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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评论
20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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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作出“抗疫”好诗

如何创作出“抗疫”好诗

王美春

 

2020年农历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袭击了武汉,疫情迅即蔓延至全国。在武汉与全国各地共同抗击此次疫情的过程中,诗人与非诗人们同行动,创作了众多的“抗疫”之诗。在汶川地震诗歌热潮之后,全国又形成了“抗疫”的诗歌热潮。对此,我的看法是,“抗疫”,需要好诗,诗人应在创作出“抗疫”好诗方面下工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是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新的时代对诗人在场、诗歌在场的要求,中国诗歌理论与实践已证明了诗歌佳作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故而,问题不在该不该写,而在如何于“抗疫”之时创作出“抗疫”好诗。在阅读了国内的一些“抗疫”诗作之后,我感觉到,要在“抗疫”之时创作出“抗疫”好诗,作者至少要围绕助力“抗疫”在“三个结合”上做文章。

一、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

 “抗疫”之诗,是伴随着“抗疫”进程而不断出现的,正如当年的汶川地震诗歌创作一样。这是一种特殊的诗创作,与平时的诗创作同中有异。因此,在“抗疫”之时创作“抗疫”之诗,除了必须遵循诗创作的一般规律之外,作者还应把握其“异”,独特的要求。这种独特的要求,颇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这也是诗人在场、诗歌在场的一种具体要求。

显然,要在“抗疫”之时创作出“抗疫”好诗,就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让诗在反映“抗疫”进程时,能及时将“抗疫”进程中的感动作者、读者的人物、事件再现出来,让诗成为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让诗具有激励作用,能助力“抗疫”。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抗疫”之诗时至少做到“四要四不要”。

一是要“为情而造诗”,不要“为诗而造情”。诗,是作者情感的结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诗要以“情”来“感人心者”,这“情”必须是真挚的情感,又是强烈的情感。故而,作者在创作“抗疫”之诗时,要有感而发,“为情而造诗”,不要“为诗而造情”,而且要让真挚的情感强烈些再强烈些,如此,方有可能创作出好诗,引起人们的共鸣,助力“抗疫”。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献给抗击新冠肺炎的所有人》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我们不妨来看其中的一些诗行:“当自己成为大家,当众人关注最弱小的生命,/一个人的声音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声音,而从一个人/声音的内部却又能听见无数人的声音。/是的,我已经真切地看见了,我们与死神的赛跑/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相差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是最艰难的时候,唯有坚持才能成为最后的英雄。/相信吧!我们会胜利!中国会胜利!人类会胜利!/因为这场生与死的竞赛相差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这些诗行形象地表达了“自己”与“大家”融为一体,坚持与死神赛跑,“我们”“中国”“人类”必定赢得胜利的坚定信念,系“为情而造诗”,而且感情真挚强烈,因而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助力“抗疫”。

二是要典型性,不要大而空。此次疫情起于武汉,迅即蔓延至全国,范围广,“抗疫”的进程也颇为复杂。若非大手笔,在创作“抗疫”之诗时,则尽量不要在一首诗中面面俱到、反映整个“抗疫”进程,而不妨选择“抗疫”进程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场景来反映“抗疫”进程的某个侧面,以小见大,避免大而空。著名诗人车延高的诗《一个超负荷的群体》,集中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这个“超负荷的群体”,抒发其赞美之情:“真的要谢谢你们/你们以自己超负荷的负载在为人们做心理减压/你们耗竭自己有限的能量在为自己热爱的生活增加能量/你们让我看见责任和使命的重量”。显然,此诗反映“抗疫”进程,选择了具有典型性的医护人员这个“超负荷的群体”,避免了大而空,诗的感染力也强,能助力“抗疫”。这就颇能说明问题。

三是要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不要停留在反映层面。反映“抗疫”进程,不要停留在反映层面,而要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让诗能对“抗疫”产生积极作用。“抗疫”的每一个节点,都是进程,作者可以根据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等的需要进行取舍,加以反映,以此艺术地见证历史,使诗具有史料价值。而诗助力“抗疫”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向因病逝世者、向为“抗疫”献出生命的可敬的人致哀,体现对生命的敬重,让人们能化悲痛为力量,这是助力“抗疫”;给患者以精神鼓励,体现人文关怀,让患者有勇气与病魔作斗争,这是助力“抗疫”; 讴歌“抗疫”中的英雄、赞颂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人的拼搏精神、献身精神,敬业的医学专家的科学态度、攻关精神等,表达夺取“抗疫”胜利的坚定信念等,这也是助力“抗疫”; 称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抗疫”的团结精神、民族精神,赞美在“抗疫”进程中显现出来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奇迹,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这更是助力“抗疫”。当然,鞭笞“抗疫”进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让人们从中汲取教训,更好地“抗疫”,也可以视之为助力“抗疫”。要创作出“抗疫”好诗,反映“抗疫”进程很重要,助力“抗疫”很重要,能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也很重要。事实表明,能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的诗往往是好诗。中国作协会员刘汉俊的诗《武汉,生命在呼唤》便是这样的好诗。此诗感情真挚强烈,围绕“武汉,生命在呼唤”构思,从“我不想倒下”写到“你不能倒下”,再写到“你不会倒下”,突出了武汉告急,“北京的声音温暖凝重,/字字滚烫,句句千钧,/中南海的灯光彻夜不眠,/聚焦武汉,照射全国,/传达的是意志,传导的是温度,传递的是信心”,形象地反映了全国驰援武汉的动人场面,“抗疫”进程,表达了人们夺取“抗疫”胜利的坚定信念:“悲怆里的中国发出生命的呼唤,/口罩里的中国发出抗争的呐喊,/泪水里的中国扬起生命的风帆!/相信春天,相信中国,/再创奇迹,再写史诗。/走过去,生命像花儿一样开放,/走下去,天上太阳正晴!”如此形象地反映“抗疫”进程、抒发真挚强烈情感的佳作,感染力强,对当前的“抗疫”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这应该能说明问题。

