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一张船票

高考是一张登上知识航船的票，得到这张票的代价不是金钱，而是每个人从小学到中学12年的知识积累。我所经历的高考已逾四十余载，然而其中的艰辛、喜悦却历历在目，经久不忘。

难忘一九七七

1977年冬季，我们这群上世纪60年代的人的命运发生了急遽的大转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

那年我16岁，正是高二学生，而那时的高中是二年制，而且本学期上完，我们就要毕业了。当老师站在讲台上欣喜地告诉我们“将参加第一次高考”时，我们都“傻眼”了——自己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记得从上初中开始，每个学期一半的时间是去农村种树、修梯田、割麦子；或到工厂学工，比如我在上初中时就已经学会车工、氧焊等技术；或在学校参加诸如掏厕所、筛炉渣、铺操场之类的劳动。还有一半时间的25%是抄报纸、写大批判稿，比如那会儿，我们正在批“不管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言论。事实上，我们真正学习的时间只有25%。老师没有教给我们知识，我们拿什么去应付高考呢？

那时，我们尽管惧怕高考，可毕竟正当花季少年，心中还是憧憬着未来：参加高考，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知识，毕业后可以实现当作家、医生、法官、科学家……

梦想是美丽的，而要美梦成真，我们只有抢时间、抢知识。

最了解我们的莫过于老师。他们一边热忱地往我们的大脑中填充知识，一边大讲特讲“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讲台、黑板是老师必争的阵地：语文老师刚讲完：“你们只有用120%的时间学习语文，才能……”；数学老师来补课，也是同样的话：“你们只有用120%的时间学习数学，才能……”接着，教物理、化学、政治、英语、历史、地理的老师轮番上阵，说的是同样的话，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必须用260%的时间学习知识，才能应付高考”。

家人更是全力以赴，甚至亲朋好友、隔壁邻居也纷纷献力献策。为了我们能参加高考，在我们的脚下已不是老师一架梯子，而是众人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力共同支撑着一架梯子。比如为了我，姐姐千方百计找习题、找题纲、找知识汇编……她的同事不吝所藏，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送给我；我家的邻居——一位叔叔也慷慨解囊送给我好几本书籍；我的母亲除天天禁止我做家务外，每晚定时给我增加夜宵——两个荷包蛋。

如此重负，如此光景，如此厚爱，我有何面目不去抢这260%的时间？虽然用不着头悬梁、锥刺骨，但睡觉的时间已经比古人少得多。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能在崎岖的小路上到达光辉的顶点。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也没有捷径。如果把知识比做海洋，那么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我们的努力只是为了抢购一张能登上知识航船的票而已。

幸运的是，这张票我抢到啦！

高考结束后是焦灼的等待，自己和家人的期盼尽在其中，夹杂着“考不上后怎么办”的焦虑。终于听到在区政府工作的邻居叔叔传来的消息：“下午发榜！”

妈妈带着我急忙赶到教育局门前等待，听到消息的学子和家长们也陆续赶来，越聚越多。终于，有人出来将红榜贴在一面墙上，人们蜂拥而上，前排的人急切地寻找自己的名字，后面的人伸着脖子往前看，再后面的人则踮着脚尖在红榜上搜寻。俄而，前边的人挤出来，有的人慽色黯然，迅疾悄然离去；有的人欣喜若狂。后面的人又围上去……

红榜上，我的名字如命运一样赫然定格——本省师范大学外语系！

不到长城非好汉

难忘1977，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权利在这一年被人剥夺，命运在这一年被人篡改——师范大学录取了我，却将《入学通知书》送给另一个人。

时间过了很久，听一位老师说：那人是区委的一名职员。他们的交易用当时的话说是“走后门”；用现在的话说叫“暗箱操作”；用老祖宗的话说那叫“偷梁换柱”。交易的动机似乎还是善意：那人年龄已大，不再有高考的机遇，而我年龄尚小，有的是机会。参与交易的人有哪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时的我不谙世事，也没有“后门”可走；也许是年龄小的原因吧，心中并没有恨或愤。现在想来，也许后来的许多坎坷都源于这件事吧！

呜呼！人情如此，今世无可奈何！倘若如上帝所说：你拿了我的，必然得还给我，那么请那位老哥哥来生补偿我吧。

那年，我们学校只有5人被录取：一人上了军校，一人上西安交大，一人上了医学院，一人上了农大。我在5人之中，却没有能顺利进入大学。

紧接着是1978年的高考时间改在夏季，我们的毕业时间也延伸到7月，意味着我们可以参加第二次高考。还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能考上大学，对我们这一届学生进行了分流：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其余4个普通班的学生因学习太差被视为与高考无缘。

