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

老杜

文/王维宝

那是个如火如荼的年代。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

秋收近尾时节，我有幸进了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组。规划组工作就是把全公社的村庄、农田、道路、河流、林木等实际分布情况测量出来，然后做出新规划，再动员全公社人民施工，形成农林水一体化的高产“方田”。

规划组的正式成员有两人，杜光奇（音）和李继配（音），他俩都是业务型干部，在规划组里做技术员，杜光奇负责内业，李继配负责外业。

按公社的要求，农田基本建设三秋完闭后立刻开工，规划组的任务分为外业和内业，“亚历山大”。外业有李继配负责，是去田野打导线搞测量；内业有杜光奇负责，是在获得外业数据的基础上制定新规划，算出工程量，拿出施工方案，再把施工方案移交给管区具体施工。

外业分两步操作，先打导线再水平测量。于是我们这群小青年又分成导线组和测量组。为了赶进度，两组几乎同时下手，李继配一个人顾不过来了，于是又请来了懂测量的刘光明领着测量组。

杜光奇当年四十来岁吧，高个儿，长脸盘，络腮胡，浓眉大眼，书生相貌。说话温尔文雅，学者风范，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各工地来领材料的管区施工员呼他“杜水利”，我们几位规划组的小伙子天天都能见到他，时间长了便随着李继配叫他“老杜”。

老杜业务精湛，更是敬业，每天外业送来的原始材料都仔仔细细的审查，核实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当第二天外业人员出发后，他又埋头处理数据了。

有一天早晨，我们跑外业的按惯例来到规划组集合，准备出发。老杜突然一脸严肃：“昨天的水平数据闭合误差二十一厘米，太大了，今天重新测量！”

我就在测量组，负责记录观测值，搞这玩意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有些名词是才听说，在野外每次都是刘光明观测好了读出来，我再记录在本子上，至于数据的实际意义一知半解，刚才老杜口里的“闭合误差”乃是初闻咋见。

“什么？重测一遍，徐书记要求我们月内拿出中心地带的施工方案，你傻了！”刘光明急了。

“误差太大，不能通过！”老杜态度很坚决。

“你知道昨天测的是那条线路？下沟爬涯容易吗？到期完不成任务你负责？”刘光明一边诉苦一边责备他，我们几个跟随刘光明屁股测量的小喽啰也帮腔。老杜一下子火了：“好吧，我马上给徐书记打电话，让他负责！”刘光明一听害怕了“得了吧，不就是再重跑一遍吗，弟兄们走哇！”我们三个“小猴”在“猴王”带领下出发了。

这天刘光明特别激动，又加上我们对老杜的好奇，有问必答，这才多少知道了老杜的一些事儿。

原来老杜是个中日混血儿，母亲是随从日本鬼子来中国的，日本投降后留在了中国，嫁给了一个中国穷工人。老杜是老两口唯一的孩子，大学毕业生，学的水利专业（学校名称不知道），毕业后本来分在章丘县水利局，那年辛寨公社在全县第一个提出了规划“方田”的愿景，去县水利局要技术人员。局里非常支持，便派老杜、李继配一同前往辛寨公社的农林水办公室。

真糟糕，第二天的误差依然不过关，两人这才冷静下来，开始怀疑水准仪了，因为前段时间跑的都是单线，没有闭合测量当然感觉不出来。两天的闭合测量都有误差就值得思考了。按照那时的技术标准要求，允许区间只要不超过正负十厘米是可以过关的。请示徐书记后，决定有老杜领着我和另一个小青年去济南某维修点校正水准仪。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四十多年济南的不断发展和变迁，老杜家的详细地点没印记了，只是记得离杆石桥不远。去济南那几天正下连阴雨，我们俩没来几次济南，更别说什么杆石桥，迷向了，只能跟着老杜的屁股后面形影不离，把仪器放在修理部“住院”后又去老杜家里。

