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时节。八九点钟的太阳笑得坦荡酣畅,白云长袖飘舞。田野里绿生生的庄稼,在太阳雨的沐浴下泛着缥缈的浅橙色光泽。
我和作协的几位同仁行进在乡间的水泥路上,两旁的玉米和高粱热烈地欢迎着我们的到来,我们知道太阳雨正和它们亲密地私语着,我们也展开笑容回敬着玉米、高粱和太阳友好的微笑。
我将车速放慢,打开车窗,轻缓地前行,对于茁壮的庄稼和年轻的太阳而言,这是一种礼貌,是相互的尊重。我们每个人都用心聆听着,清风送来的天籁之外隐秘的声音,这是夏季特有的万物之间心与心的交谈之声,茂密的绿莹莹的声音,以季节的方式断断续续地轮回,繁杂而有序。
我们的心能听得到太阳爽朗地对万物说的早安,也能听到玉米和高粱彼此的问候与叙谈。玉米来到这块土地辛勤付出,已有几百年的时光。高粱在这条河岸旁艰苦奋斗的历史尤为久远,五千年的不屈、守候与奉献。玉米像怀胎的母亲对大地感恩,高粱像涨红着脸的父亲给太阳致敬。我们无论怎样回首岁月,都迈不出玉米、高粱和太阳的记忆。
道路有一颗诚恳的心,系着我们的心事,热情地将我们引向唐家河。唐家河又叫野河,岸边守着几个村庄,唐庄村的人和梅官营村的人管这条小河叫唐家河,东野河峪村的人和西野河峪村的人习惯将这条小河叫野河。
红彤彤的太阳,照红了滦河,也照红了青龙河,同样照红了野河。野河,涓涓细流,潺潺流淌,欢快地跃进青龙河,那神情像孩子扑进母亲的怀抱。青龙河的流水,淙淙地唱,哗哗地喊,热情地闯入滦河,那姿态像一对恋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滦河的波涛,阔阔的样子,涣涣的性子,大步伐地奔向渤海广阔的蔚蓝,那气势像一个父亲回到了故乡。
从野河到大海,这是流水从涓涓迈向淙淙和哗哗,又奔向汤汤踔厉风发的足印,是一条河流蜿蜒曲折的生命,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太阳同样照耀着野河的历史和记忆。一个村庄也是一条河流,每个家庭都是一条支流,每个人都是一眼泉源。有时一眼泉源,就能流淌出一条河流。东野河峪村翻滚着一条红色的河流。一颗颗为党的事业宁肯牺牲自己生命的赤诚之心,奋力挥舞着鲜红的党旗,这是东野河峪村红色河流掀起的浪花与波涛。
在东野河峪村众多的泉源中,一座红色的泉源,光耀般地显现出来,一股股晶亮的泉水喷涌而出。此时,我们围坐在这座泉源近旁,深情地注视着这座泉源。
澄澈的泉源,像野河流向青龙河流向滦河流向大海一样滚滚向前。这座泉源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是一位左手握春右手握秋、左脚踏夏右脚踏冬的平凡女人,是一名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牢牢踏住信念、紧紧握住党旗的勇敢战士。有的人叫她妈妈,有的人唤她奶奶,在我们心中,她是党的优秀女儿。
在庄户人家三间平房的一盘火炕上,老人端庄地面向我们,笑谈着峥嵘岁月。田里的玉米都熟知这位叫唐秀芝的慈祥母亲,地里的高粱都记挂着这位已是九十七岁高龄的奶奶,太阳自豪地在共产党的旗帜上绣着她八十岁金灿灿的党龄。
唐秀芝老妈妈沉静如雪后的山岗,虽与我们近在咫尺,却总觉得隔着一条巨浪滔天的大河,待我们的心化作一叶扁舟从此岸去争渡,去追寻、捡拾她过去荏苒光阴的记忆,争渡去彼岸。
我们是红色记忆的寻访者,对先辈披肝沥胆无私奋斗的胸襟充满敬意。我们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装上了一条小船,载着老妈妈饱经沧桑的心,溯本求源,划向那段风雨如晦的苦难岁月。百年记忆形如一条连绵起伏的山峦,铭刻下昨日如火如荼的战斗历程。老妈妈的思维俨如潺潺的野河溪流跳跃欢腾,话语亦如叮咚叮咚的泉水欢欣响亮。一张张洗濯掉尘埃的历史画面,在逆流之中的小船之上翩翩飞舞。
