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垕，神垕……

神垕古镇以钧瓷名世。对我，它不仅是出产瓷器的地方，还是让我刻骨铭心的第二故乡。

八二年元月初，我从焦作矿院（现河南理工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峰矿务局。从学校拿到派遣证，没顾上回家过年，就和另两位同学直奔禹州——新峰矿务局所在地。矿务局招待所内已住着比我们早来的其它矿院——阜新矿院、西安矿院的毕业生。几天后，组织部把我们这批大学生分到各矿。我的工作地点是六矿。同学们很羡慕我，因为六矿紧靠神垕镇——全禹州除了县城就数它繁华，而他们所去的矿都在山沟里。

从此，我生命中有八个年头，和六矿联系在一起，和神垕镇联系在一起。那年，我二十三岁。

前些天，我重访了神垕。大刘山依然巍巍，其它地方已面目全非。作为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镇，整个神垕正大兴土木搞旅游开发。影剧院仍在，伯灵庙仍在，文化馆旧址仍在，一厂、二厂和国营厂却不见了。我曾工作过的六矿已经关闭，昔日熙熙攘攘的大院现在空空荡荡。办公楼前，樱花成荫，松柏连片，人却没了。我默默地在院内走了一圈，那些熟悉的建筑带给我的不是回忆而是凄凉。我一遍遍问自己，这是我曾经工作生活八年的地方吗？归来后思绪难平，我决定写一篇文字，关于神垕，关于六矿，关于我的青春，来记述那已经逝去的岁月。

一、神垕镇

神垕镇位于禹州西南部，离县城约三十公里，处于盆地内，南为大刘山，北为云盖山，东为凤翅山，西为凤阳山。矿上接我的车走到镇东南方向的塔林坡，司机特意停下来，让我从这里俯瞰神垕。只见一大片房屋呈镰刀状分布在山间，大体北高南低，灰色建筑间隐约可看到数条弯曲的街道。镰刀部分面积大些，显然是盆地中心，刀把部分长长的，是一条河和沿河而建的房屋，向东南方向，也就是我脚下所在的塔林坡蜿蜒。盆地这里或那里，矗立着几十座高低不等的烟囱，整个城镇上空被雾霭笼罩。说实话，我对神垕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司机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说，这里甭看脏，因为产钧瓷，家家富得流油。关于神垕的富有，我在矿务局招待所就有耳闻。有人告诉我，神垕一出钧瓷，二出貂婵（美女），历史上号称日进斗金。“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在封建时代，钧瓷是宫廷御用瓷器，始于唐，盛于宋，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司机又指着刀把最南部的几座高大建筑告诉我，那就是六矿。

安顿好食宿，接洽好工作关系，我便奔向神垕大街。

神垕称为“钧都”。大街两侧的摊位和商店全是卖瓷器的。有的商铺卖艺术瓷，有的商铺卖日用瓷。卖艺术瓷的，多是些造型各异，大小不等的花瓶、奔马、挂盘等等。卖日用瓷的，多是碗、杯、酒壶、茶壶等等。一个苹果形状的器皿吸引了我。它果实粉红，树叶碧绿，设计者非常精巧地把果蒂设计成提手。陪我逛街的人说，它好看是好看，但不是钧瓷。神垕的瓷器有的是钧瓷有的是彩瓷。我问钧瓷和彩瓷有什么区别？他答，最根本的区别是颜色。钧瓷的釉是无色釉，经过高温窑变，烧出来不知是什么颜色，红、蓝、绿、紫等等杂在一起，俗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彩瓷的釉是有色釉，上红釉烧出来的是红色，上绿釉烧出来的是绿色。并说，艺术瓷大部分是钧瓷，日用瓷大部分是彩瓷。我看那些花瓶，果然颜色复杂，有的红里透紫，有的紫里透绿，有的绿里里透蓝，有的蓝里透白，有的白里透红，总之千姿万彩。而盘、碗、酒壶等日用瓷器则颜色单一。同行的人说，窑变出来的颜色都是随机出现，如果它们正好构成一幅天然图案，就是珍品。钧瓷二厂曾烧出一个挂盘，上面的图案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群鸟争着往树上飞。著名作家姚雪垠——《李自成》的作者，将其命名为《寒鸦归林》。听他这么说，我再次观察艺术瓷器上的图案，果然，有的似乎像云彩，有的似乎像瀑布，有的似乎像山峰，像与不像，似是而非，绝大部分什么都不像。

参加工作后，亲戚同学、新朋故旧来看我，我招待他们的，除了热情，还有神垕的瓷器。每有人来，必买几件作为礼物。开始，我对钧瓷和彩瓷的辨别不是太有把握，参观了二厂，听了工艺师的介绍，鉴别瓷器的能力大大进步。哪是钧瓷哪是彩瓷，哪些质量好哪些质量差，一眼便能看出来。六矿和钧瓷二厂仅一墙之隔，虽然分属不同系统，关系却非常亲密，两家无论谁召开职代会，开幕式都要邀请对方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在二厂展览室，我第一次目睹了著名的《寒鸦归林》。二厂烧制的钧瓷品种繁多，有两米来高的花瓶，也有方寸大小的摆件。《寒鸦归林》挂盘虽然全国著名，但不是让他们最高兴的作品。让他们最高兴的是有“二厂”字样的花瓶。据说，这个花瓶出窑那天，全厂都轰动了，认为是天意，预示着二厂一定会兴旺发达。可是，天不随人愿，二厂不但没兴旺，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渐渐没落以至倒闭，名字也成了历史。据说，《寒鸦归林》瓷盘和《二厂》花瓶也不知所终，这是后话。

