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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谁是你最喜欢的中国现当代作家？”
我不假思索道：“汪曾祺呀！”
那人穷追：“为什么呀?”
我愣住了，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是张爱玲，不是沈从文，为什么偏偏就喜欢汪曾祺？后来再品他的《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受戒》、《大淖纪事》，忽然从书中找到了答案：“他把普普通通的生活写得太美了。”用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些帽子未免有点大。我更愿意把他看成猎美的“高手”，终身都在捕捉美，创造美，让你看了他的文章之后，禁不住感叹：活着真好！
汪老笔下，万物静观，无一不美。他的散文，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安适、恬淡，能抚慰当下快节奏生活人们浮躁不安的心。读他的文，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美食家；一个爱画画，爱赏花，爱唱曲的才子；一个命运坎坷，随遇而安的达人；一个恨不得把自己泡在酒坛子里的老翁。
曾祺用一支笔，将我们带到了人生的另一重境界，让我们知道，原来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如此诗意。
曾祺生于高邮，此地盛产两样物：一是才子，二是咸鸭蛋。北宋时出了个秦少游，后又出了个汪曾祺。曾祺，1920年生，与张爱玲同年，但我总觉得，爱玲的年龄比他大得多。也许是张爱玲出名比他早，她二十几岁就名满天下了，而汪曾祺这么大时，还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不过曾祺有一点远胜张爱玲，童年过得比她充裕。汪少孤，3岁没娘，可一家子都很疼他，特别是他父亲。
汪家当时也算不得名门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曾祺祖父中过“拔贡”，也是个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上千亩良田，还经营着两家药店和一爿布店。在曾祺眼中，父亲汪菊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会画画，会刻章，会做风筝，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四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文学画学书。父亲带着他到麦田去放风筝，用小西瓜挖净瓜瓤给他做通体透亮的西瓜灯，这些都成了他日后的美好回忆。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父的名言。他对汪曾祺十分随和，曾祺爱唱戏，他就拉胡琴伴奏；曾褀爱喝酒，他就斟酒把盏；曾褀爱抽烟，他就递烟点火。曾祺17岁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旁出主意。曾祺上小学时，他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绘画也很出众，画总被贴在墙上展览。可惜他数学太差，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他也有自知之明，后来写过一首诗，说明是怎样踏上文学之路的，前几句就是“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初中毕业后，曾祺就离开高邮到江阴求学。后又考入堪称“世界教育史上奇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一直到晚年，汪曾祺才回乡探访。高邮的大淖，高邮的山水，高邮的人物，一直都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数十年后写来，仍然鲜活异常，仿佛从来没离开过。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不是个“好学生”，用一句话来形容:生活太散漫，学习太偏科。他爱旷课，经常晚上泡图书馆，白天躺在床上酣睡。战乱时，邮路中断，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穷得叮当响，但他的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主要“消遣”如下：
1泡茶馆。它相当于当下泡咖啡屋，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手机。汪曾祺泡茶馆，不是为了消磨时光，而是为了体味人情。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里完成的。
2下饭馆。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个遍。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他什么品种的米线没吃过？
3唱戏曲。唱京剧，汪曾祺嗓子甜润，青衣唱得很好。大一时，他常常约票友拿着胡琴到宿舍来过瘾，同屋一个姓郑的广东同学，极其憎恨京剧，他们一张口，郑同学就骂：“丢他妈，猫叫！”唱昆曲，汪曾祺和朱德熙等人参加了云南大学的曲社，常在一起唱曲。合肥张家的四小姐张充和，唱起昆曲来娇慵醉媚，可惜从不和他们来往。曾祺常引以为憾。多年后写文章还记了一笔。
4吹笛子。他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在大槐树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到半夜。同学中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5写朦胧诗。他早年写的诗，没有一首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有句是“所有东边都是西边的东边。”因为爱写诗，汪曾祺在学校还小有名气。一次，他在路上听见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曾祺业余生活如此丰富，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少了。对不感兴趣的课，他素来不去听。朱自清讲课素以严肃著称，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经常缺课。后来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自清收他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对他喜欢的课，他还是学得很好的。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对他启发很大。他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说，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曾祺是个幸运儿，老师沈从文助益良多。每每写老师沈从文时，字里行间饱含了对他的怀念与感恩。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给过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沈从文教写作，主要是让学生写。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之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近人物来写。”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曾经常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曾祺的文章虽好，也没能让他从西南联大顺利毕业。他英语和体育都没及格，只得重修一年，后又因拒绝去当美军翻译，而没拿到大学文凭。
