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高中

您一定会说：读过高中算什么？当今的高中生赛如牛毛。

说的对，在当今的国民教育整体水平中，读过高中也就“脱盲”而已，不值得炫耀。可是，我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在那个历史年代，我能读过高中真的不易。

㈠

1972年，我初中毕业该升高中了。升高中必须经过“三结合”推荐，就是要有学校、学生和贫下中农三方共同推荐，方可参加报名。

刚毕业的初中校方，给我做出了在校思想觉悟高，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评为“三好学生”，同意报考高中的表态。学生推荐，其实就是班主任、班长在推荐信上签个名，没问题。

最后一关是去大队部开一张贫下中农《推荐信》，盖上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我来到大队部，负责人搬出了我家的卷宗，扒拉出祖宗三代以及社会关系老底，很快写好《证明信》。我简单看了看，不知道所写内容的实际意义，回家交给了母亲。

母亲从小无法选择地生在地主家庭，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农村极度缺乏教师，被选上当了小学教师。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严重缺吃，加上照料奶奶和幼小的我，便辞职回生产队当了社员。

母亲接过《证明信》，顿时脸色苍白，手抖腿哆嗦，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冷静下来后，便牵着我的手跑去大队部。

母亲为什么忽然生气？缘由得从父亲说起。原来我有两个爷爷：一个“亲”的和一个“后”的，父亲才几岁时就过继了。所以在父亲的心目中，“后”爹妈比“亲”爹妈都亲，何况到了我这一代！其实，若不是要开具这封《证明信》，我真不知道这段“家史”。

别轻视写哪个爷爷的问题，很严重的。因为“亲”爷爷解放前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暂不论当时孙中山成立国民党的目标纲领及青年的入党动机），有“历史问题”。而“后”爷爷却历史清白。文革时期，爷爷奶奶们的身份绝对是影响后代前途的“政治问题”。

《证明信》本应该写养育父亲几十年的后爸妈作为我的祖父祖母，可大队委竟然偷梁换柱，写上了原来的祖父、祖母。那个“国民党”字眼太吓人了！况且，还写上了外祖母的“地主”成分呢？

母亲非常清楚，如果不纠正我的祖父祖母是谁的话，是不可能报上高中的，还有在以后更多的事情上，肯定总要受牵连！

在大队部里，母亲费尽了口舌，解释父亲的过继事实。然而，这位贫下中农“代表”的手，看着信笺提着笔，握着那枚“印章”，就是不予纠正！

没辙了，妈妈仓促吃口午饭，又风风火火去拜托初中校长。妈妈与这位校长原来曾共事，他当然也知道些我的“家史”，便答应给帮忙。

校长没失言，为我争取到了报考章丘十五中的《准考证》，并亲自送来。

考试结果出来了，凡是报上名的同学都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我没有。

母亲又着火了，首先跑去章丘十五中教导处，试图查看试卷答题情况。教导主任认真翻了半天，十分客气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没有你的名字！”

母亲又回头去找初中校长。校长眼里衔着泪说：“仇老师，我已经尽出最大努力了！”旁边的教导主任也劝解：“能让孩子参加考试就很好了！”

回到家里，母亲、奶奶抱着我的头哀痛欲绝，大哭一场，几天来都是以泪洗面。

母亲给出门在外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十多天后父亲回来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大专生，在宁阳工作。

父母深知一个人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不读高中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父亲工作很忙，临走时要我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磨练自己的意志，争取做个新时代的好社员。

时间很快，我却觉得很慢。一晃就是两个多月。好突然，爸爸回家了。

爸爸这次回家有了笑容，说已经托好关系，要我去宁阳十四中学读高中。

我喜出望外，匆忙带上衣物，与奶奶、妈妈和弟弟告别，跟着父亲走了。

㈡

爸爸的单位全称是山东省宁阳县淡水养殖试验场，当地人称“鱼场”。

鱼场落座在大汶河南岸，东临津浦铁路，西面和南面是一片广阔的农田。

鱼场面积很大，两排办公平房紧靠场区的东北角。

北排平房最西三间房的下方有一口圆井，直径达三米。井口的一半盖在室内，另一半亮在室外。井里水位很浅，从室内地面沿阶而下，只要三四步可达水面。

台阶的一旁安装着抽水机，抽水机的吸水管插入望不到底的水中。扬水管离室外地面不过两米，再上扬四五米便把湛清湛清的井水提进那座水塔中。水会顺着自来水管道送进伙房和各个办公室。

从办公区向西南望去，有序排列着好多养鱼池。每个鱼池都是矩形的，百十米长，三十来米宽。池塘之间都有两米宽的双向道路，双向道路之间还有引水沟，每个池塘都与引水沟之间暗管连同。路与池塘水面之间斜坡上长满了野花杂草。池塘至少也得五六十个，功能不尽相同，有孵化池，亲鱼池，种鱼池，成鱼池等。不同池塘放养鱼种，如草鱼、花鲢、白鲢、鲤鱼、青鱼等。规格也不一致，如“三五分”、“五八分”、“九一（yao）”等。