一九二五年,唐秀芝老妈妈降生在乙丑年的牛背上。从此,牛的忠厚、善良、勤奋、勇猛像春夏秋冬四季一样伴随着她一点点地成长起来。那时候,老百姓过着苦难的日子,缺吃少穿,饥寒交迫。穷人家的孩子更早就挑起生活的担子。
老妈妈说:同是一条小河,却有两个名字,我妈家的唐庄人管这条小河叫唐家河,我婆家的东野河峪人管这条小河叫野河。两个村子离得很近,抗战那会儿也就三里地,现在挨到了一块儿,像一个村子。我八岁就去地里剜野菜,再大点跟姐姐进山里拾柴火。我十二岁那年夏天,妈妈撇下了我们姐妹三个,永远地走了。一个姐姐大我三岁,还有一个刚五岁的妹妹。那时我们跟大伯家一起过日子,没有分家。我没有上学,成天帮家里烧火做饭、喂鸡打狗,还要去放猪放牛。“七七事变”后,我十三岁就敢挎着篮子去赶集,其实是给八路军送信。
一九四一年,唐秀芝老妈妈结婚后就投身到惨烈的抗日斗争中,年轻的身体像夏季的庄稼茁壮挺秀、充满生机。玉米和高粱用长长的叶子,经常爱抚地摩挲着她勤劳的身体。阳光的千万只箭镞,也为她那颗英勇的心守卫家园,注入了无畏与果敢。九月的高粱映红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朝霞和晚霞红艳了一个女儿的胸怀,唐秀芝向党组织积极申请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老妈妈说:后来,我结婚嫁到野河峪村,又把我十二岁的小姑子培养成了小交通员。我经常带着小姑儿从野河峪去古松庄送情报,鬼子在古松庄设了据点,对进出往来的人盘查非常严密。有一年的正月,我和小姑儿挎着鸡蛋篮子去送情报,到了古松庄村口,鬼子和汉奸都在,对行人连踢带踹、厉声打骂。一个鬼子突然把刺刀压在了小姑儿的肩膀上,小姑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赶忙把小姑儿拉到我胸前,对鬼子说我和小姑儿去庄里走亲戚,汉奸听得明白,一边和鬼子哇哩哇啦,一边把我和小姑儿从头到脚检查一遍,还拿走了一半鸡蛋说是慰劳皇军。最后鬼子让汉奸放行,随着汉奸一个滚字声音落地,一个鬼子用枪托猛地照着我的肩膀就是一下,我打了一个大趔趄差点被㨃倒在地,我的小姑儿撑住了我,但她的哭声更大了。我知道小姑儿是用哭声在扰乱、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我身体虽然疼痛,小姑儿的成长让我打心里高兴。我们刚进村,发现汉奸在跟踪着我们,我想到不远处是我们的一家“堡垒户”,很熟悉。过去送情报累了,总是去喝点水歇歇脚。我急中生智,就对小姑儿说,到前面的门楼口时,快叫大姑,就说咱们来了。门楼内的李大娘听到喊声,走出门口,看到我们俩人被跟踪,就明白了该怎么对付汉奸。李大娘非常亲热地把我们抻进院里,一手轻轻拍打我们身上的尘土,一手抹眼睛说忒想我们姐俩。汉奸见状,从当院抓走了一只鸡溜了。我们顺利地将情报送了出去。
我们那次将情报放在了棉鞋鞋底的夹层里,藏得非常巧妙,就是脱掉鞋子检查也看不出来。我从小就喜欢做鞋子,远近出名。我后来给李大娘做了两双鞋,感谢老人家冒着性命危险帮助我们,也算是为那只被汉奸抢走的鸡给李大娘一个补偿吧。
一九四二年的早春,杏花开得真娇艳,红霞一样好看。我在李焕章和小叔子李延山的介绍下,秘密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我兴奋得一宿没睡。我在门口的大柳树下想了很多很多,天快亮时,我丈夫李延庭执行任务回来,我才进屋。那晚的月亮真圆,忒亮堂呀。