四是要助力“抗疫”,不要给“抗疫”添乱。“抗疫”之诗,要反映“抗疫”进程,并且能助力“抗疫”,方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也就失去了创作“抗疫”之诗的意义。至少诗人不能让自己所创作的诗给“抗疫”添乱。之前,有诗人的“抗疫”之诗受到人们的质疑,就在于其诗创作在情感表达、语言运用等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其诗未能给“抗疫”助力,而有给“抗疫”添乱之嫌疑。

二、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

在“抗疫”之时创作出来的“抗疫”好诗,除了要将反映“抗疫”进程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还要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诗的艺术价值是诗的价值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二者成正比,艺术价值越大则诗的价值越大。艺术价值大的“抗疫”好诗,既能助力“抗疫”,又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抗疫”之诗往往是标语化、口号化了的,很难让人感受到艺术美,而在助力“抗疫”上或许还不如某些情感强烈、旗帜鲜明的标语、口号。

提升诗的艺术价值,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强化诗意上做文章。有的评论家不赞同在“抗疫”之时创作“抗疫”之诗,主要是针对那些毫无诗意之作而言的。其实,无论要创作出何种题材的好诗,都必须强化诗意,避免标语化、口号化。“抗疫”属于一种题材,自然其诗的创作也不例外。强化诗意的手段较多,涉及意象经营、想象展开、谋篇布局、角度选择、语言运用等。限于篇幅,这里仅强调如下三点:

一是以营造新颖别致的意象强化诗意。新颖别致的意象,是强化诗意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构成真正的诗、诗之佳作的重要元素。著名诗人黄亚洲的诗《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与沙克的诗《打门的迎春花》便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前者,营造了一些新颖别致的意象,如“你们把自己的性命,与红十字符号/整整齐齐,收拾在了一起”“……你们在第一时间,就听见了武汉的哭泣/也在第一时间,用写决心书的笔/接通了/自己的血管”等,从而形象地表达了异地的医护人员崇高的使命感、献身精神,医护人员与武汉疫区人民心连心,医护人员出征疫区的坚强决心,强化了诗意,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后者,以“迎春花”为主意象,围绕此主意象营造了一系列新颖别致的分意象:平常而不寻常的“口罩”,反映复杂心理的“眼神”,“太多的床喊累/承接无主的枕头的伤悲”中的“太多的床”与“无主的枕头”,“久闭的门睡够了不想睡的觉”,“梦见迎春花开”的“梦”,还有那些“机器人”“发动机”,等等。而作为主意象的“迎春花”本身就新颖别致,这从起初的“迎春花咽下吐沫……憋着/黯黄着脸,不敢吐”与后来的“迎春花憋不住才情/挨户打门,唱起‘生活多美好啊’的歌”可窥见一斑。这些新颖别致的意象的组合,形象而含蓄地反映了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寄寓了诗人对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同胞的哀悼之情,艺术地展现了居家隔离阻止疫情蔓延的情形,人们的无聊与无奈,以及对早日战胜疫情的渴望,还有“抗疫”迎来胜利的曙光,等等。一言以蔽之,正是新颖别致的意象的组合将诗人情感的抒发、思想的表达与反映“抗疫”进程、描绘“抗疫”的人们的心理等有机结合,强化了诗意,提升了诗的艺术价值,当然,也能助力“抗疫”。

