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唐诗公案之妙著 ——评王志清《唐诗甄品》

王志清教授的又一部新著《唐诗甄品》（河南出版传媒集团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问世了。这是他研究唐诗的又一成果。迄今为止，我已获赠王志清的著作二十余种，并为之撰写了15篇书评。王志清多才多艺，既擅长文学研究与批评，古今贯通，又从事文学创作，诗词赋与新诗等都颇为出色。而他更令人赞赏的成就还是王维研究、唐诗研究，其《纵横论王维》（含初版、修订本）、《王维诗传》《盛唐生态诗学》《王维诗选》《白居易诗选》等学术价值高，社会反响大。我每读王志清的著作，总能从中读出新意，读其新著《唐诗甄品》也不例外。《唐诗甄品》大致可归类于唐诗鉴赏著作，但有别于《纵横论王维》《盛唐生态诗学》等研究著作，也不同于《王维诗选》等选本与他人的唐诗鉴赏著作，而以其别具一格的风貌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唐诗甄品》，给我的总体印象，一言以蔽之，便是此乃破解唐诗公案之妙著。具体说来，这一著作，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

一、有新说而非胡说乱说

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诗人多，作品也多，《全唐诗》涉及的诗人及其作品，依照旧的说法是，诗人二千三百余家，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而如今有学者确定作品超过了五万首。其中，有一些诗人及其作品至今成为悬而未解或者虽有解而令人难以信服的公案。王志清的《唐诗甄品》，重心所在便是著者凭借一己之力来破解唐诗中的一些公案。全书分为“婉讽考辨”“微意深参”“旧说别解”“异文理校”四编，共十六章，破解唐诗十六桩公案。无论是鉴别真伪，还原历史真实，还是辨析作品的旨意，抑或旧说新解，都体现在“新说”二字上。古人云，“文章最忌随人后”（［宋］黄庭坚：《赠谢敞王博喻》）。为文如此，著书亦然。常言道，“著书立说”。著书能够立说，有著者的新说，此著方有价值。著书而不立说，不如不著书。对此，王志清深得个中三昧。其《唐诗甄品》时有新说，对唐诗公案有其独到的看法。虽有新说，却非胡说乱说。

曾几何时，有些作者在解读中国古诗经典时，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自己的文章或著作的知名度，故作惊人之语，不着边际地胡说乱说，阐述古诗经典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恶搞”。这有损古诗经典在读者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王志清研究唐诗，不屑于这种做法，自然在写作《唐诗甄品》时摒弃对唐诗经典的恶搞，而注重提出自己的新说。《唐诗甄品》能提出新说，重要因素有四：

一是著者有不断求索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爱国大诗人屈原《离骚》中有名句：“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王志清也有这种不断求索的精神，在唐诗研究中不断探求真知，尽可能地走入唐代诗人的心田，还原作品的本来面目，揭示其真实的主旨、审美趣味等。这是其包括《唐诗甄品》在内的唐诗研究著作具有新说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著者研究唐诗注重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文本是包括唐诗研究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方能发现问题，提出可靠的新说。离开了文本，研究则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得出提出的新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说。王志清在此书后记中云：“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多细读，也愈多见疑，而有了‘见疑生新’的冲动，也有了‘因疑生议’的著述。”这是其唐诗研究细读文本，由细读而生疑，由生疑而解疑，最终成书的自我表白、真实写照，也是《唐诗甄品》具有新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著者研究唐诗多年，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王志清研究唐诗尤其是研究王维多年，成就突出。他在研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炼就了“火眼金睛”，具有突出的艺术感知能力、审美判断能力等，因而，在研究中能发现问题，提出新说。这也是《唐诗甄品》具有新说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四是著者注重创新，而且坚持不懈。无论是进行诗创作，还是从事唐诗研究等，王志清都以创新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之一，不甘人后，不人云亦云，因而“著书”而能“立说”，有新见，有新说。这点，上文谈到“著书立说”时业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正是出于以上四种重要因素，《唐诗甄品》破解唐诗公案，能发现问题，提出著者的新说，犹如公安人员在破案过程中提出新的见解，依此进一步取证，让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证实其新的见解。如此新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说，是“著书立说”之新说，是有的放矢之新说，而非想当然之胡说乱说，这也是破解唐诗公案的出发点、落脚点，自然经得起人们的质疑乃至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二、有证据而不牵强附会

著书有新说，还得借助于有力的佐证，以证实新说的可靠性。犹如公安人员破案注重证据，力求以铁的证据将案子办成铁案。王志清深谙此法，其《唐诗甄品》破解唐诗公案，注重提供有力的佐证，使之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令人信服。

书名《唐诗甄品》，其中的“甄品”二字揭示了此著的笔墨重心所在。“甄”，此处有“鉴别”之意；“品”，含有“品评”“品赏”之意。“甄品”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之一）一脉相承。《唐诗甄品》，并非纯粹的有关唐诗的学术论著，也非一般的唐诗鉴赏著作，而是重在破解唐诗中的公案，或者比较鉴别某些作品的真伪、优劣等。当然，这些都必须凭证据说话，无有力的佐证难以服众。

