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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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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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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高中


 

您一定会说:读过高中算什么?当今的高中生赛如牛毛。

说的对,在当今的国民教育整体水平中,读过高中也就“脱盲”而已,不值得炫耀。可是,我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在那个历史年代,我能读过高中真的不易。

 

1972年,我初中毕业该升高中了。升高中必须经过“三结合”推荐,就是要有学校、学生和贫下中农三方共同推荐,方可参加报名。

刚毕业的初中校方,给我做出了在校思想觉悟高,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评为“三好学生”,同意报考高中的表态。学生推荐,其实就是班主任、班长在推荐信上签个名,没问题。

最后一关是去大队部开一张贫下中农《推荐信》,盖上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我来到大队部,负责人搬出了我家的卷宗,扒拉出祖宗三代以及社会关系老底,很快写好《证明信》。我简单看了看,不知道所写内容的实际意义,回家交给了母亲。

母亲从小无法选择地生在地主家庭,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农村极度缺乏教师,被选上当了小学教师。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严重缺吃,加上照料奶奶和幼小的我,便辞职回生产队当了社员。

母亲接过《证明信》,顿时脸色苍白,手抖腿哆嗦,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冷静下来后,便牵着我的手跑去大队部。

母亲为什么忽然生气?缘由得从父亲说起。原来我有两个爷爷:一个“亲”的和一个“后”的,父亲才几岁时就过继了。所以在父亲的心目中,“后”爹妈比“亲”爹妈都亲,何况到了我这一代!其实,若不是要开具这封《证明信》,我真不知道这段“家史”。

别轻视写哪个爷爷的问题,很严重的。因为“亲”爷爷解放前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暂不论当时孙中山成立国民党的目标纲领及青年的入党动机),有“历史问题”。而“后”爷爷却历史清白。文革时期,爷爷奶奶们的身份绝对是影响后代前途的“政治问题”。

《证明信》本应该写养育父亲几十年的后爸妈作为我的祖父祖母,可大队委竟然偷梁换柱,写上了原来的祖父、祖母。那个“国民党”字眼太吓人了!况且,还写上了外祖母的“地主”成分呢?

母亲非常清楚,如果不纠正我的祖父祖母是谁的话,是不可能报上高中的,还有在以后更多的事情上,肯定总要受牵连!

在大队部里,母亲费尽了口舌,解释父亲的过继事实。然而,这位贫下中农“代表”的手,看着信笺提着笔,握着那枚“印章”,就是不予纠正!

没辙了,妈妈仓促吃口午饭,又风风火火去拜托初中校长。妈妈与这位校长原来曾共事,他当然也知道些我的“家史”,便答应给帮忙。

校长没失言,为我争取到了报考章丘十五中的《准考证》,并亲自送来。

考试结果出来了,凡是报上名的同学都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我没有。

母亲又着火了,首先跑去章丘十五中教导处,试图查看试卷答题情况。教导主任认真翻了半天,十分客气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没有你的名字!”

母亲又回头去找初中校长。校长眼里衔着泪说:“仇老师,我已经尽出最大努力了!”旁边的教导主任也劝解:“能让孩子参加考试就很好了!”

回到家里,母亲、奶奶抱着我的头哀痛欲绝,大哭一场,几天来都是以泪洗面。

母亲给出门在外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十多天后父亲回来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大专生,在宁阳工作。

父母深知一个人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不读高中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父亲工作很忙,临走时要我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磨练自己的意志,争取做个新时代的好社员。

时间很快,我却觉得很慢。一晃就是两个多月。好突然,爸爸回家了。

爸爸这次回家有了笑容,说已经托好关系,要我去宁阳十四中学读高中。

我喜出望外,匆忙带上衣物,与奶奶、妈妈和弟弟告别,跟着父亲走了。

 

爸爸的单位全称是山东省宁阳县淡水养殖试验场,当地人称“鱼场”。

鱼场落座在大汶河南岸,东临津浦铁路,西面和南面是一片广阔的农田。

鱼场面积很大,两排办公平房紧靠场区的东北角。

北排平房最西三间房的下方有一口圆井,直径达三米。井口的一半盖在室内,另一半亮在室外。井里水位很浅,从室内地面沿阶而下,只要三四步可达水面。

台阶的一旁安装着抽水机,抽水机的吸水管插入望不到底的水中。扬水管离室外地面不过两米,再上扬四五米便把湛清湛清的井水提进那座水塔中。水会顺着自来水管道送进伙房和各个办公室。

从办公区向西南望去,有序排列着好多养鱼池。每个鱼池都是矩形的,百十米长,三十来米宽。池塘之间都有两米宽的双向道路,双向道路之间还有引水沟,每个池塘都与引水沟之间暗管连同。路与池塘水面之间斜坡上长满了野花杂草。池塘至少也得五六十个,功能不尽相同,有孵化池,亲鱼池,种鱼池,成鱼池等。不同池塘放养鱼种,如草鱼、花鲢、白鲢、鲤鱼、青鱼等。规格也不一致,如“三五分”、“五八分”、“九一(yao)”等。