迁安县志记载:李焕章一九零五年生于滦县,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任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第一总区区长、区委书记,一九四五年任迁安、卢龙、青龙联合县县长,一九四八年底,山海关解放后,任山海关市市长。
我细细端详着老妈妈的面颊,尽管已是处在生命的寒冬,她齐耳的短发稀疏斑白,却非常整洁,犹如灰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那是她将近百年的白天和黑夜,像码麦垛一样,把每一天、每一夜细细地叠合在一起,拿四季的绳索紧紧地捆扎起来,先用风霜染色,再用雨雪梳理。
老妈妈的脸庞,是阳光下的土地和月光中的棉花两种颜色调和的黄白色彩。脸颊上粗粗细细、弯弯曲曲的皱纹,像是大大小小、强强弱弱的清风吹过水面,泛起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涟漪。她始终微笑,笑容敞亮,让我们确信老妈妈脸上的皱纹,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生命在百岁中荡漾的笑纹。
老妈妈说:我入党后,当上了东野河峪村、西野河峪村和梅官营村三个村子的妇救会主任,我丈夫李延庭任一区小队队长,在第一总区李焕章区长的领导下打击敌人。加上小叔子李延山和后来入党的小姑子,还有三叔、四叔,我们一大家子就有六口人是共产党员。因野河峪村和古松庄村一带是抗日斗争最严酷的地方,李焕章区长常来我们村指导抗战工作,也常到我们家了解情况,李区长说我们家是最坚实的“堡垒户”。我当时的工作非常多,除了给落后的妇女做思想工作,还要发展觉悟高的更多女同胞,心甘情愿地来给八路军做军鞋、军衣和军被。不仅照顾伤病员,还得不停地转移给八路军的物资,真是黑天白日地干呵,身体也不觉得累,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呢!
那年,我当了一次大红娘。洪淑琴是我们跟前洪庄村人,也是同一个区的妇女干部,大我两岁,工作中我们互相帮助,成了好姐妹。那会儿洪姐工作忙,总顾不上自己的婚姻大事,还是一个大姑娘。李焕章区长更是一个人,刀山火海里闯来闯去,个人问题根本没空儿考虑。两个人的婚姻正好因革命工作碰到了一块儿,让我遇到了,就不能错过,我就给俩人说合。最后,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两口子并肩战斗。
我的小叔子李延山,在一次袭击鬼子据点时牺牲了。战斗十分激烈,他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还狠狠地掐死了一个鬼子,他的手到死也没有松开鬼子的脖子。
老妈妈的回忆之梭,在历史的织机上飞来飞去,从八十年前野河岸边的青纱帐,瞬息飞驰到我们坐着的火炕上。老妈妈扬起胳膊说到外面去走走,老妈妈的儿媳妇知道婆婆的身板可以,表示赞同。我们赶忙扶她下炕,她却微笑着拒绝了在场所有人的搀扶,她说自己能走。一颗百岁之心的坚决,让人看上去,神情有些倔强。
期颐之年是生命高峰的一棵参天大树,唐秀芝老妈妈是站在这棵大树旁的另一棵大树,是一棵高大的柳树。柳树在野河岸边,最早发芽,最晚落叶,看似柔弱,却像野河流水一样,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
走出屋子,阳光用更炽热的情感欢迎着她,与老妈妈亲切地握手、拥抱。院外垂柳硕大的树冠落下万千缕丝绦,如同千万股泉涌汇成绿色的飞瀑,悬在半空被定格下来。偶尔的风过,掀起少许的柳梢轻微地摇动,恰似老妈妈安详的面容泛起宁静的微笑。儿媳给老妈妈拿来椅子坐在大门口的垂柳下,我们也拿着凳子坐下来。老妈妈手抚着树干,望着村口,村口高耸着一排排粗实的杨树,像矗立起一面高大的绿色墙壁,端庄肃穆。
