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守望者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现在的心情：我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面前是一片银杏、海棠、山楂的小树林，从夏日绿油油的蓊郁葱茏，到如今深秋的金黄一片，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整整四个月了。午后的阳光，把眼前的一切，照耀的斑驳陆离，暖暖的略带温馨，就像老伴坐在身旁，我感受到了她的气息。

朦胧的意识中，右前方不远处的小广场上，那个带着黑边眼镜的老男人站在哪里，还在吹奏萨克斯管。离他相距两米的椅子上，坐着一位身穿红色风衣的老妇人，吹着横笛。老男人不时地翻看着五线谱，调整着音响，尽可能的让吹奏出的《我心永恒》，与音响一致起来。老妇人也用力在跟随。我夏天来时他们已在这里，那时他们吹奏《回家》，后来又吹奏《天堂之约》，我发现，他们除了共同演奏外，偶尔有语言交流。我估计这是一对有着共同音乐爱好的老伙伴，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他们的进步是缓慢的，吹奏出来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生硬的不和谐，但是乐此不疲，心照不宣。

我的左手长椅上，坐着一位未曾见过的浓密黑发的老哥，他穿着旧式的黑棉袄，敞着怀，把头缩进脖领里，一动不动，看得出他很享受午后的阳光，还有不用花钱就能听到的音乐。公园里不时走过三三两两的男人、女人，大多在40岁到60岁之间，每个人都在漫无边际的走路，只有一些女人在花前树下拍照，无论美丑，脸上洋溢的是欢喜的色彩。偶尔也见穿着时髦的女郎，她们戴着好看的帽子，穿着或黑或白或艳丽的小褂、长裙，手里牵着一只贵宾或是猎狐梗的小狗。

这是寒露节的第二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睡醒午觉，忽然感到百无聊赖，于是我离开居住的小区，步行一公里，来到这个公园。路上，我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好友M老师，他骑着还是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说是去一家医院拿体检报告。我们彼此询问了工作近况，包括这一个时期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老伴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去了那边给儿子带孙子。他的话，让我想起了老伴儿还在北京。两个同病相怜的孤独守望者。

相约再见，各自安好。回望一眼老友沧桑的背影，我想起了老伴儿满头的白发，今年忽然稀疏蓬松起来。一路走向公园，满脑子都是对老伴的回忆，去年给她过完了六十岁生日，我们就聚少离多。新冠疫情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她要接送孙子上幼儿园。老伴爱好很多，诸如唱歌、跳舞、打牌、旅游，原本我们设想儿子结了婚，就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可是，计划赶不上现实的操作，结婚需要房，我们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交了首付，断了周游世界的念想。生了孙子需要带，我们变成了北漂，也就没有了时间和自由。不是我们和孩子们不努力，而是现在的一线城市太能消费，我们通力合作，也只能勉强维持个中等生活水平。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很不适应。高楼里的小房子，巨大的生活支出，消费理念上的差异，让我这个写字为生的人，在孙子三岁上幼儿园后，心情开始躁动起来。于是，家乡有召唤，我便告别老伴开始了劳燕分飞的两地生活。这种日子我以前没想过，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人生的后半程，才是最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是很艰难的生活。人为什么活着？我翻看百度寻找着答案。那些远去的和现存的名人告诉我，就是为了活着这么简单。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我以为，除此之外，是为了自己活得好一些，更好一些。如果有能力，也要让身边的人活得好一些，让从未谋面的人活得好一些。人生要有一种责任和担当，虽然我们无法延长它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宽度，一个人干多个人的事儿，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在漫无边际地想着，对应着当下。我们这个年龄段，只要把孩子培养出来的人，无论孩子在国外还是北上广深工作生活，目前的状况基本上都差不多。我很庆幸我没有生一对双胞胎，我的一位同龄朋友，他有一对研究生毕业的女儿，一个嫁到北京，一个嫁到天津，谁料到两家的亲家身体都不好，所以他和老伴分别奔赴两地带娃，终年都难得在一起待上几天。我们享受晚年的意识被蚕食了，集体被绑架了，我们不想这样，可是又能那样呢？

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来公园之前，收到了朋友约我吃晚饭的请求，我答应了。这个小兄弟，自从提前退休后，在总经理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说不上大富大贵，但自给自足有富余。我打开手机，看一看时间，然后又翻看一下微信徒步记录：8126。我有点累了，晚上又有宴请，于是我决定回家。

路过儿童运动区，几个身穿白衬衣黑短裙的女孩，手举太阳照明灯在自拍广告，那个照明设备制造的很粗糙，板实的就像老戏里衙役们手里举着的“威武”“肃静”的牌子，嘴里念叨的广告词土不土，洋不洋。但是，很快我就原谅了他们，疫情期间，小厂生存不易，能给这些人发工资，那就更难了。

走出公园的南门，一个老妪领着孙子走了过来，她让我想起了孙子。我不能去北京，去了还要报备，这会影响孙子上幼儿园，儿媳妇说，幼儿园老师讲，只要北京以外来人，孩子必须在家待三天。在美好的孙子脸庞的想象中，老伴儿来电话了，说是孙子又来足球场踢球了。孙子每个月要参加足球、跆拳道、绘画、游泳，现在又请了英语家教。他们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我和老伴儿讲，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重逢？老伴儿说，快了，疫情过去我们就会重逢的。我说，我说的重逢不是这个，我是想我们什么时候过上我们的二人世界。老伴儿说，孙子现在还在幼儿园大班，起码我们要等到他上了初中。听了这话，我感到很沮丧，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已是70多岁的人了，我们能不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还是一个问题。

莫名的惆怅忽然涌上心头，这是我活到65岁第一次所经历的。我感到很无助，也只能一天一天的这样煎熬着。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可是我必须过这种日子。我也知道这不是老伴和孩子们想要的日子，孩子们早上八点去上班，晚上11点才到家，这种疲于奔命的日子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如果我们不帮他们一把，他们没有办法在北上广深生存。这是一个很蹊跷的问题，我们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儿女培养的尽可能优秀，回报我们的却是我们必须继续奉献。我们这一代人太痛苦了。“无奈”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代名词，苦恼人的笑，就是我们的自画像。唯一能够解脱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把心态调整好，把身体养好，争取活的更久远，活到100岁，这样的话，我们还有30多年的好光景。

回到家中，坐在沙发上，忽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怪怪的念头，假如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什么症状，是不是我和老伴就可以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念头只在脑海里一闪念，马上就被自己否定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过得很苦，他们一边没日没夜的上班，还要照顾我们，那我们就成了罪人。我们自己都有工资，比起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我们是何等的幸福。想到这里，心里释然了许多。于是，起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了，赶紧洗漱奔赴朋友的晚宴。

后记：朋友的晚宴安排在本市最豪华的大酒店，酒喝到最后，我们才喝出味道：朋友这是告别宴，他辞去了十三年的总经理职务，去省会城市带孙子。

写于202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