池塘的南侧有一座由远而来的渡槽。渡槽可把大汶河中的水提来,为所有池塘及时补水。

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了新鲜、好奇。可不是来玩的,是来求学的。刚到了这个“新家” 的第二天,父亲就送我该去的地方——宁阳县第十四中学。

宁阳十四中学在磁窑,从鱼场到磁窑十多里路。那个年代,从农村来读高中的孩子全是靠“11号”走来。

学校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学生安排食宿。宿舍是大教室,三间一座。住校生在里面分成南北两排,没什么床,全是地铺,睡觉时头朝里。身下先铺上麦穰,麦穰上铺席子,再上就是自带的被褥了。每到睡觉时,我们肩并肩,脚挨脚,好似可列集合中的每个元素。

入住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可以说话的,倍加孤独。只好按点伸开被子,扒得仅剩遮羞裤,试图睡觉。

刚要入睡,忽觉得身下怪怪的,怎么会动弹?“痒痒!”我猛然起身,引得满堂大笑。原来他们都还没睡呢,齐刷刷地坐在铺头,光个脊梁,两只手在自己的裤腰里翻来掏去。我睁大眼睛,临床好像从腰里捉住了什么,两大拇哥指甲猛然一挤,传来“啪”的响声。大概我是太疲劳了吧,没搭话,又趴下入睡了。

第二天,我小声问同桌:“为什么同学们晚上不睡觉,还在翻裤腰?”同桌的回答吓了一跳:“捉虱子!”我的天。

当周回家后,我把虱子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带来少量“六六六”粉,撒在自己的铺底下。麻烦了,当夜我被熏得呕吐不止,还“城门鱼殃”,挨了校医的一番数落。

哈哈,十多天后我也加入了捉“虱子”的行列,应验了那句老话:“虱子多了不觉痒”。

此地的饮食习惯与老家不一样。老家是以饼子、窝头为主食,而这里一年四季吃煎饼。

“兵马未动,草粮先行”。在我未来之前,父亲就已准备了一袋玉米和一袋小麦。我每次上学都是用个小口袋装上几十斤,一路撅达,背到学校。到了学校去总务处换成饭票,再买点菜票,凭票吃饭。一个多月后粮食没了,就用钱直接买饭菜票。

父亲那时的工资不高,我又处在“半大小子好似猪”的时期。父亲的一个同事——孙叔是当地人,便让我每到周六去他家(臧家庄)住下,周日晚上学时,可以带上孙婶摊的地瓜面煎饼和腌制的韭花姜咸菜,与臧家庄的几个同学同路上学,节省了不少。

两周以后认识了几个同路同学,他们住在鱼场周边的几个村庄,如:堡头、齐家庄、前海子村。从此,我的上学路途不再孤单。当然,这几个村庄之间有距离,时常因为天气原因而无法一起上学。

那是一个寒冬的晚上,因为刚下过雪而自己上学。当走进那片林间羊肠小道时,总觉得身后有“徒哒——徒嗒”声响,无论我快走还是慢行都无法摆脱,突然一声咳嗦,我猛然回头,原来是一位土里土气的乡下老人!于是,我俩一路同行,心里踏实了。

当年的宁阳十四中是新建的,我进来时才招了两届学生。校园面积很大,道路、操场、菜地极不平整。许多地方在草丛或黏土上裸露出杂而五章的山皮石,还有东一堆西一摊的建筑垃圾,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绊倒。学校里经常利用劳动课或体育课,组织学生用工具挖掏碎石,搬运土方,平整场地,种植树木或蔬菜。按照校长的说法是“自力更生,开垦土地,白手起家,丰衣足食。”除此之外,还每月一次组织学生们去宁阳农药厂勤工俭学,把赚来的钱贴补在伙食上,或者减免困难生的书钱。

从我被本地高中“拒之门外”,到再一次走进高中,已经耽搁两个多月的课程了。语文、英语、数学、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人体生理、历史、地理等都拉下了不少。再加上经过参加农村分散性劳动和心理创伤,当又坐在教室里听课时,精力不易集中,听老师讲课简直是天书。只能一边随进度听课,一边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的自学补上来。当别人都去自由活动时,自己依然在看书。实在看不懂便求救同学,有时连同学讲的都似是而非,甚至听不懂。

周六下午回鱼场后,舍不得欣赏那蓝天上飘动的白云,云下被风儿吹拂的杨柳和水面上的涟漪。最多在看书累的时候,从宿舍的窗户里向外张望一会。场里几个叔叔大伯,周末上班从门外走过,看到我看书的身影便喊道:“爷们儿,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不出来玩会?”我只是礼貌地笑一笑,轻轻摆摆手,继续埋头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期末考试,我以上游的综合名次出现,老师夸奖,同学们刮目相看。诚然,有一门课我却无法跟班,它是我一生中的弱课——英语。

1974年春,读高二了,有一天忽然接到了妈妈的来信,说是章丘十五中有个学生因病离世,有个空位。问好了,只要有手续便可转来就读。

是啊,在家读高中多好哇,从家到校也就几百米,而在宁阳不仅远离家乡,而且从新家上学还得步行十几里,吃住开销花钱多不说,每到重大节日父亲还得报答人情。这笔账该咋算不言而喻。我现在当然有了“学籍”,立马办了转学手续,回老家续读!