我想:柳树的阴柔象征着女性,守着村子、河岸与月亮,杨树的阳刚象征男性,居于田地、山坳和道路。生杨树的地方就长柳树,长高粱的田地也生玉米。
老妈妈说:我春天入党后,一晃就到了夏天。记得刚过端午节,是夏至的夜里,天气很热,我们开完会后,夜已经很深了,月亮和星星都没见着,阴着天呢。洪淑琴大姐还没结婚,在我们家和我住在一起。我俩会后回到我家,又小声嘀咕一会儿工作的事儿才睡下了。刚眯瞪着有一袋烟的工夫,就有人敲门。听敲门的动静和学的猫叫声,知道是交通员孙宝权来了。开门后孙宝权没有进屋,在门楼里说赶快行动起来,鬼子赶天亮就进村。我们立即召集人手,先把我小姑儿、公公、三叔、四叔悄悄儿地叫起来,再偷偷地去通知其他党员。等我们把重要物资藏好后,正准备将两名受伤的区小队队员送出村子时,总区干部李国安带着我丈夫李延庭、宋喜贵、吴子存来到我家里。我决定把他们和伤员一起带到村北的北坡子,那里有通往郎庄的地道口,还让我小姑子、四叔和另外两名党员护送他们。他们进了地道,我和洪淑琴大姐把地道口掩蔽好,等回到村子,天蒙蒙亮了。不大一会儿,狗就叫起来,叫得邪乎,洪大姐说鬼子来了,我让三叔、四叔和其他党员向西北走,我和洪大姐往东去。
我和洪大姐早就穿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我公公的汗褟子,我俩戴上草帽,我从外窗台上抄起一把镰刀,洪大姐从院里拿起一把长把儿的大锄头,就一前一后急火火地向村东跑。到了村口,我俩藏在树丛里先看看动静,见几个鬼子兵探头缩脑地往村里闯去。我们等了一会儿,盘算着这是最后的鬼子,就冲出树丛,沿着一条沟里浓密的紫穗槐棵子夹的小道小心地向东走。这会儿,天下起了小雨。我俩约莫走出一里地,猛然见一个鬼子从一个塌了的石坝里走出来,手在系着皮带。鬼子见到我们,先是一愣,然后笑眯眯地喊花姑娘。我们与鬼子相隔有三丈远,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洪大姐用力压低声音让我快跑,我们刚跑出几步,鬼子见状急着边喊花姑娘边扑向我俩。也许是下着雨的地面湿滑,鬼子跌了个狗吃屎,啪唧一下栽倒在我们跟前。洪大姐突然收住身体,举起大锄头向鬼子脑袋劈去。我马上跑到石坝前,抱起一块落地的大石头,用尽全身力气砸向鬼子。我连砸了几块石头,见鬼子翻白眼了才住手。洪大姐的大锄头还在照着鬼子使劲劈,我说鬼子死了,洪大姐麻利地放下大锄头,和我一起拽着鬼子的腿往石坝里拉。那时我俩一点都不害怕,就是想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雨下大了,洪大姐说咱们钻庄稼地,我俩捡起镰刀和大锄头,一头扎进了一人多高的棒子地里。我和洪大姐在棒子地里,那个痛快劲儿,别提多激动了,真是飞鸟入林啊!棒子叶浇了雨水,变沉变硬了,比平时要拦胳膊、挡腿脚,得猫腰跑。我俩一口气跑出了七八里地,跑进了东山里。我知道这山里有一个很隐蔽的洞,便带着洪大姐又向山洞奔去,到了山洞,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我们在山洞里没吃没喝,总得观看外面的情况,直到做晚饭前用身体把衣服熥干,才从山洞里出来。雨早停了,天也晴了。我们从山上看到远处有人在田里干活儿,知道鬼子撤了,才决定回家的。到了村口,看到西边的太阳又大又红,大片大片的晚霞也是红红的,快把村子都染红了。我心里热乎乎的,总觉得那漫天的红霞,是千万面红旗在飘扬呢!进村后遇到一位拿柴火做饭的婶子,她左右看看没人,跟我们说一个鬼子被八路打死了,鬼子都气疯了,刚走一个时辰。我们知道鬼子早晚会来报复,合计了一下以后的打算,该如何对付鬼子。洪大姐吃过晚饭先回洪庄,再连夜去给区里汇报情况。那天晚上又是大月亮地,下过雨后天气凉快了些,蝈蝈、知了和蛤蟆都没怎么叫,可我一宿都没睡着,想着往后烽火连天的日子。
