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建筑工的日子里

农民建筑工的日子里

文/四面八方

多少年了，每年过了元宵节便是城建开工的日子。这样的日子真好，我会骑单或电驴出来。不去公园，不进超市，而是在马路上无目标的慢慢转悠，或遥望远方，或仰视篮天，更喜欢欣赏初春里，重新开始转动起来的座座塔吊。今春，由于冠状病毒的特殊情况，失去了这些景象，心里的“负压仓”，却被四十年前的回忆所占据。

㈠

1976年，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组的使命完成后，我出乎意料的从农民转为“亦工亦农”。此时，公社正在筹建建筑队和水泥制管厂。两家头头同时盯上了规划组的这七八个年轻人。在头头们的眼里，规划组的小青年在量量、算算、画画等方面是“能手”，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拉进了建筑队。

刚起家的建筑队没有厂房，临时租了一家民宅。俩负责人，一位是党支部书记，另一位是懂建筑的总队长刘成海，我们尊称刘师傅，现在是百脉诗社社长。

建筑队招来百十号人马，又分成了三个分队，每分队三十余人。我在第二分队，职务是会计兼预算员。

工人工资按月发放，分四个级别。队长一级28元；会计和大师傅为二级24元；小师傅三级22元，小工末级20元。

别小看这几个钱，在农民眼里可是“大钱”。只会种地的农民土里来地里去，一年也挣不出来的。比如：去开水炉买壶水1分；一个鸡蛋3分；一斤地瓜干5分；一盒火柴2分；一块学生橡皮2分。

建筑队的第一个活是自建厂址，包括建筑队和水泥制管厂两家的。在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有我单独使用的办公桌椅。刚组建吗，会计的业务不多，队长张师傅看不惯我在忙忙碌碌的工人身边走来晃去，不时指派我帮帮这个，顾顾那个，也直言过：“应在建筑队学点技术，艺不压身！”

工地的北邻是盖了多年的公社打井队。打井队里的几位小官官跟我熟悉，他们知道我是会计预算员，劝我别干这些“粗活”。

此时，我在两种观点上摇摆。我相信张师傅说的是心里话，也为我好。想到那些备受老百姓尊崇的木工、瓦工师傅，便接受了张师傅的劝导：学点真技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工人们没有两样的架上架下，衣服穿不烂被磨烂，冬天手上有裂口，夏天身上流汗水，吃过的苦，受过的累，一切不在话下。

㈡

公社组建如此规模的建筑队，肯定需要打出去。建完了自己的“家”，三支分队立马赴外：枣园、水寨和埠村煤矿，我们队去了枣园。

从辛寨到枣园有条沙铺国防路（现在不是了），路标显示距离为27.5公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枣园比明水的地位重多了，一是去明水还没有像样的马路；二是从枣园去济南有汽车、火车；再者，枣园是章丘工业的基地，人民生活必需的生产物资都在这里。

三支分队的工地都如此远，天天拉来送去，总队配备的台拖拉机真忙。当把我们送到工地后，以后你怎么回家，管不了！

我们在枣园呆了十几天，吃的没了，需要回家，队长给了个车次：“十一号！”这天我们一行七人，午饭后开始徒步，到家时星星出来迎接。

第二天，装上两条口袋，大袋是玉米，小袋是小麦，送到总部。总部说的很干脆：“只拉粮食不拉人！”

咱在规划组时不是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吗，这会用上了。下午走的时候，骑车同行的又成了三人，没有自行车的怎么去？你还是不问吧！

那时的生活用品比较奇缺，比如你要想讨个老婆，最基本的彩礼是“三转一扭”：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我仨中的老大姓辛，三十岁出头，他有手表。人齐了，辛哥临上车看看手表，一点半：“记好了，咱头一次骑车去枣园，看能用几个小时！”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脚蹬自行车飞驰在宽广马路上，倍感潇洒，心里那个美呀。我们仨一会儿飙车，一会儿说笑，当然老大哥比我俩还气派，那心气。老大跑过外见世面多，两个小的洗耳恭听。

