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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谨(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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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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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从小巷升华

觉悟,从小巷升华

王谨

如果不是有导游引导,不是里弄前有块纪念馆的牌子,对这个不起眼的里弄小巷,也许不知道当年聚集了许多叱咤风云的青年才俊,也许不知道上世纪名闻中外的觉悟社就设在这里,也许不知道当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与这里有关。。

日历翻回到上世纪风云激荡的二十年代。在这个位于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的小宅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

带着探究的目光,我们走过一个面积不大的书法碑林,进入三戒里,正面墙上一块邓颖超亲笔题写的"天津觉悟社纪念馆"馆名,引人注目。这是1987年旧址按原貌修复,辟作天津觉悟社纪念馆时,时为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应邀来到这里,亲笔题写的。

觉悟社旧址,是一座由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宅院。"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进步青年,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于1919年9月16日组织成立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

何谓觉悟?汉典云: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也指对道理的认识,或进入到一种清醒的或有知觉的新的状态。我想,当时大凡有抱负、不甘中国现状的青年,他们力求自己"革心"、"革新"的思想不是模糊的而是清醒的。这,正是这批青年要成立觉悟社的初衷吧。,

进入院内。两间东屋,是当年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与社员们学习研究新思想的地方,同时还在此编辑出版社刊《觉悟》。他们学习和传播先进思想,团结爱国力量,开展反帝、对封建,改造社会,挽救祖国的革命斗争活动。

在五四运动之初,天津男女学生组织是分开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迫切感到需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统一的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20 名男女进步青年组成了革命团体觉悟社,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的办法决定各自的代号,如周恩来为5 号、邓颖超为1 号;再以代号的谐音作为化名,如周恩来曾用过的“伍豪”化名就是5号的谐音;赵光宸为“奈因”(为9,即英文nine 的谐音),马骏为“念久”(为29 即廿和九的谐音)。 因为20 人在50 个号码(从1 到50)中任意抓取代号,故20 人的代号是不连续的。

纪念馆分为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两部分。复原陈列再现了原三戒里4号院的面貌和当年社员们活动时的情景,展出了社员抓阄决定代号的工具以及学习、生活用品等珍贵文物。辅助陈列室,则以大量历史文献、照片、绘画及雕塑等,生动展示出觉悟社成员组织革命宣传活动的斗争事迹。

当时觉悟社发表的文章说:真正提倡"女子解放",定要有一部分人拿这种事做成终身事业,一心一意的去为大多数女子求解放。有了这种志愿,"女子解放"的前途,才有光明的道路可期。

得到李大钊的点拨与指导

觉悟社的成立和发出的声音,引起全国其他进步组织的回应和支持。

时间定格在1919年9月21日。我们在展览中看到一张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应邀到天津觉悟社演讲并与觉悟社成员合影的珍贵照片。在李大钊9月21日的演讲中,他建议大家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科学术问题"。并赞扬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

李大钊在这批青年中播撒的革命思想,很快使觉悟社这批青年明确了研究方向,点燃了觉悟社这批青年的革命激情。

1919年11月5日,觉悟社成员张若名在《觉悟》上发表《"急先锋"的女子》。文章指出:欲求女子之解放。必有一些先锋女子来毕其全力从事这一工作。

1919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天津觉悟社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并决定吸收新会员时,先由本人自我介绍,并由介绍人报告其优缺点。然后由会议审查经大家同意方可加入。

1919年12月29日,《觉悟》发表一则青涩、质朴且带着几份忐忑的声明,主要内容有:"觉悟"社的名字在社会上传布了三个半月,然而"觉悟"社的小册子——《觉悟》,还没见他出版。社会上想要看他、批评他的心,未免有"迫不及待"的情形,并且人人怀着一种"《觉悟》到底是怎么样?"的念头,寻问催促的很急但是外界催促的愈急,我们内部的恐惧愈甚。我们标榜的名字既是"觉悟"的实质表现出来,对着社会实在是惭愧,并且还要夹着一种"哄骗"的成分在里头了。我们"觉悟"社内部的组织,经过了几次从"觉悟"上得来的改变,稍稍有一点粗具模型的样子。我们小册子一《觉悟》也经了几次变化,方敢大着胆子决定出版的日期,要在社会上露第一次的"面孔"。

觉悟得到升华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赴日本留学前夕所作的诗。当年6月,他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满怀学成报国的抱负。他的抱负之一就是深入研究各种学科,来救济贫苦百姓。这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热血青年的理想。不到两年后, 1919年3月,周恩来为了投身到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毅然决定回国,继而参与发起成立觉悟社。

周恩来和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进步青年在觉悟社开展了系列研究和参加游行、请愿等爱国活动,引起军阀的注意。

1920年1月29日,天津数千名学生共赴省公署请愿,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遭到军阀镇压,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当场被捕,50多名学生受伤。在全国舆论和各界声援下,7月17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被捕觉悟社成员才得以出狱。这次牢狱之灾,也使觉悟社成员的觉悟得到升华,朝马克思主义思想靠得更近了。1923年,周恩来以伍豪化名致衫逸、衫峙的信中称:“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表明了青年周恩来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反抗压迫,不怕坐牢,不怕白色恐怖的信念。他乐观地认为,只有经过坐牢的历练,才能实现思想的颤动与升华。

当年参加觉悟社的20名成员,觉悟确实升华了。

各地青年的爱国热情,像星星之火,逐渐碰撞,燃烧更旺。正是影响到全国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1921年7月,有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该说,天津觉悟社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探索和酝酿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在觉悟的升华中,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据觉悟社展览介绍,当年参加觉悟社的20人中, 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觉悟社成员周恩来、邓颖超等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当年觉悟社骨干马骏,32岁就为革命牺牲了生命。

我不禁面对旧址先辈留下的遗物思索,青年时期的觉悟,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之路。

从天津觉悟社旧址里,我们可以感悟到许多不凡的人生哲理。

(整理于202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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