我们眼中是老妈妈的一双眼睛,像深冬的炉火释放着温暖和明亮。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分辨日月的光芒,穿越半个世纪煤油灯点亮的黑夜,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坚定的目光。看上去两眼虽然有些昏花,但仍然能戴上老花镜将细线纫过针鼻儿,缝补衣衫。
老妈妈昨天还穿针引线的一双手,现在停歇在胸前和大腿一侧,略显不安,仿佛在等待活计的到来,像当年一样再次拿起锹镐锄镰,再次举起鲜艳如霞的红旗。如今两手像叶落后的树冠枯瘦下来,呈现出土壤的黄褐色,往昔的白皙、光洁、润泽和匀称,逐渐被岁月的寒风吹得荡然无存。手指的骨节粗大变形,恍若怪石嶙峋的山冈,褶皱像散乱的网,也像波涛汹涌澎湃的湖。两手鼓胀的青筋,是横卧在贫瘠土地上的管线,不断地输入理想信念、输出拼搏奋斗。
老妈妈说:自从打死鬼子后,形势越来越严峻,转眼就到了秋令。李焕章区长派文书张振兴传达上级指示,要求一定要做好秋收工作,一粒粮食也不让鬼子得到。我们组织党员和先进分子,暗暗发动年轻力壮的劳力,赶在夜晚,趁着月亮地,掐谷子、扦高粱、劈棒子、割豆子、起白薯、刨花生,连着几个晚上就把秋收完了,粮食也都收藏好了。
一天破晓前,天还没亮,有人喊鬼子进村了,我一骨碌就起了身,那时睡觉都不脱衣服。我开了大门,正好三叔赶过来,说出不去了,这次鬼子、伪军和汉奸人很多,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一个时辰,鬼子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到村里的场上。场上在秋天,本该是各种庄稼蹦啊跳啊的舞台,是粮食降生的摇篮,可眼前站满了人,却没有一粒粮食。那天又是阴天,鬼子的狼狗狂叫不止,场面挺瘆人,孩子们哭成一片,真揪心啊!鬼子队长中村挥舞着东洋刀,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让交代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和他们的亲戚。伪警备团长汤鹏举掏出手枪向天上放了几枪,让伪军审问检查每一个人。我的手在夜里收秋不小心被酸枣圪针划了几道口子,让伪军发现把我从人群里推搡出来,问我的手是怎么破的,我说是为婆婆治眼睛挖药材划的。我婆婆从小两眼就瞎了,但耳朵挺尖,听我说到她,她摸索着走出人群,说是为她寻药治眼睛的,别冤枉欺负好儿媳。中村让鬼子放出狼狗,狼狗瞬间把我婆婆扑倒,我不顾一切冲向狼狗,将婆婆护在怀里,感觉到鬼子和伪军的枪托雨点般的砸向我的全身,我用力大喊一声妈便昏了过去。等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场沿儿的大杨树上,浑身湿透了,我的跟前有两只水筲,我知道我是被凉水泼醒的。
我的两边躺着两个梯子,梯子上绑着人。我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从头发上看是一男一女,他们嘴上蒙着纱布,鬼子和伪军在给他们灌凉水,肚子鼓得跟小山包似的。伪军见我醒来,继续逼问,我咬紧牙关绝不松口,两条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来,我又人事不省了。我再次醒来时,绑在梯子上那位妇女已经灌不进去水了,一个鬼子用刺刀猛地冲着她鼓起的肚子刺去,一股血水噗地一声喷射出来,鬼子的脸上像被泼了一瓢泔水,鬼子哇哇大叫,也狰狞狂笑,最后把人戳成两段。豺狼成性的鬼子已经穷凶极恶,鬼子向我举起了屠刀。