我分在文科班。

我们的老师依然在抢讲台，争黑板，我们依然在抢260%的时间。不同的是：一方面，老师经常举一些古人屡试终第的例子以鼓励我们“有志者事竟成”；另一方面老师都是批阅过高考试卷的，积攒了不少考生趣闻，时不时地讲出来，借题发挥，以刺激我们加倍努力。比如，某考生因知识贫乏而将“松赞干布”解释为“一条又长又宽的白布带子”；某考生将“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修正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一次戊戌变法”等等。

不知道别人高考后的心情如何？我常常会因为自己不知“孟良崮战役”而惭愧知识的匮乏，暗暗下决心：水滴石穿，笨鸟先飞。我必须加倍努力，考上重点大学！

每天晨曦微露，我已蹑手蹑脚地出门，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防洪大堤，与晨练的老大爷擦肩而过，钻进大堤下的一片菜地，选择一块光滑的土垄，或坐或站或踱步，读课文背单词。

土地是我的纸，树枝是我的笔，看菜地的老大爷是我的听众。我听到的是鸟儿的清唱，嗅到的是蔬菜的清香夹着老大爷的旱烟味儿。

每天晚上，当我疲倦困乏之极，母亲端一碗夜宵（2个荷包蛋），看着我吃饱喝足，再将空碗端走。母亲再次用这种爱的方式支持我一步步走向考场，与命运拼搏。

这一次，我的信念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遗憾！

这次高考，我跌了一个大跟头——落榜。所有人的脸上的表情比我的心情还要糟糕，我几乎不敢面对。我想，他们是真正为我的命运惋叹了。姐姐用扑克牌给我算卦后，摇头说：看来你这一辈子没有上大学的命啊！认命吧！

谦虚地说，是我的知识太贫乏，根基太浅；如果自怨自艾，那可真是“命运不济”的问题。我的总分与录取线相差0.7分。学校对阅卷有点儿怀疑，特派一位老师查卷，果然少算了30分，这意味着我的实际成绩已达到重点大学的标准，但是、但是……

呜呼！1978年，我又被挤下知识的航船。

扬起知识的船帆

知识如海一样浩瀚无垠，我渴望知识的彼岸。可是只有天知道，我总是无法乘上知识的航船。怎么办啊？按当时的国情，我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幸运的是：我没有去农村，而是被组织安排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二年后可以做一名正式工人。

于是，我先被安排到一家小型冶炼厂学习铝制品加工，跟着工人师傅学会了点燃冶炼炉、制作铝锅、铝壶等技术。然后又被安排到一家聋哑人聚集的纸袋制造厂，亲眼目睹了聋哑人的美丽、善良、勤快。有人说：老天封闭人的一项功能，必然会补偿他的其他功能。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又被安排到一家废品收购站从事拣选回收物资的活儿。

《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我爱工人阶级，能够虚心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可是，我却无法融入他们的群体。在那段日子里，在愉快而光荣的劳动之余，令我难以割舍的是读书、读书。当工人师傅们闲聊的时候，我躲到一边看书，会受到车间主任的诘责和禁止；当同伴们嬉笑玩闹的时候，我更是无话可以苟同，显得那么鹤立鸡群。在这个群体中，我是孤独的、傲慢的、清高的，是众人不解和嘲讽的目标。一种莫名的苦恼常常伴随着我。

这一年我最爱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集人类顽强的毅力、执著拼搏的精神于一身，曾经感动了几代年青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既没有读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不晓得“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的古训，惟有保尔·柯察金的自白：“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段话如生命中的一盏明灯，指引我无法泯灭的渴求知识的心向着知识的彼岸。

人生的路上，有时只有一条通途一望无际；有时是阡陌纵横，让你眼花缭乱。我的人生面临第一次选择：一是继续学工学农，做一名工人，用体力为社会做贡献；二是参加高考，进入并接受高等学府的培养，然后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用知识为国家做贡献。何去何从呢？

一番沉思后，我选择了后者。我退出农场，回到母校，再做一次学生，目的是参加1979年的高考……

这一年高考，我顺利过关，进入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

在知识的海洋里，我终于凭“票”登上了知识的航船，从此在大学老师的教授下学习了前所未闻的《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架构起我人生的梦想——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高考是一张船票，一张登上知识航船的凭证，人生要取得这张船票，必须从知识的起跑线上开始，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日积月累，持之以恒，若百川相聚，如垒土成台，方能聚集足够的资本取得这张“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