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

我只知道树木和花草是有根的，其实不知道我也是有根的。南橘北枳，一样的果实在不样的地方却截然不同。我在南方呆过十余年，就很少写南方，因为我一直是飘在空中的，像断线的风筝；漂在水面上，像是浮萍。

人生转折之后，我回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叫作沙井村的地方。

这里本来也是农村，因为城市化，毗邻市区，很多被城市吞没。其实城中村大体都是一样的:加盖的五六层楼房，把屋里盖得严严实实。只留一个像天井一样的小院子，楼梯就绕着天井旋转，租房的人的屋子都是单间。简单的一架床，简易的柜子，有的是布柜，就算是木柜，也是极轻便便宜的那种。门内放着煤气罐，门外是放单灶的台子。出门时要锁门的，灶头也要搬回门内。如果把罐和灶放在外面，是要被偷的！

是的，这里治安不是很好。一是因为人多，二是人杂。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这里能听到操着全国不同口音的人。他们来这里务工，或者做着五花八门的小生意。正街上的店面是能大些，在曲折的各个小巷子里的，就只有小店面了。各种店都有。

与妻两地分居的日子，唯一的心愿，就是两人能永远在一起。现在她在这里打工。见我终于回来，终于舒了口气说:“你也不要干什么，就在家里做做饭等我回家！”

军旅多年，对地方是陌生的。包括说话，我也跟不上别人的思维。多少有些畏难，就答应了。

那时已经进入冬季。那些日子天气总是阴晦，冷风吹得街人人缩着脖子走路。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无聊。看窗外结起的霜花。窗外正对着一个小“丁”字路口。有卖菜的小贩或者收破烂人的三轮车在下面走，一路走一路吆喝。向来不敢盯着别人看，怕惹上麻烦，躲在二楼的天蓝色的帘子后面却不要紧，因为我能看到别人，别人很难看到我。

“笃笃笃，”有人敲门，是对门的老李。他黑黑瘦瘦的，说话语速很快，说着说着总要用食指往上碰碰眼镜的。那是近视镜。镜片后是他不大的眼睛。我的到来让他感觉到作导师的愉悦感。他教给我很多在这里生活的经验。

我俩围着火炉坐着说话。大体是他在说，我在听。

“这排烟筒是要安个直角套筒的！”他边用手背碰了碰烟筒，烟筒是从火炉上直向屋顶，拐了直角弯直伸到窗外去了。窗外的头如他所说，没有安直角套筒。

“如果吹起大风，不说把煤气都吹回屋内了?”他比划着说。

我知道他说的有理，挺感激地望着他，嘴里不迭声地应着:“对，对，是，是……”

“要我说，你应该换那种带加热水的火炉，用塑料管盘在床上，床也是热的。”

他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将我带到对门他的屋子，他的屋和我的一样乱。只不过他的床热热的。他的炉子与我的大体一样，只不过上面有个易拉罐，里面的水“沸沸沸”地沸腾着。另有一根铜接头插上了塑料管，在床单下像电热丝那样盘着。

“你看我的煤球很耐烧！你记住，只买一个人的。他的煤球一天只费两个的。”

傍晚的时候，他联系来那个人，端着比人还高的煤球。人在煤球后面，端着一块方形的木板，板子上码起十来摞煤球。这小伙看起来是实在人，很老实的样子，只是头发像粘丝草一样结着，乱蓬蓬的，他一说话，唇边，脸上，和鼻孔里带着黑黑的脏东西。

炉子上放着大铝壶，里面的水汽推得盖子“砰砰砰”地抖。这水在做饭时可以用，也可以用来洗头洗脚。最主要的，它吸收了热量，同时也散发着热量，和排烟筒一样，让整个房子暖融融的！

晚饭是熬稀饭，简单炒两个菜。有很多时候都有炒土豆丝。两家的饭一样，菜也雷同。如果偶尔打打牙祭，我就会邀请他过来一起吃。坐在小方桌上。偶尔也喝点啤酒。他就很亢奋。脸红红的，说话声音越发大起来。他媳妇和我媳妇是闺蜜。她只是在边上笑眯眯地数落他两下。然后回过脸对她闺蜜说:“你看我老李兴致高得很！——你小心房东叔找上来！”

老李蛮不在乎，一切如旧。

他喝酒的酒量不太行，但是吃肉真是风卷残云。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他生活的拮据。

他是非常自信的人，也有嘴里的抱负。但是他从事的工作都不长久，常常处于失业状态。早晨早早出门，中途就回来了。在家里看电视。他的电视机也是旧的。他非常关注政治军事栏目，这让他与我有了共同的爱好和话题。

“我朋友说他一个伯伯在设计单位，倾其一生研究出一种军机，飞上天，却被导弹直接击落，你猜?其实国家真正试验的是那款导弹！”

说完，他定定地看着我，并习惯地用食指往上推了推眼镜。

我也感觉新奇和振奋！

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大多数时间里，是现实社会的沦落人。

冬天很冷很冷，云层压上来，天底下更加晦暗了，也许有暴风雪的迹象了。媳妇还是每天早早去上班，就在村口卖早点的地方，摆着一些桌子，地下全是用过的卫生纸。就在那里吃点便宜的早餐。然后目送她与闺蜜上了小中巴。然后百无聊耐地向着村里走去。

村子是城市的角落，弃儿。这里像是城市的贫民窟，住着许多没有根的流浪儿，他们怀着美好的梦想在这里打拼，辛苦地挣着微薄的薪水，他们想着:终有一日，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在这个城市深深地扎下根去，——衣着光鲜，腰缠万贯，活在别人羡慕的眼光里，而不再遭遇白眼，吃着儿子儿媳的眼角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