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不知跑到哪去了

    还有几天，春节就要到了。街上的红灯笼，也挂起来了；晚上，霓虹灯也闪烁起来了；人们脸上，也洋溢着节日的喜悦。零星地也听到了些许鞭炮声，各大商铺也换上了新桃符。与同事们闲聊，都道出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年味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在半饥饿状态，小孩盼着过年。过年，意味着有肉吃。俗话说：“叫花子也有年（意思是说：到了除夕，乞丐也要准备一顿好吃的）。”我就是那个年代的苦命儿。打从娘胎里，我就饥肠辘辘，瘦骨嶙峋。出生时，不超过3斤。奶奶捧在手里，见我伸腿，骨节咂咂地响，心想：“这么小，能活吗（奶奶语）?于是给我取小名‘忧忧’（谐音：友友）。”
友友来到世上，带着一身“排骨”，根根可数。从我知事起，就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家里要杀猪，要打糍粑，还有现在孩子们都不瞧上的，那少得可怜的“松花糖”和“兰花根”。
记得那时和奶奶睡，每到年关，天还未放亮，常常被那杀猪声惊醒。那杀猪般地嚎叫，打破了公溪河谷黎明的宁静。那垂死挣扎地凄厉声，声声入耳。之后，便听到猪落气时地哼哼叹息。这时，奶奶就会告诉我：这是谁家在杀猪。第二天，一打听，确实如奶奶所说。那段日子，几乎是天天上演如此高亢而又短促的“猪高音”。如果自家的猪还未杀，我就会催问奶奶：“什么时候杀猪？”奶奶会告诉我：“等家里的糠（喂猪的）吃完了，就杀。”听母亲说：“那时多养一天，猪可多长一斤肉。”有时，奶奶不惜到邻居家借点肉，为我与弟妹打打馋虫，杀猪后归还。现在想起来，那时也怪可怜的。
杀猪那天，我的母亲最辛苦，早早地就起床烧一大锅水。这时，我也会为母亲搂柴、添柴。等水烧开时，师傅差不多也就来了。父亲自然是帮助师傅杀猪，扯猪后腿。猪已然上凳，师傅捂住猪嘴，叫得特凄惨。等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叫声可以说是嚎，嚎破了公溪河谷的夜空，泛出了东山之鱼肚白，与溪河潺潺的旋律，汇成了一首“屠刀进行曲”。嚎叫声随着血流，有节凑地起伏，渐小渐无。接下来给猪洗澡，吹猪剖肚，挺肠卸肉，师傅是一气呵成。相比腌制猪肉，灌血粑，要单纯得多，可那是高强度的体力活。繁琐地腌制和灌血肠，自然就落到母亲和奶奶头上。而我与弟妹，就整天围着灶台，吃“油渣”，尝“血粑”。从这天开始，天天能吃上香甜的猪肉，直到元宵节。那才是人间的美味，孩提时的年味。
猛一抬头，就瞧见了八九十年代，听到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吃肉不再是过年才有。人们可以走进市场，琳琅满目的物品，百姓可以随意挑选，但那时购买力低，还不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因此，每逢过年，人们还是照常杀猪，照常灌血肠、打糍粑。只不过，年味变醇厚了，由原来单纯的香猪肉，增添了鱼肉，羊肉，牛肉等味，糖果种类也增添了不少，更让我嘴馋的是，‘文革’吃不到的豆腐，水果，也混进了年夜饭。到后来，春晚诞生，也过来凑热闹，给亿万观众，带来了视觉大餐。(散文阅读：www.sanwen.net)
豆腐，现已是家常菜。在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得凭票供应，我们农村孩子是很难吃到它的。偶尔，奶奶也弄到一块，那味简直是人间珍馐。分到家人，就只有一小块，我会慢慢地品，点点地尝，能吃上三大碗饭。直到现在，那味还萦绕在我心头。
南方的柑橘，北方的苹果，海南的香蕉，天山的雪莲果等，稀疏相继登场。这些过去见都未见，甭说闻了。记得还是在“文革”，我生病住院，第一次见到了橘子。那是奶奶特意花贵价钱买的，一共23个。每天限我吃一个，奶奶一个也没尝。只是在我吃时，硬是喂奶奶一瓣，奶奶才肯吃，并说：“等友友长大了，给我买好多好多！”我天真地回答奶奶，做着手势比划，“等我长大了，我一定给奶奶买好多好多！”直到奶奶去世前，奶奶还常常说起此事，并满意地说：“友友，你小时候答应奶奶的事，你都做到了。”想起这些事，常常让我潸然泪下。
84年春晚，悄无声息地搬上了荧屏，但很遗憾，我家没有电视。因为我那时正值读高中、大学，家里穷，买不起电视。直到90年，我结婚时，家里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而且是寨子里第一台彩电（20寸的厦华彩电）。从那以后，每逢除夕，我与家人又多了一道视觉大餐---春晚。
跨入新世纪，高楼如雨后般的春笋，高速如蜘蛛网状，动车如离弦之箭。肉香的年味，已然过去二十余年。人们不再为吃肉发愁，天天都闻着肉香味。想吃啥，四季皆有。过去春节才能有的，现在天天在享受。久闻年味，故不觉其味美。真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别了，我肉香的年味！
美哉！我泱泱大国，日日有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