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卿
网站用户
——读袁胜敏《垂老行》
小说大抵都是虚构的。王安忆说，“当虚构小说时，有一个原则——还是要从现实出发”。袁胜敏短篇小说《垂老行》（《长江文艺》2020第6期）反映的是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养老问题。细细读来，我们能够清晰感知作者小说创作的现实根基。
作品背景是精准扶贫，国家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工作绝对为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转过这道弯，困扰人类千万年的绝对贫困就将彻底消失（国家为此制定了兜底保障政策）。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民众的基本物质保障彻底得到解决，很多因贫穷产生的问题因此迎来破解的微光。不过，诗人李亚伟却说，“物质始终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全部需要；物质不能满足精神的需要。”从表面看，《垂老行》确实没有跳出物质的藩篱，可细一思量就会发现，文中始终隐藏着远比物质更加深刻的问题，揪着这些问题，作者让读者听到了社会转角处的一声无奈哀叹，这声哀叹，将养老从物质层面推向精神的纵深。
袁胜敏本人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积淀，更多的接触必将带来更深的了解，更深的了解也就可以发现更多的无奈。时至今日，农村确实有了很大变化，不过，与诸多事物一样，在向前、向好发展的同时，变化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创痕。每一个细微的存在都是作家灵感之所系。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启，搬迁扶贫工程帮助大批村民解决了住房难题，不过也正是这一工程，让很多偏远乡村的“老屋瞬间从旺宅沦落为鬼宅”。在这些“鬼宅”中，偶尔会有少许老人选择了孤独留守。他们留下来的原因各有不同，比如源于故土难舍、基于生活习惯、出自家庭矛盾……《垂老行》中的桂英就是因为家庭矛盾（也可说精神养老遭遇困局）——不愿看老大媳妇的脸色，而被迫回到“如果一觉再也没有醒来”，“别人很长时间都不会发现她”的废弃老宅的。这些主动抑或被动留下来的老人虽然为数不多，可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是社会的有效组成成员，是社会转角处的一个扎眼群体。
是生命就值得尊重，这些“遗老”的苦痛辛酸理当引起社会的关注。袁胜敏宛如地质勘探人员，发现“富矿”，找到“矿脉”之后，就将视线直逼矿藏纵深，在乡村的拐角处，饱含悲悯的静待这部舞台剧的幕布徐徐拉开，然后，用自己的文笔做好客观呈现工作。
平事儿，有赖于现实的积淀
娘家人是女人永远的后背，“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儿”，说法虽然成立，可娘家人的靠山作用却自来不曾撤出。自古以来，保护已嫁姑娘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娘家人的责任，更是关乎娘家人颜面的大事。
作为娘家兄弟的大升不是能人，但懂规矩，有担当，他没有什么碾压两个外甥的砝码，可他忠于自己肩头的责任。得知姐姐被撵回“鬼宅”后，他主动出头，要为姐姐讨回公道，即使面对桂英“还是不去算了，回老屋是我自己的主意”的央求，也没有丝毫退却：“你要觉得为难你就尽量少说话。”
清官难断家务事，大升岂能不知自己此刻的出手必将把自己架上火炉？可他没有退路，娘家还有人，“姑娘”的权益就不能受到侵犯，这是传统，也是底线。
与大升完全相反，对于自己的处境，桂英选择的却是软弱的逃避——高高挂起免战牌，她没寄望儿辈能给自己一个善待，虽然是她一手拉扯大了两个儿子。理由嘛，“老大老实想尽孝，可当不了家；老二倒是能当家，但条件差”。大升当然明白，姐姐所强调的回老屋是“自己的主意”，其实完全都是两个儿子推责导致的结果。桂英心里明镜儿似的，自己（当然包括自己依靠的娘家人）早已没了碾压儿子儿媳的实力了，搬回老屋只是自己无奈的识趣儿选择而已，如若不然，她怎么还会每晚都极度害怕，以至彻夜难眠？
大升咽不下这口气，可他却全然忘了，两个外甥既然能将自己的老娘赶回孤山野洼中的“鬼宅”，就明确昭示了他们和自己的老娘早已不亲了，“娘亲舅大”，没了“娘亲”这个前提，“舅大”还能有个落脚的去处？自己此时的出现，作为娘舅，他在两个外甥的眼中，不外就是狗拿耗子的主儿。果然，一圈下来，老大按照媳妇的要求“把锅洞里的柴禾熄了”，老二也是“自己继续吃”，姐弟俩兜兜转转一早上，连顿饭也没混到嘴。
压不住外甥的邪气，没能解决老姐的养老问题，万般无奈中，算是过把嘴瘾吧，离开老大家门时，大升语义双关地问老大：“你们家每回杀猪的猪尿包是咋个处理的？”得到扔掉的答案后又进一步强调，“扔了可惜了，你是男人就应该把它捂在你脸上。”舅舅的亲情砝码碾压不了两个硬了翅膀的外甥，企图平事儿，结果只能加快失衡的速度。
彻底失去希望，桂英离开了自己的老屋（也可以说是失踪）。这下儿，事态严重升级，可是呢，看看两个儿子，双双一脸漠然。这一次，大升没有再抱幻想，不再寄望于自身附带的那点儿可怜的亲情威望垫底，而是直接找了稻浪坪村的冯主任。
冯主任的出师并不顺利。亲情、政策、道理都唤不回老大、老二对娘亲的那份应尽之责。没办法，只得以两家最关心的房子说事儿，这一下儿才让“众人都傻眼了，仿佛眼看着漫天的冰雹把自个责任地里的苞谷敲打个精光而束手无策。”方才逼得儿子媳妇们慌了手脚。
事及终了，还是经济的砝码抚平了亲情的裂隙。
逃避，解不开现实的疙瘩