枣园到了，太阳还老高呢！“几点了？”我俩迫不及待。

老大不紧不慢，摘下墨镜，左手举起，右手习惯性的捋起左袖口，露出那块“紫金山”，六条射线齐刷刷射向那盘三厘米直径的玻璃片。

“啊，才一点三十六分！”六只眼睛眨巴了几下，再看：“秒针这不是还转着吗？”

“我这块表老了，防震性能不好了！”

“哈哈，”我俩前仰后合。辛哥也在笑，眼里强忍住了几颗不愿滚出的水珠儿！

枣园活儿就是多，何止建筑，弟兄们还能利用零碎时间赚点外快呢！

我们接的第一个活，是给枣园火车站铺设露天货台。甲方经常因为天气、周转速度等，求我们插把手，帮他们加班，装车卸货，现场付费。太好了，我们有的是力气，高兴不已。

我们的建筑队工具及其简陋，更谈不上“设备”，手里这点技术也就盖座民房。楼房吗，呵呵，望尘莫及。承接的活儿几乎都是地面的，低矮的，行话就是铺地瓜石、垒砖墙、摸水泥皮子，拧墙皮，制做木材门窗等。

如果需要钢筋，可以手工拉直、剪切、绑扎，做成笼子，铺底部圈梁。偶遇浇筑，高度也就两米多点，人工完成，搅拌机、振捣器吗，没有！

第二年春天，我们承担了一项“大活”，给章丘食品加工厂盖仓库。仓库山墙最高处接近6米，人站着垒墙时，脚手架板需要扎4米多高，设成三步。

架子扎成后，上料的问题来了，若在人家建筑公司哪里小菜一碟，可我们呢？你就瞧吧：

离地4米的架板上一师一徒，徒弟在架板中部留出一段空板，先用绳子、泥兜提上和好的水泥浆倒入灰盆，然后弯下腰，两只手在身前抱球状张开，眼瞅前下方等待接砖。地面上的小工要么持铁锨，要么双手，将一整砖猛然用力，朝斜上方抛去。当整砖到达徒弟的脸前时，徒弟不失时机的双手接住，……。一座山墙的砌成，这样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请不要为这样的动作鼓掌，要知道这两位兄弟的手、腰、腿和脚吃了多少屈。一旦抛接失手，受伤时的痛苦是多么可怜！

枣园的建设工地很多，我们经常看到章丘一建、二建公司的旗帜；看到那些施工中的楼房；看到楼房周遭矗立的一尊又一尊“好汉”，后来我们才得知“好汉”的名字叫抱杆。抱杆与抱杆还不一样呢，有牛腿抱杆、罐笼抱杆，搁架式、实腹式，单抱的、移动的。我们视它们为英雄，为之倾倒，自己的建筑队何时才能有呢？

四十年后的今天，那些曾经称霸工地上空的抱杆群已经销然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塔吊群。

我现在最喜欢欣赏那曙光照射的塔吊，每次走近建楼工地时，克制不住的举目远望，不过瘾了走近仰望。您着那亭亭玉立的细高挑，或360度旋转，或上甩下沉，长长的胳臂下兜着那轻盈袖口，袖口可以飞到那不断增高中舞台的所有位置。塔吊群就是那晨曦中的芭蕾演员。

㈢

我是1976年订婚的，房子不够住了，必须盖新房。经过一年的筹备，1977年仲春时节开工，房址选在南北大街东侧的自家园子里。那时，老百姓盖房子需要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放线，也叫“方盘子”。放线是个技术活，师傅忙乎，小工插不上手，闲着呗！可是，街坊邻居们都是“一家盖屋全来帮忙”，说句不好听的话：“混口饭吃”。

咱干的就是建筑，还是“预算员呢！”干这活，内行。放线那天，我做师傅，喊来两个当家弟兄做小工，又从建筑队带来三角尺和水准仪，半个小时搞定。再垒完基础也不过半天，为家里省了不少钱。