池塘的南侧有一座由远而来的渡槽。渡槽可把大汶河中的水提来，为所有池塘及时补水。

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了新鲜、好奇。可不是来玩的，是来求学的。刚到了这个“新家” 的第二天，父亲就送我该去的地方——宁阳县第十四中学。

宁阳十四中学在磁窑，从鱼场到磁窑十多里路。那个年代，从农村来读高中的孩子全是靠“11号”走来。

学校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学生安排食宿。宿舍是大教室，三间一座。住校生在里面分成南北两排，没什么床，全是地铺，睡觉时头朝里。身下先铺上麦穰，麦穰上铺席子，再上就是自带的被褥了。每到睡觉时，我们肩并肩，脚挨脚，好似可列集合中的每个元素。

入住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可以说话的，倍加孤独。只好按点伸开被子，扒得仅剩遮羞裤，试图睡觉。

刚要入睡，忽觉得身下怪怪的，怎么会动弹？“痒痒！”我猛然起身，引得满堂大笑。原来他们都还没睡呢，齐刷刷地坐在铺头，光个脊梁，两只手在自己的裤腰里翻来掏去。我睁大眼睛，临床好像从腰里捉住了什么，两大拇哥指甲猛然一挤，传来“啪”的响声。大概我是太疲劳了吧，没搭话，又趴下入睡了。

第二天，我小声问同桌：“为什么同学们晚上不睡觉，还在翻裤腰？”同桌的回答吓了一跳：“捉虱子！”我的天。

当周回家后，我把虱子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带来少量“六六六”粉，撒在自己的铺底下。麻烦了，当夜我被熏得呕吐不止，还“城门鱼殃”，挨了校医的一番数落。

哈哈，十多天后我也加入了捉“虱子”的行列，应验了那句老话：“虱子多了不觉痒”。

此地的饮食习惯与老家不一样。老家是以饼子、窝头为主食，而这里一年四季吃煎饼。

“兵马未动，草粮先行”。在我未来之前，父亲就已准备了一袋玉米和一袋小麦。我每次上学都是用个小口袋装上几十斤，一路撅达，背到学校。到了学校去总务处换成饭票，再买点菜票，凭票吃饭。一个多月后粮食没了，就用钱直接买饭菜票。

父亲那时的工资不高，我又处在“半大小子好似猪”的时期。父亲的一个同事——孙叔是当地人，便让我每到周六去他家（臧家庄）住下，周日晚上学时，可以带上孙婶摊的地瓜面煎饼和腌制的韭花姜咸菜，与臧家庄的几个同学同路上学，节省了不少。

两周以后认识了几个同路同学，他们住在鱼场周边的几个村庄，如：堡头、齐家庄、前海子村。从此，我的上学路途不再孤单。当然，这几个村庄之间有距离，时常因为天气原因而无法一起上学。

那是一个寒冬的晚上，因为刚下过雪而自己上学。当走进那片林间羊肠小道时，总觉得身后有“徒哒——徒嗒”声响，无论我快走还是慢行都无法摆脱，突然一声咳嗦，我猛然回头，原来是一位土里土气的乡下老人！于是，我俩一路同行，心里踏实了。

当年的宁阳十四中是新建的，我进来时才招了两届学生。校园面积很大，道路、操场、菜地极不平整。许多地方在草丛或黏土上裸露出杂而五章的山皮石，还有东一堆西一摊的建筑垃圾，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绊倒。学校里经常利用劳动课或体育课，组织学生用工具挖掏碎石，搬运土方，平整场地，种植树木或蔬菜。按照校长的说法是“自力更生，开垦土地，白手起家，丰衣足食。”除此之外，还每月一次组织学生们去宁阳农药厂勤工俭学，把赚来的钱贴补在伙食上，或者减免困难生的书钱。

从我被本地高中“拒之门外”，到再一次走进高中，已经耽搁两个多月的课程了。语文、英语、数学、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人体生理、历史、地理等都拉下了不少。再加上经过参加农村分散性劳动和心理创伤，当又坐在教室里听课时，精力不易集中，听老师讲课简直是天书。只能一边随进度听课，一边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的自学补上来。当别人都去自由活动时，自己依然在看书。实在看不懂便求救同学，有时连同学讲的都似是而非，甚至听不懂。

周六下午回鱼场后，舍不得欣赏那蓝天上飘动的白云，云下被风儿吹拂的杨柳和水面上的涟漪。最多在看书累的时候，从宿舍的窗户里向外张望一会。场里几个叔叔大伯，周末上班从门外走过，看到我看书的身影便喊道：“爷们儿，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不出来玩会？”我只是礼貌地笑一笑，轻轻摆摆手，继续埋头苦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期末考试，我以上游的综合名次出现，老师夸奖，同学们刮目相看。诚然，有一门课我却无法跟班，它是我一生中的弱课——英语。

1974年春，读高二了，有一天忽然接到了妈妈的来信，说是章丘十五中有个学生因病离世，有个空位。问好了，只要有手续便可转来就读。

是啊，在家读高中多好哇，从家到校也就几百米，而在宁阳不仅远离家乡，而且从新家上学还得步行十几里，吃住开销花钱多不说，每到重大节日父亲还得报答人情。这笔账该咋算不言而喻。我现在当然有了“学籍”，立马办了转学手续，回老家续读！

