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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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你问谁呢？薛—文—彦，哦！老薛啊！——你问他干啥呢？
我找到陈一丁时，他正在自家厨房台阶上蹲坐着抽烟。时令已接近深秋，场院边上的一树柿叶红得深沉灿烂，不时荡悠悠落下一片来，软软地伏在还蒙着白霜的地上。陈一丁身材瘦小，像一个营养不足发育不良的少年。这时避开直射到脸上的阳光，眯缝着眼睛拘谨又警惕地盯着我看。他的上衣松松垮垮套着身子，衣襟遮过屁股垂落在地皮上，两个肩头像山包一样耸起，小脑袋就陷在这两座山包之间。
我说我想打听一下当年炸山修路的事情，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得清？他闪了闪眼珠子，脸上忽然显出笑容来，说，嘿！你是问这些事情呢！我咋能记不清？我是功臣呀！紧抽了几口烟，把烟屁股扔到地上，伸出一只脏兮兮的鞋把烟头蹭灭，站起身来，说，那你是贵客呀！进屋去说，外头怪冷的。
他人虽然瘦削，可走起路来速度却很快。这时迈着细腿边往门里走边冲里面喊，娃他妈，有客来了，快烧水泡茶。——说你呢，咋还磨磨蹭蹭慢慢腾腾的。
他到门道停下来，我也只好跟他站在那儿，随着他的眼睛盯着卧室门上挂着的一片不知什么颜色脏污污的门帘。等了半天，门帘里不见任何动静，陈一丁也不出声，仍旧稳稳地站着。我只好就这样傻乎乎地挨着他站着，疑心他夫妻这几天正在闹别扭，他是要趁着客人来了借机和妻子说话拉好关系；或者正是因为有了生人，他要向我展示一下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和气势。
可门帘还是不动。陈一丁抿着嘴唇、眨巴着眼睛还是原地不动。
我趁机将屋子里打量了一番。三间瓦房左侧一间用墙隔开，剩下两间敞亮着。靠窗边盘了一台连灶的土炕，灶下堆了一大堆劈柴，有两只鸡在灶下咕咕叫着，紧张地不住探头，随时准备逃出门的神情。土炕却并未派上用场，一张芦席上落了一层厚厚的草灰，还残留着几坨已经干硬发白的鸡屎。
那片门帘终于抖动了一下，先是上半部分颤微微地向外臌胀出了一个包，旋即又紧缩了回去，像一只老鼠出洞前的警觉试探；随后，下半部分又慢慢斜伸出一道褶子，那褶子是一寸一寸向外延伸，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像戏台上老爷出场时的矜持从容。等到上边的包又一次凸现出来时，门帘终于被掀开一条缝。我望过去，不禁吃了一惊：一个面色苍白、目光呆滞的女人右臂蜷缩在胸前，右腿拖曳着颤颤巍巍从门框边挪了出来。
陈一丁迅速瞥了我一眼，对女人大声说，你能烧水不？哎呀呀！你看你如今能干啥呀！我白天里给你做饭给你喂饭，黑间里还得给你倒屎倒尿。你倒叫贵客看咱过的是啥光景呀！
我一时倒手足无措起来。我从几百里外赶到这里来只是想寻访几个人，询问一下70年代初，一个名叫薛文彦的乡党委书记带着所辖十三个村子的壮劳力，硬是从河谷一侧的悬崖峭壁间开通出20华里公路的故事。而这个历时两年半的工程，政府并没有过太多的投资，他们硬是用土方法：炮轰、锤砸、钎錾，一寸一尺地向前挺近。期间最令人惊异的是，仅死了两人伤了一人。眼前的陈一丁就是那个受伤了的人。现在陈一丁虚张声势地喊出了自己的老婆，向我毫不隐讳地展现他窘迫的家境，他是把我认作了政府官员微服私访或者记者前来挖掘正能量的素材来了。可这两个身份距我都十万八千里，我只不过是一名爱舞文弄墨的穷教师罢了，他如果向我提出一些困难要我解决我该怎么办？
我一时紧张地手心都出了汗。
好在陈一丁再没有嚷嚷什么，将我让在门首的一张矮桌前的小凳子上坐了，又搬来一只椅子，搀着他的女人也坐下。他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只碗，俯身到大板柜里窸窸窣窣挖了一阵儿，端来满碗的核桃，说，你砸着吃，山里也没旁的出产，就是些核桃板栗。你吃嘛，手甭闲着。
我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捏在手指上，凑到眼睛前去看，说，哦呀！好烟呀！一根就顶我一盒烟钱呢。我说，你爱抽，你拿着抽去。把烟盒从桌面上推过去，他抓起来说，这哪成呀！我不好意思拿旁人的东西。说着话，就把烟盒揣进自己的兜里。他点燃烟，深深吸了几口，瞅瞅他女人，又瞅瞅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忙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递过来，说，你也抽呀？我说我不会抽烟。他说，男人不抽烟像啥话嘛！没烟就顺不了气嘛，我一般不抽纸烟。他盯了我一眼，把烟灰弹落在桌面上，说，买不起喀！我平常都抽旱烟叶子。——你不信？你不要不信，我拿给你看。起身拿来一个木头匣子，里面混杂着旱烟末子和细碎的烟杆子。他将香烟斜叼在嘴角，顺手从墙壁上糊着的报纸上撕下来一绺，平摊在膝盖上，捻一撮烟末在纸上洒出一条直线，又迅即用手掌一搓，一只喇叭形的纸烟就卷好了。
