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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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北京的冬天还黢黑着。此时的八零后儿子，关上了电脑、照明灯，走上错层的二楼洗漱、洗澡，准备睡觉。为了不打搅到儿子，也不打扰睡梦中的老伴，还有隔壁的儿媳和孙子，我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衣服，静静地坐在床头，等待儿子进屋睡觉，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每天黑夜，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都会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我和儿子的这种生活状态，啥时是个头儿？
三年了，自从有了孙子，我和老伴就进入了带薪北漂的新常态。我与儿子每天见面的时间，是在上午的十一点和晚上的九点钟。十一点他急匆匆下楼，喝一口老伴为他准备的粥饭，打一个招呼，就赶紧下楼乘地铁到工作室。晚上九点左右，儿子在外面买好了吃喝拎着回家，与孙子亲热一下，这就一边玩着电脑或看着电视剧，一边吃着，偶尔和我聊上几句。这个时间段大概一个小时，此时的儿媳还在单位加班。我们父子俩，就是在这样一个颇有规律的闭合状态下交叉、交流生活、工作。我和儿子都算是作家，或简称文化人。但我们所从事的写作方向不同，我是搞严肃文学的，他是网络小说、影视网大写手。我们有各自的圈子，有各自的文友和作品。交流只是偶尔，相对沉默是常态。
下楼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小看热点新闻。因为白天，电视会被孙子霸屏。将近一个小时后，开始浏览微信朋友圈，认真地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简单地发一些让朋友大清早高兴的祝福话和短语。随后拾掇屋子、擦楼梯、地板。一切完活，赶忙洗漱，这就拎着垃圾下楼。
护国寺小吃分店，在马路对面丽景园小区的地下一层，距离我们居住的像素小区不远，从左至右，或是从右至左，远近都差不多，大约二三里路的样子。一开始，我是从左往右走，然而凌晨七点，正是上班高峰，仅从我所居住的像素小区走出的年轻人就有数千上万，再加上十多条线路赶过来的乘客，每天就像过队伍一样，汇聚到草房站的东西南北地铁口。人头攒动，影响我的心情。细思明白，不能和赶着上班的孩子们争道儿，所以走了几回，就自觉的从右往左走了。像素是北京一个上万户业主的商住两用小区，它的周围是丽景园、畅心园、连心园、住欣家园，这些小区居住的大多是从北京石景山、东城区和朝阳区来的拆迁户老人，这和像素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每天几乎雷打不动的遛早、吃早餐，还有其他的原因，老伴说，省得你天天坐在电脑前瞎琢磨。我想也是，一家有一个写字的，就够悲哀的了，一家有两个写书的，简直就是灾难。
老伴的话其实有很大的关心成分。我每天担负着买菜做饭的任务，这样可以顺便给老伴和孙子带回一些吃的，再有到超市买好中午、晚上的主副食。平时儿子和儿媳不在家吃饭，星期天还要带孙子去参加幼儿教育课，基本上是一家人在外吃饭。我和老伴被邀约过好多次，但吃过几回后，觉得没意思，花那么多钱，还跑那么远不值得。所以，我们后来各自心安，自得其乐。
从右边转到护国寺小吃店，要经过丽景幼儿园，每天的这个时辰，是孩子们的入托时间，基本上都是上了年岁的老人送孩子。这所幼儿园也是我的孙子要入托的地方，所以每次路过都有一种亲切感。我留意门前的每一幅孩子们的绘画作品，每一张幼儿园贴出的告示，还有老师、孩子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细小的交接手势和用语，我都记在心里。这是一所北京一类甲等幼儿园，在常营地区知名度很高。当然了，她是一所公立幼儿园，入托费用相对较低。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就见到了地下商业街的楼梯，原本这里是有电梯的，可能是人流量达不到，运行不久就停掉了。拾阶而下，走过了一溜子还没营业的商铺，只有首航超市在上货。再往前走，每天都会有一位同龄人在地面上的廊亭里用口琴吹奏前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三套车》，每次我都想上去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一次也没上去。我怕见到了人，会失去了这美妙的声音和幻想。闷着头听着歌曲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很大的游戏厅，隔窗可见，幽深的里面有数十台，甚至更多的电脑，每天清晨的此时此刻，这里还有十几个年轻人，或在电脑桌前睡觉，或在打游戏，或在看故事片，我想他们肯定一夜都在这里，那一幅幅蜷缩、疲倦、睡意朦胧的身形很是让人心痛，尤其是还有一些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游艺厅里，灯光昏暗，从门前经过，可以看到里面的小吃、饮品吧台，服务员坐在那里一边打着瞌睡，一边在拾掇柜台。