为什么只有神垕附近能烧制钧瓷而其它地方不能？这不得不说到神垕独有的原料。神垕有这么一种说法，烧钧瓷要“北山的土，西山的釉，南山的煤”。无论是“土”还是“釉”都是别处所无而神垕独有。至于“煤”，其发热量接近四千卡，按现代燃料标准发热量不算高，但对烧制瓷器热量已经足够。既不至于烧成琉璃疙瘩又不至于烧不透。六矿就在神垕南端，煤田上部有很多小煤矿遗址。这些煤矿大概是以前为烧制钧瓷而采煤吧？

按民间说法，神垕不仅出瓷器，还出貂婵（美女）。我仔细观察街上的姑娘，并不比其它地方的姑娘更漂亮。当我把这个结论告诉同事后，他们告诫我，当着神垕人的面，千万别提貂婵的话题，因为这是整个神垕的忌讳。多少年来，神垕来了无数戏班子，唱了各种各样的剧目，没有一个戏班子敢唱关于吕布和貂婵的戏。据说，神垕每年诞生一个貂婵，这个女孩长到二十岁便离奇地死去。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再出现，神垕人在凤翅山西侧的山头上，修了一个石塔来镇压。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那座塔任何一块石头。结果，神垕人越是忌讳，“神垕出貂婵”的传说越是被人反复提起。我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乱七八糟地东西，但我相信，社会现象的背后必定有原因。我心存疑问：貂婵本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传说家在陕西米脂，怎么成了神垕人？另外，各地都在争历史名人，八杆子打不着的人物都往自己老家拽，如果貂婵真地出在神垕，神垕人应该感到骄傲才对，为什么反而忌讳呢？查阅了有关史料，我得出自己的看法。历史上，因为钧瓷，神垕出现一批富商大贾——这由遍布神垕的“某家大院”为证。这些大户人家找配偶时，不仅要知书达理，还要容貌出众。基因一代代传下来，使得神垕姑娘分外美丽。而“貂婵”是美女的代名词，于是便有了“神垕出貂婵”的传说，而不是貂婵的籍贯在神垕。至于神垕人忌讳貂婵，我想也有原因。神垕周边山区，处于伏牛山东部，往西是深山区，往东是大平原，是各类惯匪藏身的好地方。西窜便于躲避搜捕，东出便于抢劫掠夺。事实上，各朝各代，尤其是民国时期，神垕周围匪徒出没。那些匪徒对神垕这个既有财富又有美女的地方，焉会不流三尺长的口水？绿林吕布不知糟蹋了多少绝色貂婵。惨痛事件使神垕人刻骨铭心，从而提起貂婵就回避忌讳。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考查。

神垕文化氛围、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其它乡镇。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只有县城才有的机构，神垕全有。神垕高中、神垕镇医院在当地名声都很大。

二、六矿

六矿的全名是新峰矿务局六矿。以前，叫周口地区大刘山煤矿。

七十年代，周口专区准备办一座煤矿，解决本地区煤炭缺乏问题。要办煤矿，需有煤田，周口行政辖区内没有煤田。怎么办？经和省煤炭厅、许昌地区等协商，在许昌境内划一块煤田给周口。设计交郑州煤炭设计院，基本建设由周口地区自己承担。这块煤田就在神垕镇南端大刘山下，距周口市近二百公里。为办好这座煤矿，周口地区派出精兵强将。矿革委会主任由地区生产指挥部指挥长担任，矿机关科长由地直机关领导调任，区队队长由公社书记或副书记调任，大部分工人到煤矿以前，都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分子，也就是现在的劳动模范。煤矿见煤后，整个周口地区一片欢腾。矿上专门选了一个特别大的煤块运回去让群众参观。后来，这块煤披上红绸被摆上地区三级干部会的主席台。地区革委会主任自豪地宣布：“这是咱们自己的煤矿出的煤。”从此烧煤不再求爷爷告奶奶了！台下代表掌声雷动。可是，周口人民没有高兴多久，坏消息便不断从煤矿传来。——煤矿办不下去！究其原因不是缺乏经验——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也不是缺乏技术人员——变电所的技术员都是清华大学毕业，遑论其它专业？而是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采矿就要塌陷，就要发生地表断裂。眼睁睁地，小水库没水了。农民便到矿上闹事，要求解决问题。最后发展到围办公楼、封矿大门、赶牛羊进职工食堂等。煤矿远在外地，周口地区处理这些问题实在力不从心，加上近四千名职工的吃粮每月要从周口长途运送。经反复权衡，周口专区将大刘山煤矿上交省煤炭厅。煤炭厅又将其交给新峰矿务局管理。于是，周口地区大刘山煤矿变成了河南省新峰矿务局六矿。

周口籍工人非常怀念这段火热的岁月，我到六矿以后，他们不止一次对我炫耀：“申凤梅到掘进头给俺唱戏。”“专区剧团一个季度慰问俺一回。”“专区对俺重视得很，干部配备级别也高。保卫科长某某某是地区公安处副处长，供应科长某某某是地区物资局副局长，机电队长某某某是某某公社书记……这些人水平高，能力强，长的也气派。哪像现在的科长，队长。哼！”周口籍职工憎恨新峰矿务局，当然也憎恨新峰矿务局派来的领导。他们认为自己被“殖民”了。这一方面因为怀念老单位，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调回老家。大刘山煤矿移交时，协议规定，干部调回，工人留下。谁愿在异乡生活呢？工人要求和干部一样调回原籍。为此，他们上访、请愿、游行、罢工……在许昌市的大规模游行曾被美国之音报道，造成极坏政治影响。虽然采取了多种抗争方式，他们的目的也没达到，最终还得留在大刘山下。而上级领导，特别是新峰矿务局却认为他们是难管的刺儿头，在劳动纪律、请假、人员调配等方面愈加严格约束，对他们调回老家的要求概不批准。如此，周口籍工人更加认为新峰矿务局在欺负他们，个别人甚至放弃了宝贵的正式工身份回故乡当农民去了。管理层和被管理层——新峰矿务局和周口籍工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