汪曾祺早年很落魄。离开联大后，因没文凭，几经周折才找了所中学教书。这所中学，名头很大，叫啥“中国建设中学”，其实就是在荒郊僻野，连工资也难发出的破学校。在这里，曾祺遇到了施松卿，也就是他一生的伴侣。施松卿是南洋华侨，比他大两岁，生得眉清目秀，老是生病，联大的同学都叫她“林黛玉”。施松卿对汪曾祺印象挺好的，早听说他是个“风流才子”，见面之后，果然名不虚传，“一看就是个聪明人”。在中学教书连饭都吃不饱，他依然“穷快活”。没有肉吃，曾祺就学工友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战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着马散步的一幕：黄昏，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牵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真漂亮！
离开建设中学，他送女友回乡，又结伴去了香港探亲。后施松卿从香港回了福建老家，汪曾祺一人乘船去了上海。没钱的他，只能住破旧客栈，吃最便宜的鱿鱼脚。他形容那时的处境，“全像一根落在泥泞里的鸡毛”。偏偏小报上还刊登了一条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他还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沈从文回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人帮他找了份教职。到了北京，又是沈从文替他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缺。汪曾祺换过很多份工作，在历史博物馆当过办事员，参加过四野南下工作团，在北京文联待过，还编过《民间文学》。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子，曾经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他好久不写东西了，因为当时写作必须“反映现实”，得深入群众，他没了那个经历，写不了。
曾祺的一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稳。被打成过“右派”。批判会上，连他的作品也成了毒草，他写的《早春》中有这样一句诗：“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批判他的人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了什么程度？曾祺听了哑口无言。他被发配到了张家口农场，跟农民一起起猪圈、刨冻粪，还得上“高跳”，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个时候的汪曾祺，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浮躁了，在农场照样过得有滋有味。他在农闲时演戏，帮演员用油彩化妆，早上起来就蹚着露水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带叶的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画了一整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曾写过一首诗，就记述了这一段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的眼睛确实很亮，到老了都是亮堂堂的。
当了“右派”，他居然还挺得意，后来在《随遇而安》中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三年劳改回来，江青看上了他，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控制使用”。这一控制使用，就有了名闻天下的《沙家浜》。《沙家浜》有名的唱词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就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江青听了，差点“枪毙”了它，说“江湖口气太多”。结果汪曾祺等人，还是瞒天过海保留了下来。因为《沙家浜》，汪曾祺曾登过一次天安门城楼；也因为《沙家浜》，他在“四人帮”倒台后被贴了大字报，被勒令交代和江青等人的关系。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毕竟在喜怒无常的江青手下做事，他受了不少气，好在审查没多久就结束了。
曾祺是真正的大器晚成。他早年也写小说散文，那时锋芒外露，走的是意识流，到了晚年才算繁华落尽，回归中国传统路子上来。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从此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异秉》《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在写《受戒》时，他把构思和一些同事说了，大家很不解，他为何要写这么个东西。他却激动地表示：“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受戒》发表后，有人评论说：“汪曾祺写了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巧的是，《受戒》英文本的名字就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台湾出过一本佛教文学集，《受戒》也在其中。这也能算佛教文学？
下笔如有神的汪曾祺，也有写不出的时候。他生平最怵写报告。汪家长期住在施松卿单位分配的房，房子很窄，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清泪。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汪曾祺一辈子只写短篇小说，理由是他觉得长篇小说不真实。他只写熟悉的人和事，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的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他分析过自己：“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如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汪曾祺红火了之后，不少人模仿，但总缺少那种韵味。
这是为何？曾祺是个真正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他既是具有文人趣味的士大夫，又是个接地气热爱生活的普通人，这让他的文兼具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他不光爱吃，还爱做菜，做的都是些家常美食。最拿手的，要数水煮干丝和罗汉斋，吃过的人，没有不叫好的。家里人却说：“老头儿写的比做的好吃。”
如要说对汪老的印象，我最喜欢编剧史航的说法：“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是个针对美的侦探。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写文章，只思甜，不忆苦。”读曾祺的文章，总会让我想起苏东坡那句著名的词：“人间有味是清欢。”对他这样的文人雅士来说，不管生活境况如何，总能找到生活中的种种情趣。
曾祺曾送过宗璞一幅牡丹，画上题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这正是他的自白。他的文就像一枝枝烂漫的山花，静悄悄地开在少有人烟的角落。偶有人经过，静悄悄地观赏一回，忍不住赞叹一声：真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