学术研究，常见的有两种方法：一是考证；二是批评。老一辈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大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言之有理，具有深度，又持之有故，令人信服。如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程千帆先生就倡导二者的统一。著名学者莫砺锋在揭示程千帆先生的学术特点时指出：“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他常说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莫砺锋：《余霞灿烂，薪火绵延——程千帆先生的晚年业绩》，载《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5期）。而事实上程千帆先生也是如此做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王志清以批评见长，但这不等于他不懂考证，其学术研究确乎达到了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要求，只是王志清批评的长处遮盖了其考证的功力。王志清善于“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在《唐诗甄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我们不妨来看第四章《寄北即是寄令狐》，以一班窥见全豹。此章是对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夜雨寄北》的甄品，对此诗“寄妻”之旧说加以否定：“说《夜雨寄北》诗‘寄妻’，应该是一种‘误读’。”并提出了新说：“寄北即是寄令狐”。此章中以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著者首先从“北”字的训诂入手，以查阅各种辞书未发现“北”有“妻”之意来考证“寄北”并非“寄妻”。如此考证，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说服力。接着，这章从此诗写作的背景来考证“北”字特指令狐绹，重点考证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这些考证，提升了新说的可信度，也增强了其说服力。继而，此章具体分析此诗的意境，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批评。这也就进一步提升了其可信度，增强了说服力。正是“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其新说有了证据的支撑，提升了可信度，增强了说服力。如此“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也就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而不牵强附会。

《唐诗甄品》着重破解了唐诗中的十六桩公案，在破解那些公案时都做到了“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其提出来的新说，给出的答案，具有了证据的有力支撑，令人信服，绝非胡说乱说。

当然，《唐诗甄品》“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并非在“考证”与“批评”上平均着力，而是视实际需要有所侧重，或者以考证为主，或者以批评为主，总体来说，以批评的成分居多。这与王志清长于思辨有关，与他的审美追求有关，也与其艺术个性等有关。

三、有价值而无负面效应

《唐诗甄品》，兼及普及与提高，有价值而无负面效应。换言之，此著既有学术性，又有知识性，还有可读性，具有多重价值。既能引导当代读者进入唐诗的境界，了解唐代诗人的生活、思想，欣赏唐诗的艺术美等，又能给当今的诗创作、鉴赏以启迪，绝无某些“恶搞”唐诗的文章、著作的负面效应。

《唐诗甄品》有价值，而且价值大，犹如公安人员成功破案之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何以有价值？除了有新说、有证据之外，还在于《唐诗甄品》的语言表达具有新鲜感、生动性，融感悟与理性于一体。比如，第五章《为什么“领解者少”》在解读王维五律《酬张少府》中的诗句“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时如此说道：“网上有几个解读‘文本’非常搞笑，将这个‘张少府’说成是唐代名相张九龄。这属于‘常识性’问题，是不懂‘少府’是何官衔。唐代县令称‘明府’，县尉为县令之佐而称‘少府’。‘少府’也只是个副处级干部，顶多算个八品官。张九龄乃当时的宰相，位极人臣，二至三品的高官大员。王维诗的第一句就告诉人，这是他晚年的作品，诗写于 760 年前后。王维都晚年了，比王维年长20岁的张九龄，早在 740 年就离世了，怎么还能在二十年后向晚年的王维讨教呢？我们不能因为张九龄与王维之间有些来往，看到题目上诗是写给姓张的，就将此张说成彼张了。”直言不讳，而且语言具有新鲜感，幽默感，生动性，融感悟与理性于一体，切合王志清率直的个性，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自然也就突现了其价值。又如第十二章《“恶诗”之诮有失公允》，为唐代诗人徐凝的七绝《庐山瀑布》鸣不平，认为宋代大诗人苏轼在《戏徐凝瀑布诗》一诗中将徐凝的这首诗讥为“恶诗”是“有失公允”的。文中将徐凝的诗作了具体分析。其中，在解读后两句诗时如此表述：“徐诗‘今古长如白练飞’，以不类为类，以飞瀑之长流水比喻千古历史，这是徐凝诗最出彩的地方，是徐凝能言而其他人所不能言者，是徐凝诗高人一筹的关键点。瀑布如白练，‘界’于青山间，‘界破’，诗人惊赞大自然的神奇伟力，如一条长练镶嵌于翠色之中，将翠绿之山体一破为二，这于视觉上又出新奇，既有色彩，又有形象，还有力道且有气势，仿佛一把明晃晃的长剑将青山界分两半，这样的描写十分高明，化静为动，新鲜而不落俗，意象新颖而奇警。”这段文字揭示了徐凝此诗的特色所在，妙处之妙，言他人之未言，语言同样具有新鲜感、生动性，而且具有一种典雅之美，风格与上文所引的《为什么“领解者少”》中的一段文字明显有别。这体现了王志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唐诗甄品》每章结尾附有王志清自己创作的与该章内容相关的七绝，更进一步地展现了此著将感悟与理性融于一体的艺术个性。这也是《唐诗甄品》价值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王志清的《唐诗甄品》，独辟蹊径，着重破解唐诗中的十六桩公案，有新说而非胡说乱说，有证据而不牵强附会，有价值而无负面效应，是一部兼顾普及与提高的唐诗鉴赏著作，是融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妙著，也充分体现了王志清的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正如他在此书前言中所云：“唐诗研究是一种心灵的学问，是生命与学问的碰撞，是理性和感性的融合，是知识、思维和视野的交汇，重要的是通过美学活动去体验与领略唐诗意蕴，感受到诗人的感情温度。”因而，我乐于与读者分享自己阅读《唐诗甄品》的感受、愉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