 

“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是当年老同学迎接我的原话。

1974年是“批林批孔”的一年,根据江青《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的指示,全国各地的“双批”搞得波澜壮阔,热火朝天。

时代的需要,班主任在班里组织了“政治宣传组”,我是其中一员。任务是每周一期黑板报,每月一期壁报,也偶尔把壁报张贴在公社大街上。

这一年的国内形势极不平静。上半年冒个“革命小将”黄帅,下半年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前者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后者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在全国一夜成名,家喻户晓:他们是“反潮流英雄”。学校要求学习他们的事迹,写体会,用大字抄写进壁报。

从1974年到1975年,教育改革浪潮不断,口号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让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

我们所学的“工”,其实是“社办企业”。社办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亦公亦农”,户口是农村的,发的是公社工资,再在本生产队记上一年的工分。在那些成年累月“土里来土里去”老百姓眼里,“亦公亦农”者被羡慕死了!

老师经常带我们去这些厂子里“学工”——参观加劳动。

学军就是学习军人的革命意志和作风,小学、初中、高中都要学。学校的学军就是拿出个把月,从驻当地部队请来解放军辅导军训课,每班派两名,教我们学习队列、行走、四面转法,打靶等。住校的同学还要学铺床、叠被子。

学农最重要,也最到位。本来就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代表住学校,会选来“苦大仇深”的老农民“忆苦思甜”。

有一次,一位老爷爷忆苦思甜:他小时快过年了,没有饭吃,便爬上那棵高高的老榆树,捋了一把榆钱子塞进嘴里,惹得哄堂大笑。

另一位村干部爷爷,为了说明“农村比城市好”举了例子:“你进城市要拉屎了,连个茅房都找不着。在农村呢,可以钻进庄稼地里,脱裤就拉,随便!”又是一阵暴笑!

学农须参加正儿八经的农业劳动。学校有一块地在魏家洼,单程路途十来里。每两周一次,组织我们扛上锄镰锨䦆等劳动工具,带上午饭,步行到目的地干活。同学们必须早上五点开始起床,简单吃过早饭就上路。每次我们都以班为单位,排着长龙,迎着朝阳,一路高歌。劳动一天回到家里时,太阳早就落下了。

奶奶把早就做好的晚饭在锅里热一热,端上来。我是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

1975年初春开学,还差半年就毕业了,当时农村极度匮乏电工、赤脚医生和会计,学校根据教育方针,拿出整个学期专门开设相应的专业班,让同学们自主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农村人民公社“会计”专业。

会计的课程分两大部分:珠算和记账方法。

那时的算盘是“上二下五”的七珠算盘。母亲从一年级就教过,况且当年的小学教材里也有部分珠算内容,所以我学的很轻松,也熟练。记得第一次珠算比赛“二百钱”,“裁判”在我身边,两眼跟不上我拨珠的手指,打完“二百钱”不过十几秒,直呼:“服了,服了!”

珠算除法最有学头,不仅有传统的归除法,还有新式的商除法,我学的很投入。

记账法是会计班的重头戏。为此,学校特意从公社请来了经验丰富的老会计讲课。老会计从记账原理,怎么建账,如何记账,如何销账、冲账,如何纠错等,非常敬业。学完后,数学老师还带领我们,帮助那些并不懂却当着会计的几个生产队(这些队里没有文化人,选不出会计),实习建账记账。

19756月底,学校好像没文化课考试,只有专业测试,人人都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

 

高中毕业的当天,一位本街大娘匆忙跑来,告诉我在临街的屋墙上贴出了今年的大中专招生简章,快去看看。我回应:“谢谢了,大娘!”

其实,我早就看到了。您看里边那些关键词吧:“贫下中农的子弟”、“根红苗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等,已经宣告了自己已与这些大中专学校终身无缘。我已经给自己下了“判决书”:学生生涯到此结束!

不管咋说自己还是知足的,因为已经实现了两年前的夙愿:读完高中。

当日下午,我烧光了曾经读过的所有课本。

第二天,生产队长那串熟悉而又亲切的哨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我快速起床,走出屋外,感到今天的空气格外新鲜,天空格外的高,瓦蓝瓦蓝的。

我抬头仰望,空中正有一只雄鹰正在展动着翅膀,盘旋着。

我头带草帽,肩扛锄头,迈出大门。啊!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在胡同里等着我哩,左呼一声乳名,右唤一声学名,夹道欢迎这个高中毕业新社员。

我快步加入老少爷们、大娘、婶婶的队伍里,迎着即将放亮的东天,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胡同。

村里的有线大喇叭开始广播了,传出一曲刚问世不久的新歌:

“毛主席后号召咱农业学大寨,

咱就把学大寨热潮搞搞掀起来。

……”

向右转,迎接我的便是那条非常熟悉的南北大道。

走出村庄以后,迎接我的一定是那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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