老杜家住的是他夫人所在单位宿舍。记得这所宿舍是多排平房，每户都是单间。估摸着老杜家的面积二十多个平方，内有两张单人床，再摆上一张办公桌和椅子，两个旧皮箱子，剩余的空间不多了。进门时一个老妪迎面施礼，本来就是锅腰子，在施礼时头更低了，几乎着地，口里还念念有词，听不懂。这种礼节我是第一次看到，不知如何才是。老杜告诉我们这是他妈，嘴角在微微颤抖。联想刘光明给我们说过的老杜身世，明白了几许。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从水准仪校正以后，我们跑外业测来的数据准确了，每天都是一票通过，一周下来老杜的办公案上罗满了外业手册，叫苦不迭。有一天早晨徐书记来到规划组：“你们外业进度没问题了，内业老杜一人忙不过来，小王转内业吧。”

翌日，办公室里只有老杜和我，“内业”的风声虽然吹在我的耳边不是一半天了，但实质性的工作当属第一次。我屁股未坐定，老杜就拿来一份前几天积攒下来的线路高程测量手册，教我怎么利用永久性高程已知点为基准，依据记录册中各个桩号的前视、后视、转点观测数据，推算出各个观测点的绝对（或相对）高程，计算工具是算盘。老杜先给我演示了几个数据的算法，又眼睁睁的看着我打了几个数据，笑了：“小王的算盘有基础，很好，自己算吧。”转身忙他的派工单了，这份派工单很急，下午各个管区的施工员就来取。

经不住老杜的夸奖，我来劲了，一不留神就完成了一条线路的计算任务，老杜随便抽查了部分数据，全对！更高兴了“小王，我这次要对人了，以后你跟我学，不跑外业了，我会告诉徐书记的！”其实，老杜的算盘比我打的更好，刚才我曾偷偷地看过，算盘珠儿被他那纤巧的手指拨弄的如同行云流水，连绵不断，霹雳啪啦，响声连片，旁侧近赏简直是一种享受。

内业的工作量远远不止计算线路的高程，还要在此基础上绘制高程折线图，按照一级路、二级路、三级路的坡度，结合实际高程，在一定水准要求下设计路面和水渠，绘出每一段的或纵或横断面图、施工图和挖填土方量，给出土方调运方案，最后刻印成若干手册，及时分发到各个管区的分管领导和施工员手里。这些内业活儿，除了遇上天气不能去外业时他们搭把手之外，几乎都是老杜带领着我完成的，一干就是整个冬天。

在这个冬天里，工作室里的老杜和我偶尔也休息一会儿，简单聊几句，他不吸烟不沾酒，只喝茶。每次冲上开水那阵儿，伴随着茶杯口上方那簇簇缭绕的白雾，总有一股淡淡的茉莉香味向我飘来。

在那些日子里，老杜总是毫无保留，不厌其烦的赐教与我，使我在中学里学到的所有语文、数学、地理和美术基础，算算、写写、画画、刻刻技能储备，被挖掘运用到了极致。使我终身难忘的是近距离接触了老杜。按照当时的时代语言，老杜是一个又红又专，不讲索取只是默默奉献革命的老黄牛。

到了1976年倪春，农田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毕，在辛寨党委班子鼓动下，全体农民开始投入进大战方田的施工阶段。

规划组的历史使命完结。

按徐书记的说法，我们是辛寨公社农业学大寨“方田”建设的参与者，功不可没。经徐书记极力推荐公社党委同意，给我们几人转成了老百姓非常羡慕的“亦工亦农”，分别进了几家在建中的社办企业，我以工程预算员的名义进了建筑队。

那个时候，我一个普通的农民社员与吃“国库粮”的老杜竟在一个办公室谋事三个多月。三个月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或许不长，我们从那分别后，又风风雨雨四十多年，各自忙于奔波，忙于求生，忙于事业，忙于婚姻家务，这一切的一切理由足以遮盖一度忘却，与老杜失联的理由和措辞。今日退休了，有点闲心怀怀旧，回忆经年，记录过去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一个最不该忘记的良师挚友——老杜。

我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是纯粹的，纯洁的，毫无戒备的。请允许我用辛弃疾的《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为故事的结尾：

贤愚相去，算其间能几。差以毫厘缪千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孳孳者，等是鸡鸣而起。

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饷聚飞蚊，其响如雷，深自觉、昨非今是。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