门开了，吹过一阵五味杂陈的暖风，有面色惨白、皱眉咬牙、衣着新潮的女孩子，从里面抱拢着双肩走出来，随后怒气冲冲地跟着一位中年妇女。我估计这应该是母女俩。“站住！”中年妇女低声喝道。女孩向前走了几步，停下，然后挺胸抬头向中年妇女走过来，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中年妇女扬起了手，却随即放下，口气变得温和了许多。“家里买了游戏机，为什么还出来？”“一个人孤单。”“一夜未归，还是个女孩吗？”“里面的其他女孩你没看到？”“你这种状况怎么上班？”“就你给找的这个破工作，谁稀罕！”母女两孩在争吵，女孩不依不饶，母亲坐在门前的藤椅上捂住了脸。女孩看着母亲，哼了一声，走远了。
我不该假装系鞋带，偷听别人说出心里埋藏的恶语，这样不厚道。更不该带着异样的心情，走进窗明几净，门楣上挂着舒乙先生题字的“护国寺小吃”匾额的早餐店，享受我渴望了一个晚上的早餐。
这是一处三五百平米的小店，崭新绛色的八仙桌凳，里外干干净净，洁白的墙上，挂满护国寺小吃的来历、字画和“北京豆汁”“驴打滚”“豌豆黄”的写真照片。关于护国寺小吃的传说，百度上都有我不再赘述，只是这北京豆汁，我第一次喝了一口就不想再喝第二回了，个中滋味不必言说，是我对不住这京城名吃。倒是没有上墙的“面茶”，我吃了一回就上了瘾，几乎天天就是它了，就连开票的服务员一见了我都这样问：“你老，除了面茶，还来点什么？”面茶是用米子面做的糨粥，上面浇一层芝麻酱，然后可配芝麻盐咸吃，也可配白糖甜吃。据说，过去老北京人吃这东西不用小勺也不用筷子，而是端起碗，转着碗沿儿吸溜着喝。我的爷爷、父亲曾在北京的南苑生活了几十年，我也在北京当兵十多年，然而，我们都不是老北京人。我的爷爷奶奶早年去世后魂归故里，我的父亲解放前回了老家分田分地闹土改留在了原籍，我呢是为了妻儿老小转业回了老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退休后，儿孙硬生生把我和老伴“绑架”到了京城。
面茶依然好喝，但我的心情不好。脑海里总呈现那母女俩吵架的样子，听口音，她们也不像北京人。想着想着，我就联系上了自己。我和儿子难得说上一次话，一说话就会为了当下的热点问题各执己见，或互为自己的写作的存在意义辩护，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毫无结果。好在老伴和儿媳时刻保持着中立，她们只是笑或及时制止辩论升级，从不参与争论或选边站队，这就维持了家庭的平衡。儿子从小颇具写作天赋，二十多岁就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了半个版的长诗。但是，他不愿意一辈子吃这碗饭，因为他看到了我在工作之余写作的艰难。然而，造物弄人，我要他写作他不写，偏偏想着做生意赚钱。后来，我给他找了经商的朋友要他去跟班锻炼学习，可他又偏偏喜欢上了写作。从掌阅到百度，再到合伙创办工作室，这些年他就这么顽强、艰难、逆生长地活着。很让人泪目！
此时此刻，小吃店里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是中老年人。一位操着京腔的光头大爷，叫住了拾掇餐具的服务员，“您这豆汁没有发酵？太寡淡，也不甜酸，也不臭香，喝着就像剩豆浆。”服务员看着行家，没敢说一个字，等光头的大爷又夸起“焦圈儿”，她这才操着外地口音诺诺地说，“我把这个情况跟经理反映一下。”我没再理会豆汁的事，而是思考我的问题：写作能不能让城里的孩子们再活下去？我是一个公职人员，退休金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而我的儿子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靠写作吃饭、养家糊口的。
我以为，当下写作就像喝北京豆汁出现了两大阵营：一边是老北京人，也就是传统写作人，他们喝着上瘾，没了这款饮品，他们会活不出老北京的滋味儿。另一方是年轻人，也就是网络写手，他们尝试了一回豆汁，就像我一样，发誓永远不再碰这个东西。我这样比喻，不知是否恰当，如再赘述一句，那就是一个为了脸面的“名”，一个为了养家糊口的“利”。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谁是五零后，谁是八零后，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文化关乎国家兴衰存亡，先进的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和灵魂。我们不可能心存幻想迈过八零后延续文脉，我们需要两代文化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落地窗外，有一只被主人滞留在门外的小松狮犬在极力地向里面的主人示好，想要进来。又来了一只大金毛，同样被主人滞留在门外。大金毛看一眼松狮犬，兴奋地汪汪起来。松狮见到大金毛也突然找到了灵感，所以大狗叫，小狗也叫起来。我的面茶喝完了，我依旧舍不得碗底上的芝麻酱。打开微信，里面的老中医说：吃芝麻酱，有利于补钙、活血、养生。我信他的话，当然主要是我爱吃这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