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黄金年代

曾几何时，黄金年代似乎流行起来，与之有关的作家就有萧红和王小波。当然这两个人是错时代的人，文风也相左，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那么我已至中年，好时光前路里觅不到的！过往里倒是有的，只是很短，短短的高中学生生涯。

一九八九年九月，某天，一身朴实装扮的我站在咸阳育才中学的阅报栏前，阅报栏的玻璃里夹着贴好的报纸。好几张。从《中国青年报》到《陕西日报》，再到《咸阳报》，还有颇受欢迎的《参考消息》。阅报栏的顶部左右是凉亭一样的遮盖。防护着不至于让报栏淋着雨！门房老大爷会按时将旧的报纸取下，再换上新的。我有时站在这里看，也有三两个学生围着看。每次，我习惯性地与他们保持好距离，因为我是农村孩子。那时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的上等人，我却是这里很蹩脚的小角色，与他们在一起有些相形见绌，自己应当有自知之明的！他们不用忧虑田里的庄稼的长势，也不用操心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更要考虑什么时候收割，自己要请假回去帮忙。我的衣服是旧的，他们的衣服是亮丽的。就连饭食也相去甚远。吃的倒无所谓，我只想在穿着上能尽量与他们适当地缩小一点差距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同一个环境里能维持一点点的“体面”也是好的！不至于使我与他们相处时过于低贱就好。他们说话时我眼里带着诚惶诚恐的专心，眼睛里流着丝丝羡慕的神色。那年月我是卑微的的，所拥有的物质也很贫瘠，当然低到尘埃里。我看着报纸上的新闻，也看报纸上的边边角角的内容，甚至连中缝的小广告也看了。

最开心的，我能够有机会坐在四楼的教室里。楼是新楼，宽敞明亮。楼前的法国梧桐的繁叶像是一片绿色的波涛，在我的眼前翻腾。阳光亮晃晃的，如果有书可读就觉着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现在的孩子可能理解不了。那时的农村人几乎没有钱的，唯一的钱是交公粮得的报酬，或者是家养的小猪仔或者大公鸡，鸡蛋换来的。我看到妈妈总是仔细地数着手里的毛毛票时，我就感觉生活是多么不易啊！

家里养鸡，鸡蛋却吃不到。只有到了生日才能吃到两颗。或炒或煮，悉听尊便。我大凡是要求妈妈炒着给我吃的。因为用菜油炒了很香，那时肚子里是缺油水的。

城里学生对农村很好奇，总是围着问这问那，我老实地一一解答。农村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就像平原里比较富庶的地区对山里人的不屑。但山里的生活也是奇怪的，当得知一些真相之后，他们更加地不屑，然后志得意满地走了。

我先是和一位姓李的男同学同桌，他虽不近视却偏要戴一付眼镜。他满脸青春痘，说话时总是笑着的，有些放荡不覇的感觉。他每次问完总要加上自己的评论，带着嘲讽的意味。这让我不太愿意与之交谈。两周之后换座位，我的同桌变成一位非常势利的女同学。她头发黄黄的，用卡子别在头上，她本来也是农村户口，有个有本事的父亲，把她的户口转成吃商品粮。她是骄傲的，反过来非常看不起农村人。她好像不是为了学习，单为监督我是否会越界到她的另一半空间。她总没有好声气，不客气地让我过去，然后发着警告。她会在桌子正中的位置用粉笔画一条分界线，那一半是城里孩子的她，我在另一端，我那一端是令她深恶痛绝的！就像深渊！

很多年后，她过得并不好，恰好在妻子所在的商场里当销售员。她看到我后，总会张开双臂，嘴里很热情地招呼我:“老同学！”我只好淡淡地延着她的问候也回一声:“老同学。”

她当初是讨厌我的。我明白那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只是因为我的身份。当后面的那个姓鲍的女同学要求与她换座时，她欣然同意。鲍姓同学也是从农村里出来到城里的，与她身份一样。她一方面很乐意给城里同学帮忙，她非常热心。主要的，她可以和后面的城里学生同桌。

鲍同学对我非常友善，与另一名李姓女同学一样，她们是想学习的，而我的成绩非常之好，总在班里前几名。她们虽然目的并不单纯，方便时刻向我讨教。我心里感觉到慰藉。正值生理发育期，女性的外在体型凹凸有形，白皙的脸庞泛着淡淡的红，很青春的样子。我自己感觉到朦朦胧胧的气息，但这种感觉是隔了距离的，水中月雾中花的美好。那时的天很蓝，云很白，生活像一首诗一样，抒情也朦胧，流淌的风也如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非常惬意！