房子的墙体是垜石。这些垜石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增加土地，响应国家号召从自家祖坟扒出的，不一槽，七大八小。我提前一周量了所有石头的尺寸，根据房屋的尺寸，将他们设计在最合适的位置，给石头逐一编号，按数学的术语，就是给每块材料定好“坐标”。等到师傅和小工们上来时，都听我的指挥，便把每块石头置于该在的地方。太漂亮了，没有怠工，可怜那把事先准备的大锤，这次竟然毫无“用武之地”。

第二阶段是大泥筑墙体。大泥筑墙只需黄土和麦稂。黄土是我从坡里用手推车，一车又一车的推来的；麦稂是多年攒下来的，实在不够可以到队里的垛上去背，记上账，年终结算时扣下。

筑墙体一板不能太高，一米左右吧，这个活需要三板。活儿呢，可以承包给专门筑墙的师傅。筑筑停停，三次筑墙又过了一个多月。

第三阶段是顶子了，包括封口、立檐、走稍、铺箔、挂瓦等。这些活技术性最强，也累人，最要命的是，需要大量的架杠、架板和绳索。老百姓盖房最愁的就是从哪里借来大量的杠、板、绳，为此都跑折了腿呀！

那天早晨，一辆拖拉机拉来满车杠、板和绳索，停在了东园子门口。从车上跳下十多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街坊邻居马上知道我要第三期盖房了。

“呀，这么多呀！”邻居围上来，七手八脚，一阵帮乎，扎脚手架不在话下。该走檐了，建筑队的七八个师兄师弟迅速爬上架板，争先恐后，各霸一方。

忽然，几个街坊师傅看到这些年轻“瓦匠”垒砖时，使用最多的不是瓦刀，而是像铲似的，即轻快又顺手。一排活下来，干的活儿很规矩，干净麻利快。服了，竖起了大拇哥。

下架休息时，老师傅主动凑近新师傅，聊的是那么开心，老师傅们从此知道了这个新式武器叫“甩子”，又认识了几件暂时未用的工具，什么不锈钢吊坠、钢卷尺、里拐、外拐、抹子等。

㈣

1978年的仲夏，我又参加了全国统一组织的第二次中考。其实，在上一次中考时我就参加过体检，结果没被录取，郁闷啊：是受我家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牵连；还是体检表上的“合格受限”所影响？是我一生的谜。

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今年的中考，首先填表时，我把那些社会关系换了说法，也有的项目不用填了，况且这次体检也没了那行“合格受限”结论。大概8月中旬，收到了章丘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消息传开，震动乡里。那年我们村考上中专的只有两人，大专好像没有。要知道，有的村庄是连续多年都没一人考上的。

光说考上不行，还得看什么学校。当本族爷们知道我考上师范学校时，有的叹息：“唉！，怎么考了个师范呢！”是啊，当年那些都干七八年的公办老师工资都不够30元！

我在街里街坊的眼里也算是个“能人”了：“亦工亦农”的身份；一年整劳力工分；建筑队一个月的收入与公办教师差不多；有一手泥瓦匠技术。不再说了，以避自吹的嫌疑！

王家一位爷爷把我唤去，一声乳名后开口道：“你要是考建筑学校啥的还行，可倒好，考个破师范，毕业后混不了仨核桃俩枣，算了吧！干你的建筑队，顶家过日子多好！”

其实，我也有顾虑，主要是母亲的胃病在身，奶奶虽然身体尚好，却也岁数不饶人，还有两个弟弟呢，分别小我七岁、十四岁。还有个她呢——订婚了，说不定她听说后，正在暗暗关注着我的态度呢！

这年的中秋节，我家按照“惯例”请她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考上中专了”，不知道喜，话还不如眼泪来的快呢！

唉，你看看，你看看，我得先安慰她，必须表态才是。当时我用什么语言表达的，早就记了，可以说出现在，与她已是漫步银婚。

当时尽管顾虑很多，继续求学的愿望还是占据着上风，因为我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既然眼下机会来了，又是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岂有不去之理。更重要的是奶奶、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坚决支持我再求学。全家人坚信：困难是暂时的，理想是永久的！

当我回到工地，带上那卷陈旧的衣被和生活用品，与工友们一一告别时，难兄难弟的每一双眼睛都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