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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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的旧址创立之初是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后面的霞公府街，原霞公府15号旧楼是老北京文联所在地，《北京文学》则蛰居在一七里拐弯、盘虬交错的大杂院里，多年前，在《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之际，我还专门到此地拍过纪念照，当时，那个大杂院还在，大杂院里的东南西北房间挤着各路人家，院内的结绳的树杆上晾着衣裤、床单等物。很难想象上世纪50年代，这大杂院里会是秩序井然，书香气四溢的编辑部，并穿梭往返着老舍、赵树理、汪曾祺这些在文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今天，这旧址已辟成了庞大豪华的北京饭店二院，中间隔着一条柏油马路。曾拥堵在胡同里的居民们早已搬迁出去了，想必从这黄金地段中拆迁到他处的居家，必会给了天价的搬迁费。《北京文学》若还藏在此路段上，肯定身价倍增。
霞公府名称沿用晚清贵族载霞府邸旧名，载霞又名爱新觉罗·弘庆，康熙皇帝孙，爱新觉罗·胤禑第三子。说霞公府是建造在北京紫禁城旁的顶级人文宅邸，但这宅邸今具体在何处，尚未寻到。可知的是从元建大都时起，这街井里一直是美食飘香的享口福之地。住在霞公府的爷们，生活中最大的享受之一就是身边众多的馆子、小吃：爱窝窝、豌豆黄、谭家菜、全聚德、东来顺、厉家菜等等，人常称这地段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从元代始，崇尚汉文化的忽必烈就入乡随俗，品尝中华美食，这里随之就开很多馆子，那时候的大酒楼不仅可以吃饭饮酒，还可以听音乐看戏。元代最著名的酒楼有崇义楼、县角楼、揽雾楼、遇仙楼。说来老舍与汪曾祺也是典型的美食家，老舍常在宅地招集四方名伶文友，把盏哙食，畅叙友情。他当年写出的《茶馆》氛围，不知是不是也受到这环境的熏染。记得巴金曾记述过当年他来探访老舍，谈笑风生罢，老舍就邀请他去吃个小馆，不知那小馆是不是就在这鳞次栉比中的一家。汪曾祺美食家的名声更是圈内闻名，他与《北京文学》前任主编林斤澜的酒食交往轶闻已成一段佳话。这种嗜好也潜移默化到了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如汪曾祺的散文《手扒肉》与林斤澜的《温州的小吃》便是一例。
沿这条路出来就到了王府井大街。由此折向北，过教堂、经天伦王朝饭店、商务印书馆就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里也可说是老舍的另一个创作之家，这里上演过老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和《女店员》等。‘说到《北京文学》。人们也许不应忘了发表于1961年1月号上的、由吴晗先生撰写的《海瑞罢官》。因迄今为止，全世界可能没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其影响力超过它，并波及甚广。这到不是这剧的文学水准有多高，而是它因姚文元别有用心的评述，成导火索引发长达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的诱因。
文革中，《北京文学》随北京文联已搬到了西长安大街7号，挨着电报大楼喇叭下面的这城隅，可说成了运动的中心，每天口号声和造反歌曲不绝，老舍便是陷入这风暴中心，由此波及到孔庙受辱后投太平湖自尽的。《北京文学》当时办公处在这院里东侧，也是三拐四转一逼仄的小楼上，小楼是当时日军驻北平广播电台所在地，老舍写过日军占领北平景况的小说《四室同堂》，这也有了某种映照。当年，日军侵占北平后，为了加强统治，推销日本生产的产品，强行商家购买它们的收音机，广播一些所谓中日亲善、奴化中国人民的节目。日本投降后，收音机被折价处理。北京市民买到后，在家里听说书、听戏、听马三立的相声。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折射了那一段历史；而《北京文学》的70多年的历程似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拿《海瑞罢官》来说，身为历史学家、又当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文学泰斗老舍交集颇多，也许皆因这私交，老舍才向吴晗要过这剧作稿。让人不解的是，这戏剧搬上舞台后，毛泽东当时看后还赞赏了一番，可没过多久就引祸上身遭到了彻底的批判。身为《北京文学》主编的老舍身受前后夹击的鞭挞，心情可想而知。我查了那一时期后面《北京文学》发表的作品似没先前那么有活力了。尽管初创的《北京文学》作品有些粗糙，但仍不失生活本质的鲜活。