我就是这时候来到六矿的。也许，把我分到六矿来，矿务局有缓和同周口籍工人矛盾的因素。因为我的原籍是商丘，而商丘和周口一直关系密切。

按照国家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要到基层区队见习一年，然后才能转正定级。按计划，我将在在采煤队见习半年，在通风队见习仨月，在掘进队见习仨月。见习期间，我的身份是工人而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要和工人一同上班，一同下班，干同样的活，吃同样的粮食标准（机关每月34斤，工人每月60斤）。

见习期间，无论在哪个队，我都受到工人师傅的热烈欢迎。这不仅仅因为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更因为我是商丘人。商丘和周口在地域上同属豫东，历史上渊源密切。周口专区有五个县（鹿邑、郸城、项城、沈丘、淮阳）以前属于商丘，1965年周口成立专区才分开。周口工人认我这个商丘人为老乡。在他们倍感不公平的时候，我这个将来必定是管理人员的老乡来到六矿，让他们欢欣鼓舞。下班以后，他们常到我宿舍来，向我讲大刘山煤矿的历史，讲自己的奋斗和抗争，讲经受的屈辱和辛酸。上面我写的大刘山煤矿种种，就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到六矿报到当天，就把我分到了采煤队。有人把我领进宿舍，宿舍里已有一位焦作煤校的毕业生。他姓赵，早我半年毕业，正在采煤队见习。他告诉我，原大刘山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调走了。现在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从工人中间选拔的。截止目前，只有咱俩是学校毕业的学生。

上班第一天，换上工作服，穿上胶靴，戴好矿灯，我和大伙一道儿来到采煤工作面。一位老工人一直陪着我。后来我知道他姓王，工人都尊称他王师傅。王师傅四十五岁左右，在队里年龄最大，威望最高。以前实习时，在其他矿，曾到过采煤工作面，但那属于参观性质，从机巷到风巷转一圈就走了。今天，我是采煤队的工人，至少要在这里劳动八个小时。到达刮板机头附近，班长开始分号。其他人每人分十五米，班长分给我两米。放炮员开始放炮。随着“咚！咚！”地炮声响起，刮板机“唿啦啦”开动，不大一会煤块拥挤着从刮板机上流出来。人群沿采面散开，矿灯在各处闪烁，大家开始紧张地劳动。

在机巷等待放炮，看似轻松，实际上人人精力高度集中，都在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王师傅嘱咐我，头上的灯绳一定要固定好，免得挂住什么东西。寻找坐的地方，要先看看顶板是不是完整，是不是滴水。不要坐在铁器上，时间长了会受寒。小心刮板机，它拉出来的有煤也有木棍，万一叫木棍顶着就会出大事儿。每人头上的矿灯只能照亮周围的地方，大伙儿的矿灯互相交叉也只是将附近照得隐隐约约，再远处绝对是黑暗。采面的空间不到十平方米，由密集的支架支撑。支架成排成队，人行其间，速度大受影响，声音的传播也大受影响。多年后，我读到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其中一个情节描写主人公孙少平，趁放炮之前的空闲时间看《红与黑》。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再伟大的作家，如果不深入生活也会闹笑话。读书需要安静的环境，在那样的环境下，且不说作业规程根本不允许，假设允许，孙少平能读得进书吗？

采煤队是集体工作，我的号虽然只有两米，但攉煤、挂梁、移溜、放顶等工序却一样不少。怎么干呢？我愁得不行，觉得眼前两米煤墙是泰山，要将它完全清理干净，比登天都难。老塘（采空区）的石头不断“忽拉拉”滑动，顶板也发出“崩，崩”的断裂声，周围的木棚在强大的矿压下“咔咔”裂开。我非常紧张。虽说以前实习时在采面呆过，但那是看别人干活，真轮到自己独立操作，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正在发愁，王师傅从别处爬过来，对我说，别怕，咱俩一块干。听到这句话，我像得到了大赦，顿感轻松。原来，全采面只有王师傅不分具体工号。他的任务是来回巡逻，监督大家的作业质量，谁的顶没背严，谁的立柱没打牢，谁的支柱不成直线，谁的木垛没揳结实，只要被他看到，准得挨骂。骂后，他会和你一块整改。王师傅怎样攉煤，我就怎样攉煤。王师傅怎样移溜，我就怎样移溜。该挂梁了，王师傅操作，我在一边打下手。放顶这道最危险的工序，王师傅怎么也不让我帮忙，说你看我怎么干就行了。只见他先瞅好退路，用手中的大锤先在铁楔子上轻轻叩击寻找着力点，然后重重一击，楔子飞出，金属摩擦柱猛地回缩，顶板跟着垮塌。飞扬的烟尘和“轰隆隆”的岩石掉落声交织在一起。王师傅比兔子还敏捷，早回窜到安全的地方。这时，我才理解王师傅为什么不让我靠近的良苦用心。日子长了，我成了熟练工，两米长的号对我是小菜一碟。但每逢放顶，王师傅必定赶到我这里，必定亲自替我干。我怎么要求独立操作都不行。班长也很照顾我，我要求增加工作量，他不同意，仍旧分给我两米。后来，我把自己的活早早干完，就去帮其他工人。