㈢

“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是当年老同学迎接我的原话。

1974年是“批林批孔”的一年，根据江青《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的指示，全国各地的“双批”搞得波澜壮阔，热火朝天。

时代的需要，班主任在班里组织了“政治宣传组”，我是其中一员。任务是每周一期黑板报，每月一期壁报，也偶尔把壁报张贴在公社大街上。

这一年的国内形势极不平静。上半年冒个“革命小将”黄帅，下半年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前者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后者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在全国一夜成名，家喻户晓：他们是“反潮流英雄”。学校要求学习他们的事迹，写体会，用大字抄写进壁报。

从1974年到1975年，教育改革浪潮不断，口号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让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

我们所学的“工”，其实是“社办企业”。社办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亦公亦农”，户口是农村的，发的是公社工资，再在本生产队记上一年的工分。在那些成年累月“土里来土里去”老百姓眼里，“亦公亦农”者被羡慕死了！

老师经常带我们去这些厂子里“学工”——参观加劳动。

学军就是学习军人的革命意志和作风，小学、初中、高中都要学。学校的学军就是拿出个把月，从驻当地部队请来解放军辅导军训课，每班派两名，教我们学习队列、行走、四面转法，打靶等。住校的同学还要学铺床、叠被子。

学农最重要，也最到位。本来就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代表住学校，会选来“苦大仇深”的老农民“忆苦思甜”。

有一次，一位老爷爷忆苦思甜：他小时快过年了，没有饭吃，便爬上那棵高高的老榆树，捋了一把榆钱子塞进嘴里，惹得哄堂大笑。

另一位村干部爷爷，为了说明“农村比城市好”举了例子：“你进城市要拉屎了，连个茅房都找不着。在农村呢，可以钻进庄稼地里，脱裤就拉，随便！”又是一阵暴笑！

学农须参加正儿八经的农业劳动。学校有一块地在魏家洼，单程路途十来里。每两周一次，组织我们扛上锄镰锨䦆等劳动工具，带上午饭，步行到目的地干活。同学们必须早上五点开始起床，简单吃过早饭就上路。每次我们都以班为单位，排着长龙，迎着朝阳，一路高歌。劳动一天回到家里时，太阳早就落下了。

奶奶把早就做好的晚饭在锅里热一热，端上来。我是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

1975年初春开学，还差半年就毕业了，当时农村极度匮乏电工、赤脚医生和会计，学校根据教育方针，拿出整个学期专门开设相应的专业班，让同学们自主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农村人民公社“会计”专业。

会计的课程分两大部分：珠算和记账方法。

那时的算盘是“上二下五”的七珠算盘。母亲从一年级就教过，况且当年的小学教材里也有部分珠算内容，所以我学的很轻松，也熟练。记得第一次珠算比赛“二百钱”，“裁判”在我身边，两眼跟不上我拨珠的手指，打完“二百钱”不过十几秒，直呼：“服了，服了！”

珠算除法最有学头，不仅有传统的归除法，还有新式的商除法，我学的很投入。

记账法是会计班的重头戏。为此，学校特意从公社请来了经验丰富的老会计讲课。老会计从记账原理，怎么建账，如何记账，如何销账、冲账，如何纠错等，非常敬业。学完后，数学老师还带领我们，帮助那些并不懂却当着会计的几个生产队（这些队里没有文化人，选不出会计），实习建账记账。

1975年6月底，学校好像没文化课考试，只有专业测试，人人都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

㈣

高中毕业的当天，一位本街大娘匆忙跑来，告诉我在临街的屋墙上贴出了今年的大中专招生简章，快去看看。我回应：“谢谢了，大娘！”

其实，我早就看到了。您看里边那些关键词吧：“贫下中农的子弟”、“根红苗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等，已经宣告了自己已与这些大中专学校终身无缘。我已经给自己下了“判决书”：学生生涯到此结束！

不管咋说自己还是知足的，因为已经实现了两年前的夙愿：读完高中。

当日下午，我烧光了曾经读过的所有课本。

第二天，生产队长那串熟悉而又亲切的哨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我快速起床，走出屋外，感到今天的空气格外新鲜，天空格外的高，瓦蓝瓦蓝的。

我抬头仰望，空中正有一只雄鹰正在展动着翅膀，盘旋着。

我头带草帽，肩扛锄头，迈出大门。啊！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在胡同里等着我哩，左呼一声乳名，右唤一声学名，夹道欢迎这个高中毕业新社员。

我快步加入老少爷们、大娘、婶婶的队伍里，迎着即将放亮的东天，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胡同。

村里的有线大喇叭开始广播了，传出一曲刚问世不久的新歌：

“毛主席后号召咱农业学大寨，

咱就把学大寨热潮搞搞掀起来。

……”

向右转，迎接我的便是那条非常熟悉的南北大道。

走出村庄以后，迎接我的一定是那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