面对艰难的处境，看到“这些从她身上掉下的肉，已经心向别处，对她不再依恋，越走越远，直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桂英并没有去争取自己应该享有的赡养权益，而是选择了逃避。
搬迁扶贫落地之后，桂英是跟老大一家过的，这种安排有她随身附带的政策倾斜（安置房人均补助了三万块）缘故，也有她自己内心的自主选择。然而，她不曾料到，不管是因为“彻底失去了发言权”，不愿“看老大媳妇的眼色行事”，还是“老大两口子克扣她”，桂英终归是“自个要走的，也不是谁个赶她走的”，而她也就那么“回我的老屋去”了。桂英真的愿意回老屋吗？显然不是——“要真常住老屋，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不是被饿死就是被骇死。”现实残酷，但是桂英还是不管不顾的“脱口而出，大不了一死。”宁置生死于不顾，也要强调“回老屋是我自己的主意。”原因何在？她在逃避。她希望有个眼不见为净的生活环境让自己安静的老去。
然而，一切都没那么简单，她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是稻浪坪的村民，也是大升的姐姐，更重要的，她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她可以想到“这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她可以坚持“我还是不去算了。”它甚至可以选择“我还是回我的老屋去。”更可以考虑“两个儿子是不是要永远落下一个忤逆不孝的骂名呢？”但是，她的养老问题终究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事实。疙瘩没有解开，结就永远还在。
桂英实在不想让这个疙瘩就这样存续下去，“现在好了，两个儿子翅膀都硬了，账也还清了，现在她已成他们的累赘了，是到了可以了结的时候了。”了结什么呢？对孙子辈儿的牵挂？尽管仍然不知自己的明天在哪里，可孙儿（未必是亲生）、孙女的蛋黄派都给买了，大孙子最喜欢、自己相依为命的老猫也送了，仅剩的500块钱也留下了。做到这些就算完事儿了么？显然不是。还“应该跟长眠在山上的母亲告别一下”。“做完这些，应该出发了。”向哪里出发？目标指向哪里？依旧一个无法解开的疙瘩。
当然，我们可以展开遐想的翅膀，比如老邱那里——毕竟“这个世上她最亏欠的人就是老邱”。然而，她会在自己生命绝境处去找老邱吗？文本没有答案，只让“三个大人一个小孩儿”“像稻浪一样，一起一伏，一起一伏”的向她所立身的母亲的坟山走来。
社会复杂，世事沧桑，无论亲情还是爱情，只要是没有解开的疙瘩，那就是个永远的结。逃避的结局，或许唯有呆在坟山俯视山下的天命安排。
虽然米兰·昆德拉早已有过警告，“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但是，“女人的母性像菜里的盐，它在亲情里，也在其他所有感情里。”于是，作者（当然可能是我们）就只能仰仗儿子有朝一日会幡然醒悟：“我想通了，是我们做的不对，我跟你一起去找妈。”
穷困，无法绕开的现实话题
被称为“国产良心神剧”的《我不是药神》里有句名言：“这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垂老行》所反映的其实也是病——社会病。社会病与人身肌体病有时候其实也毫无差别，不外一个穷字。
猛地一读小说，感觉文章主题反应的是养老问题，然而，这两个儿子所争论的真的就是母亲桂英的养老问题？当大升带着桂英出现在老大家时，老大媳妇碍于舅舅的面子，不得已中让“本来黑着的脸挤出一丝笑意”，待到大升指斥他们不尽赡养义务时，“老大媳妇脸一阴”强调的却是“是有这事，但这是我们与老二商量好的。我们是得了补助款，负责照看他奶。老二负责每月拿一百块生活费，但是截至目前，我也没见过老二家一分钱。”论及他们因桂英而得到那套房子时，老大媳妇回答更其干脆，“你不晓得这房子是国家的，我们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把个大升噎得几乎背过气去。老二呢？开口便是“老大两口子忒不像话，房子到手就把老妈赶出来了！”论及自己应该给付的每月100块钱，老二几近义愤填膺，“她胡说八道，除了上个月有皮扯没给，剩下哪个月的没给他们？”闹来闹去，只整得“桂英把头一勾，像犯错的儿子接受严父的教训”一般尴尬。
读到这些，我们还能说这里只有一个养老问题？公平、金钱甚至拿不上桌面的某些家务争端一股脑绞缠其中，似乎很是复杂，可争论的焦点又是什么？一件事儿，穷。托尔斯泰说，“没有钱是悲哀的事。”这话一针见血，也一语中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母亲无奈搬回老屋（甚至失踪）却没有引起两个儿子任何关注的后果。回头想想，舅舅登门问罪遭到严重打脸，村主任指责两家忤逆不孝俩人儿还振振有词，可当冯主任发怒吼出，“对于有的人来说，不让他伤筋动骨，他永远都会把你的话当大风灌牛耳的。一句话说完，安置房国家有政策给你们也有政策收回，你们两家如果不把你们老妈接回来善待，我就向乡里打报告，把你们的安置房都收回来”时，问题却瞬间发生逆转，这又是为何？没有物质作为基础，空谈道义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丢弃道德，一味强调物质的作用，这社会估计也只能剩下满眼苍凉了。
作者显然不愿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主观意愿中，他要给社会留住暖意，留下希望，于是有了强文，有了老邱，甚至有了老猫。尤其强文，在百般寻找奶奶无果后，直接亮出自己的杀手锏，“爸，要不把奶奶找回来，我长大了也不养活你们！”从语言到行动，这孩子都给了小说一抹亮色，他彰显的是正义，透露是希望，让读者看到的是前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