在采煤队见习半年，我又到通风队见习。临走时，我依依不舍。在森林般的支架间，在黑乎乎的巷道里，在划拳喝酒的矮桌旁，在相约攀登的大刘山顶，在一同游逛的神垕街上，我和采煤队的弟兄们结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王师傅，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后面我还要说到他。

我感谢采煤队的弟兄们，是他们，让我在完全陌生的异地他乡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在我发疟疾的时候一步不离，端茶倒水。在我孤独的时候陪我说话，排遣烦恼。这些脚大手大，说话粗犷的男子汉，是为人类盗取圣火的卜罗米修斯，是给人间带来光明的太阳神，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他们虽处社会底层，却有极强的自尊心。达官贵人在他们眼中如粪土。你把他们当亲人，他们会把心扒出来给你。你若蔑视他们，即使你贵为国家领导人，他们也会回你一万倍的蔑视。“咋着？还能把我开除到机关去？”这是他们的口头语。其中好多人，几十年了，我还同他们保持着联系。

三、工人们

不了解煤矿的人，对煤矿有严重的误解，认为煤矿就是地狱，经常同阎王打交道的矿工，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这种认识大错特错。

煤矿工人也是人，同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过，环境改造人，煤矿的特殊环境确实造就了矿工不同于众人的地方。

首先，矿工豪爽，你说他们大大咧咧也可以。矿工们，尤其是采煤工，办事从不小肚鸡肠，行就行，不行拉倒。为人处事也不耍心眼，爱恨情仇都写在脸上。两个矿工在井下吵架，其中一个凶狠地威胁：“小心我把你扔到老塘里（采空区）去！”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吵得这么凶，隔阂一定很大。上井后，井下的事早已烟消云散，他俩仍像亲兄弟一样划拳喝酒。

井下的特殊环境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对队长、班长和老工人，资历浅的工人必须服从和执行。这不是谁巴结谁，这是生命安全的需要。地下作业存在各种不安全因素，事故有时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生。井下作业就像打仗。有经验的老工人在事故发生前能预知事故征兆，事故发生后能正确处理。和他们在一起，安全就多一份保证。能给你带来安全的人，就是最可靠、权威的人。事故发生时，来不得丁点犹豫，必须令行禁止。比如，马上就冒顶了，班长还会同你商量？还会给你做思想工作？因此，井下都是半军事化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谁明确这样要求。正是这种半军事化管理，养成了矿工的集体服从意识，也养成了班、队长们果断而粗暴的工作作风。我曾见到一个新工人受辱的情形。那位新工人在皮带机尾清理落煤，动作慢慢悠悠。班长看到，飞起一脚踢在他屁股上，同时嘴里骂：“肉得像头猪，快点！”新工人呲牙咧嘴地抗议：“咦！咦！咦！你，你敢打我！”话未说完，班长又是一脚：“还犟嘴！快干活！”新工人委屈得蹲下大哭。班长怒骂：“再不快点干，还打你！”这位新工人刚上班，还不熟悉矿工在井下的处事方式。在地面，随便打人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井下，特别是刚才那种情况，实在算不上什么。

在井下，矿工们都是生死弟兄，没有见死不救的。如果出了事故，兄弟们都拼死往上冲。王师傅因冒顶遇难那次，冒顶尚未结束，碎石还在忽拉拉地往下落，在场工人就冲上去抢救，急得班长大喊：先加固顶板！不是大家头脑不清醒，是根本顾不上考虑其它。那是一块喝酒，一块打牌，一块干活的弟兄啊！抢救及时与否，决定着一条生命的存亡。以前，采煤队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两位新工人刚上班便遇到冒顶，一位被碎石块埋住脚，另一位吓跑了。被埋住脚的那位急喊救命。附近的王师傅像闪电一样冲上前，揽住那人的腰将他拔出，又闪电一样跑开。两人刚躲掉，大石头就跟着他们的脚后跟落下来。王师傅成了大伙心目中的英雄好汉，那位逃跑的工人则成了孤家寡人。没人找他打牌，没人请他喝酒，没人叫他遛弯，更没人愿和他一块干活——谁都看不起他。舍已救人是美德，在矿工中更是必需。集体意识、大局意识是矿工的价值标杆。懦弱、自私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存身之地。悲哀的是，最近几十年以来，私欲横行，公德沦丧，井下出了事故，周围的工人不是积极救人，而是首先自己跑掉。仅仅如此也就算了，还有为报复在井下打死班、队长的事件。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一些犯罪分子把人打死而伪装成冒顶砸死，向矿上索取工亡赔偿金。根据刘庆邦纪实文学改编的电影《盲井》——王宝强的出道作品，反映的就是此类恶性案件。

如果听了矿工在井下的谈话，会认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流氓。矿工的世界有两个，井下世界和地面世界。分界线就在副井井口。在地面世界，大伙儿一本正经，穿戴、说话和行动都周吴郑王。从下井那一刻起，则满口脏话，什么下流说什么，内容全是裤裆里的事儿，俗称《裤裆传》。除了不拿母亲和姐妹开玩笑，全世界其余女性都是他们耍笑的对象。有个工人曾一边干活一边讲自己怎样勾搭寡妇，讲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一些细节不厌其烦地重复。其实，这都是他自己杜撰的，生活中并没实际发生。在潮湿、阴暗的环境里，矿工需要调剂工作气氛，“性”的话题无疑最具刺激性。以上所述是七八十年代以前的情形。九十年代以后，矿工多为初中以上毕业，高校扩招后，本科毕业生又大批到煤矿就业，煤矿从业人员成分发生了极大变化，大耍骚情的《裤裆传》已很少听到。