就在这当口儿,有人喊住手、快住手,我模糊地看到一位穿着体面的老先生分开众人走向中村和汤鹏举。中村见到老先生马上敬礼,并示意鬼子停止惨不忍睹的恶行,汤鹏举也给老先生敬礼。老先生先对汤鹏举说大宋有岳鹏举元帅誓死抗金,保家卫国,你汤鹏举却在这残害我的相邻,放狼狗咬我那双目失明的侄女,还折磨我的孙媳妇,实在是欺人太甚,禽兽不如。汤鹏举不敢和老先生顶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会半红着脸低下了头。老先生又和中村说话,我们听不懂,只看到中村一个劲地说哈依、哈依的话,后来才知道老先生会说日本话。老先生走向我,我才看清楚来人是郎介三,平日按辈分叫他二爷。老先生对我说孙媳妇你挨冤枉受委屈了,又让中村赶快放人,说全村没有共产党和八路,他可以担保。鬼子没有查出任何线索,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有郎介三老先生的催促,在仓皇之中狼狈地撤了,看来鬼子和伪军都怕他。
一次洪大姐告诉我,她知道全村被包围后,鬼子决不能善罢甘休,就立刻派人向区里汇报,区里指示洪大姐,请郎介三老先生出面解救被困乡亲们,洪大姐马上赶到邻村郎庄,跟正在家里赋闲的郎介三老先生说明情况,老先生当即应允,拎起手杖就奔了东野河峪村。还告诉我说被鬼子杀害的那位妇女是另一村的妇救会主任,和绑在梯子上的那个男人都是共产党员,两人假扮夫妻去执行任务回来,正好碰上鬼子讨伐,被圈进了包围,死得惨呀!
迁安党史,是一曲鲜红的乐章,是一面血染的旗帜,成为我们燕山儿女、滦河子孙火红的记忆。《迁安红色记忆》中记载郎介三是迁安县郎庄人,从小家境贫寒,但聪颖过人,勤奋好学。给俄国人当过翻译,后考入乌苏里铁路专科学校。之后,去日本留学,并成为第二批同盟会会员,是第一批国民党党员,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九三八年,任伪玉田县长时,郎介三当众宣布“还政于民”,并将他执政期间节省下来的四万元交给了抗联。他早年加入青帮,属“大”字辈。汤鹏举也是青帮成员,属“悟”字辈,论辈分,他是郎介三的徒孙。所以,他很怵郎介三。郎介三为对付日伪军的“大扫荡”,掩护抗日干部和群众,特意在家里挂起了他穿将军服拍的巨幅照片和大汉奸汪精卫赠给他的“勇猛精进”的条幅。还对“合围”、“清剿”讨伐来的日伪军官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说汪精卫是他同学、是日本政治领袖头山满的门生,清水是他干儿子等诸多人脉,用以震慑日伪军。编制如此的关系网,成为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又凭着自己一口流利日语的法宝,吓唬日伪军十分奏效,日伪军官见到他本人和他的照片马上立正敬礼。因此,他的家成了保护当地百姓生命安全的避难所,也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堡垒户”。
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冀东十六区地委书记徐志、十六专署专员高敬之和于明涛、迁卢青联合县长李焕章、县委书记陈光、二区区委书记李国安等领导都多次住在郎介三家,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也曾在他家住过,从未发生过任何危险。郎介三为官时清正廉明,家里没有多少土地和积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有时生活上还要靠徒子徒孙的帮助。即便这样,他仍胸襟坦荡,怀着一颗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慷慨仗义的心,是一位为民族、为国家、为家乡人民做过许多好事的爱国士绅。