《北京文学》的历任主编似也带有时代的特征。老舍、赵树理是文坛大师但也都是悲剧性人物；浩然著作等身，《艳阳天》《金光大道》也都择其片段先发在《北京文学》及文革后期的《新北京文学》上，时过境迁，他也成了另一面的悲剧人物。杨沫以《青春之歌》著称，生前也受家事纠缠不休，小女儿死得不明不白也让她难以瞑目。现被视为老舍传人的刘恒已妙笔生花在影视及戏剧舞台上。
拨乱反正后，《北京文学》似成了一些劫后余生文人的避风港，如李清泉原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落实政策后没回原单位，暂避在《北京文学》当了一段负责人，后才去了前身丁玲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的副院长。他主事时扶掖发表了一批今天已成文坛翘楚作家的作品。如张洁、王安忆、苏童、陈建功、余华、刘恒等等。早年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王蒙老师，从新疆回京后也曾在《北京文学》当过一段副主编。可以说《北京文学》承上启下发表的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举不胜举。涌现出了陈建功、短篇小说之王林斤澜任主编时，短篇作品日精，刘庆邦也步其后尘，受他与曾在《北京文学》当过编辑的汪增祺影响成为新的短篇王。
《北京文学》于1971年12月在前名《北京文艺》复刊并改名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五期，1973年3月又改回《北京文艺》，成为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改名为现《北京文学》。
改名后的《北京文学》因文联刚恢复不久，办公房间拥挤，又曾租借毗邻天安门的中山公园里水榭编过一段刊物。我便是在这里与刘恒相识的，当时，我还在内蒙《鸿雁》刊物当编辑，找他约稿，没想到多年后，竟成了他领导的队伍中的一员。
《北京文学》在文联新文艺楼盖起后，几经换址后，终随文联机关搬进了前门西大街97号。接着，辐射过来的长安街周边也焕然一新了，国家大剧院建了起来，天安门广场也破土动工改造了一番，还挖出过一清朝古炮，王府井则于1996年12月在东方广场从黑色碳迹的基础上，挖掘出动物碎骨及人工打造的石片，为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址，现建成了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
我曾多次站在北京文联文艺楼的楼顶的平台上，一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和扇贝样大剧院穹顶构织出的建筑群。这成了国家的文化、政治、历史的中心。天安门下的道路与广场进行过多次令人难忘的国家庆典，走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钢铁洪流与欢天喜地、激情飞扬的民众。军旅挺拔、军歌嘹亮，彩球飞舞，和平鸽欢飞。有次，从中山公园里出来，突看见一小学就在红墙的夹层中，耳畔不知为何马上就荡漾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那首歌。这近水楼台的小学校太得天独厚了。
我服务的《北京文学》月刊，每到出刊日，长安街沿线的报刊亭都展现着新颜，虽说这报刊亭现已明显减少了，然西长安街邮局一如既往地在大宗分类邮寄着登有新的文化食粮的新刊。
报刊亭上展现出的刊物栏目名家与新人并举，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天地。如文学排行榜就是在这方夫地率先搞起的。新体验好小说栏也是这里倡导的。现影响颇大的报告文学也从这里影响出去的。《北京文学》封面的作家漫画风袼也开了期刊先河。
在发行渠道上《北京文学》逆市而起，扑向全国各报刑亭与期刊书店及铁路机场。订《北京文学》已成各高校图书馆及农家书屋必备的读物。《北京文学》的订阅量与零售数连年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借助网络，借助电子媒体，《北京文学》在新媒体纷涌到来之际也没退缩，而是迎头接轨。创刊于2003年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集纳各路佳作展新颜。
沿长安街再往西去，过复兴门，有限的报刊亭旁，从新刊的封面上抬头见到了军事博物馆，刊物中曾发表过以建党100年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内容便写了在中国革命于枪林弹雨里的历程，这一切也在这个博物馆中体现了出来。早在老舍任主编时，就登过诸多呕歌抗美援朝的诗歌。在影视《跨过鸭绿江》与《长津湖》等片上映之际，这里陈列的军旗、战机及介绍黄继光、杨根思等的英雄壮举震撼人心。博物馆的历史真实遗物与杂志上的文字描述互为印证，战火硝烟似就在眼前浮现。
王蒙老师在《北京文学》的纪念日时曾题词：刊物比人更长久——长安街旁的《北京文学》想必在另一个周期的遁环，将周而复始地赢得读者的青睐。它在长安街上，在读者的心目里，伴随着车流华灯会长久地流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