矿工的另一个特点是爱喝酒能喝酒。煤矿周围的饭馆和酒馆，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也经常听到他们吆五喝六的猜拳行令声。矿工喝酒不喜欢婆婆妈妈的喝法，喜欢用大杯，一口下去就是一两甚至二两。一方面，矿工工资较高，消费水平相对也高。重要的是，矿工常年在阴冷潮湿的井下工作，需要借助烈酒驱散寒气。久而久之，便养成了矿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作风。他们开玩笑自称“俺是从威虎山上下来的”。

喝酒追求痛快，洗澡也追求痛快。矿工洗澡一定要洗得大汗淋漓，而不是洗干净身子了事。升了井，交了矿灯，在更衣室脱光身子，有人立即去澡堂，有人则拿出一棵烟，靠着更衣箱贪婪地猛吸。我曾见到王师傅长吸一口，吸掉香烟的四分之一。——为了防止瓦斯爆炸，井下严禁任何明火，当然包括严禁吸烟。下班了，解放了，烟瘾大的人在洗澡之前要先慰问一下百爪挠心的肺部。写到这里，还要插个和煤矿吸烟有关的，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煤矿，而是发生在网络世界。我有个QQ好友爱好文学创作，写了篇反映煤矿工人的小说发在空间里。其中写道，主人公在采面每逢干活疲乏，就掏出旱烟袋美美吸上两锅。我在评论里指出，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煤矿井下根本不可能，也绝不允许发生。如果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甭说安检员，就是周围的工人也不答应。矿上对此轻则罚款重则开除。这位毫无煤矿生活而胡编乱造且肚量狭隘的作者，竟然把我拉黑了。矿工们洗澡的目的和喝酒的目的一样，与其说是去灰，不如说是驱寒。他们斜倚着身子，眯缝着眼，舒服地享受热水带来的愉悦。直到汗毛孔舒张，浑身通红，才懒懒地爬出澡堂。所以，尽管矿工常年在阴暗潮湿的井下工作，风湿病却不常见。

如果认为矿工都是张飞、李逵式的鲁莽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矿工中不乏各类人才。有人会画，有人能写，有人擅唱。矿工的家大多在农村，下班之后，无家务事的烦扰，闲暇时间，除了必要的外出和交往，比方购物，比方喝酒，他们一般呆在单身宿舍内，从事自己心爱的活动。读书、写作、练字、拉二胡、吹口琴或者吹长笛、搞科技小改小革，当然也有人下棋、打扑克、打台球。（矿上为了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建有图书室、棋牌室等）。正是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有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写小说和诗歌的成为省作协会员，下象棋的取得省级比赛名次，搞科技创新的得到煤炭部表彰，绘画的获得美展大奖，写字的成为中国书协会员。还有每逢节假日都要举行的文艺活动，看似粗犷的煤矿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四、生存和死亡

说到煤矿，就不能不说到安全和死亡问题。

煤矿是地下作业（也有极少部分露天矿），要同顶板、水、火、瓦斯、粉尘作斗争，安全环境和其它行业比较起来严峻得多。在地面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井下都是严重问题。因此，国家给予煤矿一个特殊指标，百万吨死亡率，统配煤矿为1，地方煤矿为1.5。很多人不理解，怎么煤矿还允许死亡呀？其实这个指标只具有考核上的意义。某矿超过指标，说明你安全工作没干好，会影响奖金、评先等，没超指标则不影响评奖，并不是说这个指标允许死亡。

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煤矿的认识还停留在建国以前，认为煤矿还像反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电影《燎原》那样，嘴里叼着灯，背上拉着筐。殊不知各行各业都在技术进步，煤矿行业的进步速度更快。还有人认为煤矿就等于死亡。有一年我探家，老家的一个人问我：“你们矿一天死几个人？”我苦笑，真是隔行如隔山，答：“甭说一天死几个，就是一月死几个，工人也早就罢工了，领导也早被撤职了。”

默默奉献，不事张扬是煤炭系统的作风。本系统的好与坏，对外宣传很少，颇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气概。因此，外界对煤矿有严重误解。更有甚者，认为在煤矿工作的都是劳改犯或者被社会抛弃的人。这些都让在煤矿工作的同志很狼狈也很伤心，同其他人在一起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有一年夏天，六矿搞通风阻力测定。我和几位同伴测完风井，已是晚上九点。我们不想从井下大巷返回主井，决定从地面返回。地面虽然路远些，但能看看满天星斗，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值！神垕街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当我们穿过街道，“托托”的胶靴声惊动了街两旁乘凉的市民。看着我们黝黑的面孔和黝黑的工装，他们像看耍猴一样，指点着议论：“下窑的，下窑的。”有人故意高喊：“哥们儿，下窑累吧？”还有的人随着我们的脚步喊口令：“一二一，一二一。”我们又好气又好笑，一个同伴说：“他们只知道是下窑的，不知道这几个下窑的不是普通工人，全是大中专毕业生。”由此可见，社会对煤矿的偏见和歧视。在中国，煤矿行业是个大的行业，产业工人约八百万。煤炭系统有八所高等院校，十几所科研院所和十几所设计院，还有著名的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的能源消耗，百分之七、八十依靠煤炭。广为人知的石油，只占百分之二十。我参加工作那年，全国产煤约10亿吨（2016年产煤40亿吨）。煤炭系统为共和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这么说，没有煤炭，中国国民经济的时钟就要停摆。然而建国后，电力和石油系统都曾出过国家级领导人，煤炭系统却没出过一位。煤炭系统的人自嘲，我们是“大系统，小部门”。