我总是孤独的，自己在黄昏时走到附近的渭滨公园里，可能下班了吧，这时是不用买一块钱的票的。公园南边濒临渭河。渭河的河面很宽，也很混浊，从西边无声地流淌着，打着旋，冲刷着河岸。河面远处可以看到小小的野鸭子，在河面上凫游着，突然就又钻进水里，一会儿在不远处又出来了，若无其事地凫着。

对岸是一带河岸，河岸上是森森的庄稼，在黄昏后的暮色里显出淡淡的黑色。我仿佛能听到家乡村子里村妇唤儿的声音。那声音里也有妈妈的呼唤。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河面上“汩汩”的微声，或者调皮的水花的清音。

西边的天空上面带些淡淡的红褐色，下面是凝重的蓝色，在草窠里的虫鸣阵阵浮起，微微感觉到清冷的时候，我就该回去了。

我们的宿舍是一间房子，农村里的同学们在一道通铺里铺着自己的被褥。我们是平等的，从家里拿的干粮可以一起分享。

刚开始入学的时候，我住在姑父的小房子里。姑父在附近医院里打扫卫生。开始班主任以为在他是医院的正式员工，颇感些兴趣，后来也许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曾问起，脸上也严肃起来了。特别是我感冒迟到之后，按照他定的班规，迟到者要打扫卫生一周。我找到他宿舍的家里，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唤着:“郭老师?”他没有出现，师娘倒出来了，很嫌恶地将我驱出房子，郭老师后面出来，跟我在门口的走廊上说话。试图解释因为生病。他例行公事地要我拿出病假条。我感冒是用免疫力抵抗的，哪懂得去看病！况且也没钱，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我打扫卫生已成定局。当同学们走完后，我把所有的椅子倒扣在桌面上，先扫后拖。没有想到，我的两位李姓鲍姓同学自告奋勇帮我。拖地，擦桌子，擦黑板。感激之余，心里竟有了不切实际的非份之想，富家千金的善意之举，让穷小子不禁开始审视自己，我明白自己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像郭老师一样成为城里人，褪去农村人“穷酸”的标识。

据同学们传言，师娘是某局长的千金，只是个工人，郭老师还是干部呢！她照样训得他抬不起头来。

他是教语文的。高一的语文课我非常喜欢，里面有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也有刘白羽的《长江三峡》，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等。郭老师布置我们写议论文，采用先总后分再总的写法。我写的是父亲，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老师点评时提到了几位同学，我也是其中之一。他读了另几篇文章作范文，却没有我。回过头大家一对，我的得分却是最高的。他不愿意读，因为他也是农民的儿子，这句话好像戳中了他的隐痛……

班里组织的春游我不参加，因为要花钱的；组织的合唱团也不参加的，因为我没有黑西服白衬衣黑皮鞋。正好有了这些时间回家帮忙收麦子，收掰玉米。往往忙活一夜，耳边是打麦场脱粒机的“嗡嗡”声和烦燥的“嘶嘶啦啦”的声音。麦秸的碎屑和灰尘漫天飞舞，昏黄的麦场上的电灯也昏昏欲睡。我凌晨四点多回了家，在院子里的大缸里舀两瓢凉水，胡乱地洗把脸，手里抓两个馒头，剥一根葱，边骑边吃，往城里的学校赶。

红彤彤的太阳升起在东天。草尖上挂满晶莹的露珠。晨风凉凉的，让我感觉惬意和舒适。我很开心能帮家里干活。这让我坐在教室里学习时心里稍微能不那么歉疚。但是坐在教室里专心学习的我没有发现，早读的同学们远远地避开我成一个圆，而我是那个圆心。这个圆心里有着腐朽的麦草的味道，有着酸涩和汗臭的味道。郭老师一进教室就发了火，这些人才迅速归位。

我那时有着充分的自信学习下去的，然后走到考场，改变一生的命运。但是一切美好的愿望在一天清晨戛然而止:那天的大哥是改变我命运的使者，他奉了父亲之命让我去参军，我在感觉突然的时候，深感自己的苍白无力，我能做的，只是在不长的校门口的团结路上的犹豫和徘徊，但我改变不了，也忤逆不了，遂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但我还是认为，这段光阴是我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