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车夫

想来这世上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和好多无奈的事。记得一九七八年春天，部队在京郊洼里农场种水稻，我和四名战友住在一座破旧的四合院里，房东是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爷子。老爷子原本有名有姓，却偏偏要我们喊他“车夫”，说是不好意思的话，前面再加个“老”字也行。看着他那张很称得上爷爷的沟壑纵横的老脸，听他见面后说过的惟一完整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老车夫是和五十多岁的鳏夫儿子分住在南北两座相连的四合院里，按北京人的习惯，他住在前院，儿子住在后院。在这个看上去不大的院落里，矗着三间正房，两间西厢房，东厢房与南房还有后来听说的高门楼早已坍塌，留下来的只有半人高的残垣断壁。房屋一律青砖落地，青石瓦片盖顶，前脸儿是古色古香的白松窗明子，尽管饱经数十年风打雨蚀，屋顶荒草可见，四壁罩满了绿苔，仍不失当年的殷实富足之相。这就有些像老车夫，头顶早已亮晶晶的了。身板胖墩墩的还算结实。老车夫平时不苟言笑，两块饼子头似的厚嘴唇看上去就像是一座百余年未提起过的闸门，锈迹斑斑，严严实实。一对松驰的上眼皮，如同断了线的百叶窗，既随意又无可奈何地罩在浑浊的眼球上。

几天过后，大估摸地平整好了土地，上好了底肥，打好了田埂，放满了水。等土壤把水肥吃饱喝透，变成了一片沼泽，剩下的活儿就是拉“水平木”平整稻田。

北方的四月，唤来了春的气息，杨柳吐出了嫩绿的叶片，遍地生出了当年用来度饥荒的苦苦菜、野笊篱。黄花、白花配上绿叶，轻轻摇曳在明媚的阳光下，灰濛濛的大地一下子鲜活起来。吃过午饭，我们仨五一群清一色的大兵们，从高矮不一的屋子里钻出来，汇聚在稻田旁。然后，以班为单位，每五个人一组，这就高挽起裤腿儿，嘁里扑腾跳进冰凉的稀泥里。“一、二、三！”我们每人抄起一根大绳斜背在肩上，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像纽约股市交易所前的那头牛，弓着腰、憋着气、瞪着眼，拉着足足有二百多斤重的长条方形水平木，向前走去。凹凸不平的稻田，一会儿把我们绊个趔趄，一会儿又把我们陷入深深的泥窝里。腿在烂泥里艰难地跋涉，水不知不觉地浸到了大腿根部，湿透了内裤。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对一笑，索性把长裤脱下，嗷嗷叫着甩上田埂。

天黑了，月牙偷偷地爬上了屋顶，窥视着老车夫院里燃起的篝火，这是我们五个大兵在偷偷地开小灶。白天劳动休息时，我们在稻田逮了半洗脸盆小鲫鱼，晚上顾不上劳累，在鱼腥的诱惑下，一个个像猫一样蹲在火堆旁。按理说，部队宿营是绝对禁止烟火的，不过，我们这是在种水稻，而且又经过了老车夫同意，我这个副班长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经过一冬风干的树枝子，在劈劈叭叭地爆响着，须臾，脸盆里飘出了鱼腥的诱人香味儿。十分钟不过，几个家伙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们一边叭哒着嘴巴，一边伸出筷子等我下令开斋。“急什么？”我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左一巴掌，右一筷子，挡回横七竖八的胳膊，然后端起一只刷牙缸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挑拣几条大一些的鱼放在里面，起身端给坐在门槛上看着我们的老车夫。老车夫摆摆手表示不要，但我坚持放下了。看着他那一身不干不净不新不旧的黑棉袄、棉裤，那张毫无表情的老脸，我想这东西他是不常吃的。老车夫吃力地起身端着鱼进了屋里，很快转回身把空缸子还给我，说：“就着火烧些水洗洗腿脚吧，不然晚上睡不好觉。”

多亏老车夫提了个醒儿，我们这才勉强睡个安稳觉。敢情小腿和脚早已被稻田里的碎砖头、瓦片划成酥瓷器皿，四脚拉叉在土坑上一躺，血往下涌，我的娘！这一夜麻酥酥地就像通上了电门。

翌日清晨，整理好内务，打扫完院内卫生，洗漱完毕，然后我们排着队伍去安置在大队部的饭堂吃饭。早饭过后，我和另外一名战士被中队长留下，帮炊事班去城里买菜。这是一趟美差，暂时不再受拉水平木之苦。汽车从洼边村跑进城里再跑回来，已是中午十一点多钟，菜快要卸完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老车夫不知啥时站在车前，伸出一双满是黑斑的手，爱抚地摩娑着“解放”车的车头。我有些纳闷，但没多问。

等到插完了秧，又挠了五遍秧，我们就要回军营了。想想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与老车夫相见，我当时心里就有些潮潮乎乎。打好了背包，净等着上车的空当儿，我去北屋向老车夫话别。屋子里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中药的味道。我高喊着：“老车夫！”走进里屋。

“王班长你来啦！”屋里很静，我听到的却是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想到出了什么问题，慌忙上前几步，借助窗明子射进的光亮，发现老车夫绻缩在棉被里。我问这是怎么了？老车夫说，人老了，这病就天天找你。我说去叫村里的赤脚医生。他说不用了，我喝过中药。交谈中，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屋里的光线，这时我发现迎门橱的上方挂着一个古铜色的镜框，镜框里镶嵌着一张六寸大小的黄蜡色的老照片。老车夫见我看到了镜框里的照片，示意我把它摘下来拿给他。我照办了。照片里有一辆黑色的老式外国轿车，轿车的一头一尾，分别站着两名身穿细布长袍、头戴瓜皮帽儿的年轻人。我把镜框摘下递给老车夫，只见他从袄袖里伸出一个弯弯曲曲的指头，指向其中一个人的脸（我没记住是第几位），说：“这就是我，当年大清皇上宣统爷结婚时的车夫。”他这一句话，使我感到无比惊讶。再看老车夫，病脸上却是写满了自豪。“想不到吧，那天你甭提多热闹，紫禁城内张灯结彩，鼓号齐鸣，娶亲的队伍浩浩荡荡。我呢也是里外三新，开着车在名门望族中间一走，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后来呢？”“后来先是‘北京政变’，皇帝逃到了天津张园，接着又在小日本的挑唆下逃到了满洲国，扔下我们，一夜变成了老百姓。”我问他是不是想念那时的时光？他说风光的日子对一个人来说谁也不会忘记。我问他后来的事情，他“嗨！”了一声，说，民国期间老婆就死了，留下了一个儿子也不争气，先后娶了俩媳妇，全早早地就死了不说，也没留下个后代，家门不幸。

我们谈了很多，我知道老车夫这一生走来非常坎坷。解放后，他曾在乡里当过电工，退休后靠国家给的四十元薪金度日。“文革”中，他也被人批斗过。他说咱一介草民，哪知道国家大事，我给皇帝开车，在当时那是很荣耀的事，多少人想都想不上，谁能料到大清变民国，民国又变成了新中国呢？我要是长着前后眼，我说什么也不去给他开车啊。你说这事能怨我吗？

部队开拔回了京城，我没有再回来。我不知道老车夫后来怎样了？我的心里一直念念不忘他那个热水泡脚的醒儿。世事就像一条湍流不息的大河，人生呢就如同河中的一滴水，它不管你是否愿意，总会把你带到一个必然的去处。

《满族文学》199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