八十年代初，采煤工作面作业方式为放炮落煤。即在煤壁打好炮眼，装上炸药，然后将煤炸下来。顶板支护仍旧沿袭传统方式——坑木支护。因为是坑木支护，采煤队有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工种，“掂斧头的”。这是采煤队自己命名，劳资科没有的工种。他的主要任务是砍口，即在坑木上砍出适宜支护的缺口。不要轻看砍口，口砍的合格与否，直接影响着支护质量。“掂斧头的”都是德高望重，经难丰富的老工人。没有两把刷子，你想掂斧头，队里也不会让你掂，工人也不会买你的账。工人在在采面工作时，“掂斧头的”来回巡逻，谁的口没砍好，让你重新砍，或者帮你砍。这个工种类似于质量监督员和安全监察员。“掂斧头的”虽然不是队干部，在队里却有极高威信。现在，采煤工艺为综合机械化，支护方式为液压支架，整个工作面像钢铁长城，“掂斧头的”这个称呼也自然而然走进历史。

我们队“掂斧头的”是王师傅。

坑木支护强度太低。为了抵抗强大的矿压，保证安全，支柱密密麻麻，勉强容人通过。另外，在放顶线一侧，每隔十米打一座木垛。尽管采取各种措施，顶板伤人事故仍不时发生。有人认为，在炮采工作面干活，往刮板机上攉煤最累，其实最累最危险的是回柱放顶。每到放顶，满工作面都是王师傅身影。他到处检查顶板、木垛，帮完这个工人又帮那个工人，对我更是关心。每到该放顶时，不是他就是班长替我干。

王师傅遇难那天我在机巷。班长说，今天不分你号了，溜子司机请假，你替他开溜子吧。相比采煤工，溜子司机相对轻松，但拴得死死的，整班不能走动，而且不能走神，要时刻注意溜子拉煤情况，还要分拣拉出来的坑木、炸药等杂物。放完最后一茬炮，溜子又运转大约半个小时，工作面内连续摆灯让我停机。根据经验，工作面在移溜、支柱，然后就该放顶了。我抓紧时间清理溜子附近的浮煤，按质量标准化的要求整理周围环境。突然，采面传来“忽隆隆”的巨响，紧接着是一片惊慌而嘈杂的人声。我的第一反应是出事故了，急忙扔掉手中的铁锨，飞快地往采面跑。果然，采面中部冒顶了。冒落的岩石堵住大半个采面，只在靠近煤壁一侧尚能容人通行。其他工人早赶到那里，正在拼命救人。班长在最前面，一面扒石头一面大声喊：“王师傅！你在哪？！王师傅！你在哪？！”这时我才知道埋在下面的是王师傅，头忽地大了。石块下面传出清晰的声音：“我在这，我在这。”王师傅还活着！大家像疯了一样往发出声音的地方扒，一边扒一边不停地喊着王师傅。我飞快地往外传递石块，两只手被碰破都不知道疼。可是石头太大了，太多了，尽管大家拼命扒，仍没见到王师傅的身影。班长大声嘶喊着王师傅，王师傅应答的声音却越来越小，当班长又一次大喊时，王师傅在下面微弱地说：“我不中了，我不中了。”再喊，只能听到他哼哼的声音，最后，连哼哼的声音也没有了。王师傅凶多吉少。可大家谁也不愿相信他已经遇难的事实，任凭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一边哭一边扒。救护队来到后，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才把王师傅扒出来。大家像他仍旧活着一样，把他轻轻地抬出采面。原来，冒顶时王师傅正帮一位工人干活，当碎石头往下流时，两个人迅速撤退。那位工人往上，王师傅往下。本来，凭王师傅的麻利劲，完全可以躲开冒顶。但他往后跑时，一根横着的木梁将他绊倒了。

这是我从事煤炭工作后，经历的第一起死亡，而且这个逝者是我非常尊敬的人。王师傅牺牲后，整个采煤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大家走路都耷拉着头。那两天，我心里极其难受。仿佛王师傅没有死，仍旧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在悲痛中，我写了一首诗：《三十分钟，你想到了什么？》

三十分钟，对你像世纪一样漫长。

三十分钟，你想到了什么？

想到儿女的欢声笑语？

还是老母亲的满面沧桑？

想到老槐树下和姑娘相亲？

还是娶妻迎亲时的满堂红帐？

也许你什么都没想，

只有求生的强烈欲望，

也许你最想看到的，

是地面那缕暖人的阳光。

你在下面冷啊，

血液逐渐冷却，巨石挤压胸膛。

那声“我不中了”的呻吟，

是你对生命的绝望。

三十分钟，你在痛苦，你在挣扎。

三十分钟，我们抢救，我们疯狂。

可惜我们回天无力，

可惜我们没有孙悟空的力量。

……

你是家庭的脊梁，

你是采煤队的脊梁，

你是中国的脊梁。

写这首诗时，我泪流满面。恰好，分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的同班同学给我来信。回信时，我同他讲了王师傅的遇难和自己的心情。要求他，咱们国家能不能发明一种支护方式，不用人工攉煤，人工支护，特别是不用人工放顶。如果真能发明出来，将会挽救多少矿工的生命。现在，我的愿望在煤矿已经变成现实。综合机械化采煤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综采支架代替了人工放顶。整个采煤工作面已变成钢铁长廊，冒落的石头根本进不了长廊以内。可惜呀，王师傅牺牲时，全中国都没有这样的装备。