老妈妈说:夏天虽然热,我就喜欢这绿油油的田园,绿得诚实,觉着厚实,让人踏实。你们看看,这大柳树、大杨树,还有大槐树,一棵棵的,瞅着都粗实。这些树啊,从小陪我玩儿,一起长大,一晃几十年了,我和树都老了。玩耍时抱一抱,干活累了靠一靠。
过去总要攀到树的肩膀上,站岗放哨,察看村外动静,有没有敌人活动,感觉这些树可亲呢。我过去的日子都被这些树的枝枝叶叶藏起了啊!再看这庄稼地,棒子、谷子和高粱也挺壮实的,都站得有模有样的,浑身是劲儿。大片大片的庄稼,绿茵茵的,连成青纱帐,绿得深深浅浅、结结实实。我们在里面跑来跑去,开会、学习、送信、隐蔽,也算是摸爬滚打了。抗战的年月,青纱帐就是家了,在里面,像鱼儿在水里,安全着呢。这些绿葱葱的树和庄稼啊,就像一家人,拴着我们的魂,系着我们的心。有时像爹妈,养着、教着我们。有时像兄弟姐妹,帮着、陪着我们。有时像儿女,我们盼着、望着。一年一茬地,春种秋收,日子就这样走着,使劲扛着苦难。
后来,李焕章区长当了县长,抗战结束后,去山海关当市长。我丈夫李延庭在一区干组织委员,之后,上级让他去昌黎任职,让我脱产革命。可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他不愿让自己的病给党的事业添累赘,我还得照顾盲眼的婆婆。我们商量后,就向组织表决心,要求留在老家,一辈子当农民,伺候土地和爹妈,也挺好的。我丈夫李延庭到现在去世很多年了。
回想过去的时候,总愿意看看这些树,去庄稼跟前望望,里面藏着他们的影子。更爱看那红霞,里面映着他们的笑脸,有我小叔子李延山、有那位被鬼子挑了肚子的妇救会主任,也有郎介三老先生。老先生做了那么多好事,救过许多人,在一九四七年被不幸误杀了,如今被平反了。红霞里有着革命烈士鲜红的笑容呢!
我这一辈子,先是盼着,后是念着。解放前盼着解放,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后盼着人民富裕,国家富强。都盼到了。再就是念着,念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念着咱们共产党的恩情。盼着是一夜后的早霞,念着是一天后的晚霞。月光真干净柔和,阳光忒温煦明亮,把一颗无私奉献的心,铺展成一片红霞,就是一个人心中的旗帜,鲜红着呢!
晌午,我们和老妈妈一起吃的打卤面。饭后,我们让老妈妈好好休息。一个上午,她的心又跋山涉水了八十年的时光,微笑一直坚持着,犹如汗水,在脸颊上流泻。我们知道她累了,行走那么远的路,飘荡的尘土落入汗水,变成了欢喜的疲惫。我们走向田野,默默地拥抱了大柳树、大杨树、大槐树,抚摸了棒子、谷子、高粱的叶子,想从这墨绿色的青纱帐里,重新找回逝去了很久的声音,谛听到打鬼子时庄稼愤怒的呼喊声和老妈妈当年在青纱帐里奔跑时的心跳声。青纱帐一片静谧,有风悄悄跑来,看到我们,莞尔一笑,又转身跑去唤醒刚刚睡着的老妈妈的讲述声,这声音在这片庄稼地里就是当年抗战的声音,我们被深深地吸引着。
和我们在一起的东野河峪村党支部书记说:唐秀芝老妈妈在村里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干啥事都是走在最前面,为老百姓着想、为国家着想、为党着想。“新冠疫情”防控时,第一个捐的款、捐的物。
回到水城,又是一个红霞满天,我看到霞光染红了燕山和长城,染红了滦河与黄台湖,我想青龙河与野河也一定被霞光染红。唐秀芝老妈妈看到如此鲜艳、如此宽广的红霞,一定在念着烈士的英魂,念着心中的旗帜。我想告诉红霞,我们正念着老妈妈,念着我们心中共同的旗帜。我在红霞之中,又听到老妈妈的声音:漫漫红霞,艳艳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