二是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强化诗意。新奇化,主要包括新颖、奇特等要素。所谓想象新颖,就是指想象展开是新鲜的,是独创而独特的,是人无我有的,而不是重复自己与他人的想象,不是因循守旧的,也无“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所谓想象奇特,就是想象展开是奇异、特别的,与平庸无缘,与一般化明显有别。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可以让“抗疫”之诗强化诗意,打动人的心灵,让人感受到艺术美。著名诗人王久辛的诗《这些高尚的人——写给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便是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强化诗意的佳作。如其中的诗行:“我希望我的字句/能够成为他们的战友/而我的心眺,能够/和他们一起与病毒对垒”“我敬仰他们,假若/我今生能够,与这些/高尚的人们一起,并肩战斗/哪怕成为他们刚戴上的口罩/才喂给感染者的一粒药丸/或注射给发烧病人的一剂针液/我就是幸福的,如果这些/都统统不能,甚至不能/成为这些勇士的助手/那么,就让我们成为/防疫止灾的志愿者吧,首先/把自己管理好,而后/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做起/像这些高尚的人/严于律己那样/彻底清除身上和身边/所有病毒可能的孽生之土……”这些诗行,感情真挚强烈,想象展开于寻常中见新奇,艺术地表达了“我”与“高尚的人”——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并肩作战抗击疫情的心愿,富有诗意,动人心弦,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美,也能助力“抗疫”。诗人吕传友的诗《看到钟南山院士流泪》,写84岁的钟南山院士“面对新冠病毒肆虐”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其中的诗行“这次泪水/挥洒到这块土地的每个角落/84岁老人的泪水是全民的84消毒液/清洗带有病菌的人”,借助于新颖的比喻、恰当的夸张,让想象展开新奇化,强化了诗意,让钟南山院士的形象鲜明突出,而且耐人回味,当然,也能助力“抗疫”。由此可见,以想象展开的新奇化可以强化诗意,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也能助力“抗疫”。

三是以与众不同的谋篇布局强化诗意。谋篇布局的与众不同,实际上体现的是构思的独特、巧妙,也是强化诗意、突现诗的艺术个性的有效手段。著名诗人李皓的《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与著名诗歌史料家、诗人姜红伟的《空城计》便属于这方面的好诗。前者,以反复吟咏“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来谋篇布局,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与众不同的武汉的留恋,对武汉文友、诗友的思念、支持,也形象地展现了武汉“抗疫”胜利之后的情景:“到那时,我们将那些消了毒的口罩/互相作为礼物,甚至像防疫服那样/写上我们平凡的名字,患难时的泪水/写上真,写上善,写上美,写上/我们生命里大无畏的人格,最纯粹的良知/在心里默念一个大写的名字:武汉!武汉!//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此诗善于将历史、现实、未来相联系,将大处着眼与细处着墨相统一,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并将日常语与诗家语相交融,大气磅礴而不失柔情,谋篇布局与众不同,艺术个性突出,因而在“抗疫”之诗中独树一帜。后者,围绕“抗疫”中的武汉封城,由肯定(“这是一出空城计”)至否定(“这不是一出空城计”)再至肯定(“其实/ 这还是一出空城计”)谋篇布局,并对立统一于此城之“空”与异地援助之“满”,还用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空城计作衬托,从而巧妙而艺术地再现了武汉人民、全国人民共同“抗疫”的动人场景。显然,此诗谋篇布局也与众不同,诗意得到了强化。这两首诗富有诗意,能让人感受到艺术美,也能助力“抗疫”。

由此可见,创作“抗疫”好诗,强化了诗意,可以提升诗的艺术价值,让人感受到艺术美,并能助力“抗疫”。这也是我强调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创作出“抗疫”好诗的理由。

三、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

“抗疫”好诗,除了反映“抗疫”进程,艺术地见证历史,具有激励作用,助力“抗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让人感受到艺术美之外,还能展现深层次的思考,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也即在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相结合时,还要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让诗具有思想的深度。

“抗疫”之诗,属于灾害文学的一种样式。对灾害的来源、进程、结局等,科研人员、有关专家要进行科学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应对之策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诗人无关、与诗无关。恰恰相反,诗人应在诗中对灾害的来源、进程、结局等进行形象的反映、反思。有担当的诗人的成熟之作,在抒发真情实感时往往能形象地表现其思考的深度,让诗具有深刻的思想,从而让诗不肤浅。“抗疫”之诗,大都系即兴之作,却并不意味着都缺乏思考的深度。有些诗已经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著名诗歌理论家、批评家杨志学《见证》中的诗行:“江城见证了风云之不测/大地见证了生命之无常/大自然听到了人类的哀叹/愿人类也能看见自然界的累累创伤”。形象的语言中既有对人生的慨叹,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如此,作品具有了思想的深度,也能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实际上,在诗中对疫情蔓延之因等反思,对应对天灾人祸等的深层次的思考等也属于“抗疫”的另一种助力。这种助力与那些赞颂、提气等诗的助力可谓殊途同归。目前,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的好诗为数不多。或许在“抗疫”取得全面胜利时能将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的好诗会多起来。

这里尚需说明的是,上文所述的“三个结合”,实际上是指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相结合,只是为了阐述的方便而分而述之。就一首诗的创作而言,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都结合得好,自然能创作出“抗疫”好诗;而将其中的大部分结合得好,如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或者将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也可以创作出“抗疫”好诗。其中,助力“抗疫”乃“抗疫”好诗创作的重中之重,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又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要创作出“抗疫”好诗,不能不在结合上做文章。

总而言之,“抗疫”之时需要好诗。诗人若能将反映“抗疫”进程、提升诗的艺术价值、展现深层次的思考与助力“抗疫”结合得好,则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抗疫”好诗。我相信,这次会有一些“抗疫”好诗能流传下去,让人们记住。尽管数量不会太多,但这很正常,就是在五万余首的《全唐诗》与二十五万余首的《全宋诗》中真正能让人记住的诗也不在多数。

 

初稿于2020217

定稿于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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