经过煤炭系统几代人的努力，煤矿安全水平大大提高。在工矿企业中，煤炭行业已比建筑行业安全，更比交通行业安全。2016年，全国煤炭系统产煤40亿吨，死亡500人。百万吨死亡率0.125，安全生产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五、生活花絮

离开神垕已三十年，有些人有些事像河中的泥沙，被时光的流水冲刷得逐渐模糊，有些则像河底的岩石，愈冲洗愈显坚硬和清晰。有几件事终生难忘，记述如下。

1、井下遇险。见习结束后，我被调到生产科。因原周口地区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调走，六矿技术力量十分薄弱。从正规矿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只有我和那位赵姓技术员。其余从事技术工作的是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高中生或有经验的老工人。赵留在采煤队，生产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大到全矿开采的总体布置，小到工作面的作业规程，全由我一个人设计和撰写。那时二十出头，一心想干好事业，常常连天加夜地工作，一天下井两三次也不觉得累。不久，矿务局任命我为总工程师。一次，风巷掘进遇到断层，我到现场察看。察看完毕往回返，走到采区上山斜巷绞车房，发现两辆装满煤的矿车停在上部车场，正准备往下放。绞车司机认识我，说王总你先下吧，你下去后我再放车。本想等煤车放完我再下去，但盛情难却，只好先下。我叮嘱司机，等会儿下到斜巷底，我给你打两声电铃，没听到电铃，你千万不能开车。按照安全规定，斜巷运输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行人和绞车司机的联系依靠电铃，俗称打点。这条斜巷长约500米，为保证安全，每相隔百米，在巷道壁侧建一安全躲避峒室。从斜巷往下走，我总是心神不宁。这位司机是新面孔，显然是刚来的。水平和责任心如何？一点也不了解。走一段路，我就回头看看，生怕发生意外。走到一躲避峒室附近，我老是觉得后背发紧，回头看时，只见一溜火星沿着轨道滚下来。坏了，跑车！当时什么也顾不得想，一旋身便滚进躲避峒室。就在我进入躲避峒室的刹那，矿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那像打雷一样的轰隆声令人惊心动魄。我几乎瘫痪在躲避峒室里，十几分钟过去了，心仍在咚咚狂跳。后来，觉得左手背疼痛，这时才发现手被碰出血，可能刚才进躲避峒室时，甩在了煤壁上。因为情势紧急，竟然一点也没感觉到。我真感谢这个躲避峒室啊！如果没有它，今天毫无疑问要粉身碎骨！因此，其后一段时间，我总相信人有第六感觉。有人和我争论，说第六感觉根本不存在。我反驳他们，为什么当时我脊梁发紧呢？为什么我回头看呢？现在想来，不是什么第六感觉，是因为我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说到这里，还要说一说井下另外一种让人不理解的现象，那就是明知道有人死在某个地方，甚至他遇难时你就在现场，但路过时一点也不感觉到害怕。如果在地面，夜间经过死人地点，会紧张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头发梢都会立起来。井下比地面更黑，为什么没有害怕的感觉？我同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注意力转移了。从你进入井口那一刻起，思想便无形中进入紧张状态。走在大巷，小心来往车辆，小心架空线触电。走在风、机巷，小心碰住脑袋，小心管、线绊脚。走在斜苍，小心跑车，小心摔倒。总之，时刻在小心。至于其它无关的事情，比方死人，在脑海中根本没有位置，自然不会有丁点害怕感觉。我为什么说孙少平在采面读《红与黑》是路遥的一处败笔？这也是理由之一。

2、男女同居一室。

不是和自己老婆，我曾和其它女性同居一室。

大刘山煤矿始建于七十年代末期。那时全国人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整个社会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工业建设学习大庆的“干打垒”作风，提倡先治坡后治窝，建设第一，生活第二。因而该矿的职工宿舍非常简朴，三层楼房，清水墙，筒子屋，公共厕所。按说住宿条件在当时还是可以的。问题是随着煤矿生产规模形成，职工人数越来越多，住宿越来越紧张。每个房间以前住两人，逐渐增加到四人，最后，连区队会议室也住上了人。班前会不得不在走廊召开。

队里照顾分来的学生，我和赵姓技术员两人共住一间房。我来到六矿刚一个多月时，一天，赵对我说，他老婆等几天要来探亲。我只好搬走。可往哪里搬呢？每间房都是四个人，已经塞不进第五张床。最后我发现，大通间——原先的区队会议室里还有位置。经协商，我搬到那里。大通间住了十来个人，靠墙两排床，中间是行人的通道。床与床之间有勉强容人横着走动的缝隙，因为我要搬到这里，大家把床拼到一块。本来还算独立的床彻底成了大通铺。住在这里，仿佛又回到上高中时的集体生活。大家对我很照顾，每当我看书，正在大声小气说话的工人师傅便尽量压低声音。这让我很不安。我尽量抑制自己看书的欲望，实在抑制不了就到别处去看。当时我刚到六矿，人生地不熟，工人师傅的照顾让我很温暖。住了一个星期，发愁作难的事又来了。大通间内的一位职工家属也来探亲，按信中约定的时间，明天就到。我急得不行，还能搬到哪里呢？总不能睡在露天吧？思来想去，我和一位上零点班的工人商量，在他上班后我睡在他床上。那位工人爽快地答应没问题，稍后，又神秘地对我笑笑，说王技术员不用发愁，其实你也可以不搬。回到大通间，我问一位职工，我到某某房间去住，你呢？他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往旁边一张床努努嘴，他家属不是来了吗？他笑着说：来了有什么，他睡他的，咱睡咱的。我声音有点发急，这咋中？他回答，咋不中！他劝我：你也不用搬。你到某某那去，十二点前咋办？总不能天天在外边遛达半夜吧？依我说，你还和大家一块住吧。我发现，果然如他所说，其余十来个人没有一个有往外搬的意思。我想，好，你们不搬，我也不搬。那位家属来的那天晚上，大家和以往一样，该说说，该笑笑。有人还同家属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睡觉时，那张床四边多了几道绳，每条绳子搭上床单，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第二天起床，工人师傅都没啥不好意思，倒是那位已早早起床的大嫂见了我有点羞赧——她已知道我是新分来的大学生。三十年后，我召集当年采煤队的退休职工餐聚，那位大嫂也随着丈夫去了，酒桌上，我同她开玩笑：“嫂子，你还记得不记得，咱俩曾一个屋睡过觉？”知道这回事的人都哈哈大笑。所谓道德、所谓文明离不开周围环境和物质条件。老祖宗早就说过：“仓廪足而知礼仪。”马克思也说过，人只有解决了吃穿住等最基本的问题，才能从事哲学、宗教、道德等活动。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会上去。离开物质条件谈文明，只能是抽象的文明，虚假的文明。如果条件具备，谁会放着脸不要呢？

