的家乡还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市场和种植基地，号称药都。他对于常见的鸡鹅鸭牛马猪猫狗驴，树木花草庄稼中药材，以及天空大地日月星辰，长期相伴，非常熟悉。加之他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读书多，涉猎广，善于思考，善于观察自然，观察社会，因而在他的笔下，这些角色的“物性”特征，大多贴切而准确。有些动植物的细微特征，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描述，精准地表达了寓意，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在《蜗牛登山》中对蜗牛向山巅攀爬时“足腺就分泌出一种粘液，粘液干后就会形成一条银白色的涎线”的描写，《小猪种瓜》中对尚未熟透的西瓜的颜色和味道的描写，生动而细腻。由此可见，选取作家熟悉的物体作为角色，是很有必要的。

王宏理笔下的动植物角色，“物性”特征贴切而突出，它们的形状、嗜好、习性、本能等，都有充分体现。这对寓言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再赋予它们的“人性”特征，如拉封丹所说：“在我的作品里谁都开口说话，甚至鱼儿也一样。”[2]好的角色是塑造好的寓言形象的基础；好的寓言形象既有“物性”特征，又有“人性”特征。“物性”的一面充当事件过程的执行者或承受着，它的意识、行动、语言等必须与故事里特定的场景相吻合，体现的是个体意识，缺少这一点，就会破坏寓言特定的艺术境界。“人性”的一面则具有象征意义，读者在鉴赏过程中，从形象身上看出或悟出人类生活中一类人的本质，缺少这一因素，寓意就会弱化或消失，整个寓言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庸俗故事或单纯的笑话。我们来看《喜鹊总结的真理》：

在山坡下，喜鹊碰见了老黄牛。它见老黄牛虽累得满身是汗，却仍笑眯眯的，就问：

“黄牛伯伯，你怎么这么高兴呀！”

“山羊想在山坡上种些白菜，可又急着没法翻地。现在我帮着它把地犁得平平整整，耙得又细又匀，还帮它把白菜种到了地里；山羊今年就不愁吃的了！我能不高兴么！”老黄牛说完就笑眯眯地走了。

来到小河边，喜鹊见小河哗哗地欢笑着向前奔流，就问：

“小河姐姐，你怎么这么高兴呀？”

“梅花鹿刚才不小心把沙粒弄进了眼里，痛得不得了！现在我帮它把沙粒冲洗掉了，梅花鹿的眼睛又能清楚地看东西了！我能不高兴么！”小河说着又哗哗笑着向前流去。

飞进树林里，喜鹊见啄木鸟正欢天喜地的忙碌着，就问：

“啄木鸟大哥，你怎么这么高兴呀？”

“大树里生了虫子，把大树折磨得枝枯叶黄；现在我把那些可恶的虫子都啄出来了，大树又变得枝健叶绿，我能不高兴么！”啄木鸟喜滋滋地说着又飞到另一棵树上忙了起来。

“啊！”喜鹊由此总结出了一个真理：“谁热心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谁的生活就会最有意义！”

寓言中出现了喜鹊、黄牛、小河、啄木鸟等形象，黄牛帮助山羊耕田种菜，小河帮助梅花鹿冲洗眼睛里的沙子，啄木鸟帮助大树捉虫，从“物性”上说，完全符合它们的特征和人们对角色的印象，从“人性”上说，它们具有某类人的特征，即善良、勤奋、敬业。而助人为乐，是它们的共性，也是这则寓言的核心。作为客串形象的喜鹊，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人们对助人为乐精神的赞许。可以看出，作家在选取角色塑造形象时，是下了工夫的，很可能是反复比较筛选的结果。

王宏理还写了一批以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为角色的寓言，如《司马昭教子》《八戒借粮》。这些角色进入寓言，其优势是读者熟悉他们，希望能看到他们将会表演什么样的新故事，弊端是这些形象已经定型化了，很难出新。另一些名篇续写或改写的作品如《乌鸦兄弟后续》《黔之驴前传》等，也存在类似问题。王宏理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名著名篇，力求在翻新上创新，在借鉴中拓展，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传神化，为当代寓言题材开拓广阔的空间。

人物的行动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连续性构成情节。如果说，小说的情节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那么，寓言的情节则是为彰显哲理服务的。莱辛说：“寓言所叙述的事情仅仅是一连串的变化，这还不够。所有这些变化必须结合起来，在我的心里唤起独一无二的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倘若这些变化在我心里唤起若干个概念，倘若这些虚构的寓言中所含有的教训不止一条，那么情节就不一致，也就是说，情节便缺少了原来使之成为情节的东西。”[3]这就是寓言情节的审美规范。从中可以得知，不能指向哲理的情节，枝节横生、指向杂乱的情节，都是寓言应该摒弃的。用莱辛的标准衡量王宏理寓言，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如《马的朋友》——

鞭子对马说：“我对你有时很严厉，常是快马加鞭，不停地抽打你，让你跑得更快！”

缰绳对马说：“我对你有时也很无情，常在你最得意撒欢时强令你停止，以防失蹄或坠入深渊！”

“你们做的都对，”马感激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应该做的！”

通篇不枝不蔓，直指核心，哲理一览无余。读者的注意力不会滞留在曲曲折折的情节上，也不会有与作者原意相悖的多种解读。

寓言情节不要复杂，但不能平淡。好的情节总是出人意表而又在人意中，这样才能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引起阅读的兴趣，继而接受故事后面的教训。王宏理笔下的很多故事，或一开篇就展现出奇思妙想，或在娓娓道来中陡折急转，都让故事披上迷人的外衣，如《小猪种瓜》，小猪辛辛苦苦种了一地西瓜，就在快要成熟的时候沉不住气了，把西瓜一个个打开瞧瞧，结果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由此揭示出耐心的重要性，急于求成是要不得的。再如《公鸡和白鹅》，公鸡趾高气昂，竟与镜子里的自己斗气，结果闹了大笑话，揭示了盲目冲动、争强好胜的危害性。

寓言的语言要求，也是很高的。樊发稼在《寓言散论》中指出:“寓言的语言应该是极为精辟的、千锤百炼的。”“须知古今中外一切寓言杰作，都是作家反复推敲、呕心沥血的结晶，而且都几乎达到了无可增减一字一词的程度。”[4]王宏理在炼字炼句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有些寓言的确做到了“无可增减一字一词的程度”。

写出好故事只是寓言创作的基础，而寓意则是寓言的灵魂，正如苏联评论家维戈茨基所说：“寓意自然是寓言结构的第一要素。”[5]故事与寓意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缺乏好故事，寓意就失去了根基；缺乏好寓意，故事就失去了支柱。王宏理在处理二者关系上是值得称道的。如《月牙儿》通过月亏月圆的自然变化以及月亮与星星的关系，寥寥数语，既构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又揭示了人类嫉妒心理的丑陋。再如《拉车的启示》通过黄牛、黑驴和花马齐心协力共同拉车的故事，揭示了团结力量大的普遍真理。

作为一个寓言家，对永恒真理的不懈追求，是其应负的使命。但寓言家不应该满足于转述真理，而应该通过自己的眼光，对当前的社会现象迅速反映，对日常复杂多样的生产生活问题加以哲理性的思考与理解，从而发现真理。纵观王宏理的寓言创作，他的作品中的寓意，基本上来源于他所熟悉的生活现象，是可信的，也是可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