3、傻梁山伯

我到生产科工作不久，矿上便任命我为总工程师。不到半年，又提拔我为副矿长兼总工程师。那年我二十五岁。这第一得益于工程技术人员奇缺，第二得益于“重用知识分子”政策。当然，本人也非常努力和勤奋。

年纪轻轻便担任矿级领导，况且又是像大熊猫一样稀少的大学毕业生（不像现在，当年高考录取率极低，约为3%）。我头顶的光环让人羡慕。但我自己没觉得有啥了不起。一个普通农家子弟能够走到今天，全靠国家培养，理应更好工作报效人民。那时上进心极强，只想用工作成绩取得组织对自己的认可。我把全部精力放到六矿工作上，对自己要求之严，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有时一天下两次井甚至三次。搞设计、写规程、读书几乎天天到深夜。毕业后我即结婚，老婆在农村老家，和我青梅竹马一块长大。我当副矿长时，女儿已经诞生。正因为已经结婚，对别人的羡慕，特别是女性的羡慕，根本感觉不到。有人开玩笑叫我为“傻梁山伯”。我说不是我傻，而是老家有一个更能拴住我心的人。因为两地分居，家属不在身边，矿内同事有人知道我已结婚，有人不知道。外单位看我这么年轻，又是分来不久的大学生，多以为我还未结婚。由此还产生些故事。

有段时间，我感觉右腹部隐隐作痛，怀疑是肝炎，但大小医院都检查说不是。可右腹部疼痛是真的呀，最后确诊为胆囊发炎。诊治过程中，矿医院一位医生推荐我到神垕镇医院检查，说他们添置了一台新型B超机，并说我陪你去。镇医院操作B超机的是位个头高挑，肤色白晰，充满青春朝气，一眼看去就让人有好感的姑娘。知道我的身份后，她非常热情地为我作了详细检查。检查完我要付钱，她说，既没打针，又没拿药，不用付了。我心想作B超也得付钱呀，为什么不收钱呢？既然不收费用，我不好意思马上离开，和她谈了一阵子话。她主动告诉我，她也是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卫校分来不久，老家就在神垕附近。她从抽屉里拿出本《新华文摘》让我看，说上面选登了一篇非常好看的中篇小说《人生》。我问她，读完了？她答读完了，如果你想看，杂志可以拿走。我回答不用，一年前我就在《收获》上读过《人生》。我对她提到的《人生》有深刻印象，曾多次向人推荐这篇小说。八二年末的一个下午，我拿到登载这部小说的《收获》，连晚饭都没吃，一口气读下去，花了大半夜时间把它读完。作者路遥和我是同时代人，小说描述的内容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事。虽然小说背景是陕北农村，但我觉得小说所写就是我身边的人和事儿。看完小说，我激动得心潮澎湃，彻夜难眠。现在，这位姑娘提到《人生》，我们算找到了共同话题。我俩谈高加林，谈刘巧珍，谈黄亚萍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类似人物。不知不觉到了下班时间。我起身告辞，姑娘说正好我到街上有事，咱一块走吧。我俩又在街上转了一圈。她边走边向我介绍钧瓷的品种和制作工艺，并问我对神垕印象如何。我回答还行吧。说实话，我对她印象很好，认为她不仅人谈吐得体，还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后来，陪我去检查的矿医院医生要给我介绍对象，女方就是她。我婉拒那位医生说，谢谢你，但非常遗憾，我女儿已快半岁了。后来，在神垕街上又几次碰到她，她仍旧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明显可以看出，眼睛里少了些许火花。这位当年的姑娘听说还在神垕镇医院工作，现在应该是奶奶辈了吧？

六、后记

八七年末，我从《中国煤炭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位于商丘行政辖区内的永夏矿区，国家准备重点开发，便向领导要求调回老家。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找理由说老父母需要照顾，领导说忠孝不能两全。我说老婆领着小孩在农村，不忍看她们种地辛苦，领导答家属农转非时优先考虑你。无论我找的理由多么充分，反正他们就是不同意我调动。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调离新峰矿务局。当我离开六矿那天，走上高高的塔林坡，回望工作单位，不由感慨万千。调回老家，本来我应该高兴，但当真的离开，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神垕，是充满我青春记忆的地方，是激情燃烧的地方，是人生由青涩变成熟的地方。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我有深深的感情。今日离开，何时再来？心里顿时沉甸甸的。我狠心转身，再见了，神垕！再见了，六矿！再见了，大刘山！再见了，矿工弟兄们！再见了，神垕的新朋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