在他向我演示制作纸烟的当儿，我仔细端详他的脸：这张脸瘦窄多皱，长鼻梁下两片薄薄的嘴唇是紫黑的颜色；五官有着明显的挪位，左眼稍向上撇着，几乎连接住残损的左耳尖，鼻头也向右歪斜，嘴巴生硬地向下扯坠着，露出满口稀疏黑黄的牙齿；最明显的是他的右脸颊，凸出一条绿豆荚长短的硬楞，那一块皮肤显得透亮白皙，能隐隐看到皮肤下纤细的血管。
他制作完纸烟后咧开嘴冲我一笑，说，你是问修路的事呀！我给你说，要说修路，我是功臣呀！他政府得给我挂匾、给我披红呢！可如今，你看看！他一只手掌在桌上砰地拍了一下，又猛地抬起另一只手，手拍下时轻轻落在他女人的膝盖上。
女人还是那样静静地坐着，衣裳朴素整洁，头发也整齐地梳向脑后。圆圆的脸庞，面色白里泛青，眉毛下弯着，两只迟滞的眼睛里泛着汪汪泪水。我忽然十二分惋惜眼前的妇人来，她年轻时候绝对是十里八村的美人胚子，即使到了现在，她病成这样，也不难看出年轻时候的俊美。我猜想她刚才长时间不走出卧室，是用她仅能活动的左手扯来干净的衣服穿上，找来梳子细细梳拢了头发。
我问，嫂子这是得了啥病？
陈一丁长长叹出一口气，说，啥病？脑子出血了！用手指敲敲他的脑袋，顶梁柱塌了！如今一个家就靠我这个棺材瓤瓤子了。——你不是问修路的事吗？我就给你说我，我这话今儿给你痛痛快快说了，明儿我就要到它乡政府去，睡在它门口不走哩!——我活不成人哩！
他说着话，解开上衣的扣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身架子，这儿，这儿，这都是让炮给轰的，还有这儿，对，就是右脸上这块，石头都嵌进骨头里去了。手术也取不出来，就连着肉一块长着呢。你摸摸，是不是一道硬楞。”
我探手过去，胸部、肋骨两侧，还有右脸颊上果然有坚硬如石块的异物在。
是不是真的？我能骗你嘛！我从来就不骗人。好，我给你说说过去的事。我那时候二十一岁，人能干得很，爬坡上树谁都比不上咱。人家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猴子”。乡上一开始修路。看我手脚利索，就叫我当点炮手，旁人还不敢干这活呢。不是在你跟前吹牛，要说这条路是谁炸出来的，那就是我，我点过几千个炮眼！
我点炮不像其他人，哆哆嗦嗦上去，火还没点着，扭尻子就跑哩。你看我咋点炮呢，工地上三遍撤离号子吹完，就轮到我上场了，我不慌不忙背抄着手从崖边走过去，擦着洋火，听导火索吱吱吱响了，才慢慢从原路往回走，急的村里那帮跟我关系好的人扯着嗓子喊，一丁，快点！你狗日的不要命了！
我口里倒吸着凉气，说，你咋恁大胆呢！出事可不得了。陈一丁“呸”的一口唾下已经燃到过滤嘴跟前的烟蒂，不无自夸地说，啥就艺高人胆大嘛！啥叫科学！咱计算着呢，一尺长的导火索，能烧多长时间，咱心里有数呢。这叫，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你不服不行。
那……咋把你给炸伤了？
陈一丁顿时面露沮丧之色，脸阴沉下来，嘴巴嗫嚅着，看我的眼神也好似有了埋怨的意思。我想糟了，采访怕进行不下去了。孰料他沉吟了半天，神情又活泛起来，说，命里怕有定数吧，你逃不了那一劫。你说狗日的怪不怪，那天我刚点着那根导火索，日他妈哧溜溜的向上蹿，比平常快得多！我一看知道坏事了，扭身子就往回跑，偏偏碰见端端，硬是叫崖边的树枝挂住衣裳，我身单力薄，挣扎了几下身子就没挪动窝，我一想毕了！眼窝一闭，轰的一声就啥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人在医院里，人家说都过去六七天了，光石头渣滓从头上身上就取了三十多块。大的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也跟豌豆大小差不多。嘿嘿，我到阎王门口转了一圈，人家又硬把我推回来哩。我回来了，村上的人也说我命大福大造化大，说把我刨出来的时候，我就光溜溜趴在石头窝里，血把石头都染红了。
我问：“你昏迷前有啥感觉？——就是刚炸响那个时候。”
他用怪异的眼神看了看我，说，这能有啥感觉！想了想，说，听见轰的一声，就跟炸雷在耳朵边响了一样，感觉身子就飘起来了，想抓啥都抓不住；接下来，身子里头就好像让电打了，喔，就是触电的感觉，四周八下又麻又疼，又酥又痒，最后就是一片黑颜色，对了，就跟掉进一个深井里头一样，我就往下坠呀坠呀……后来就没啥感觉了。
他把这一段回忆完，很认真地问我，你说我是不是功臣？我说当然是。他说，既然是功臣，几十年了，政府咋不管不顾我？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沉下脸说，说，我就知道你这些公家的人，一到实质问题上就成了聋子，成了哑巴了。我说，我……他忽然摆了摆手不让我说下去，自己又讲了起来：要说当时的政府，人家也好着呢。比如我这女人，——他指了指仍然端坐在椅子上的女人——我俩早早就订了婚，你知道我们山里头的娃，十二三岁就订婚了，咋订的这么早？不订，女娃娃都嫁到山外去了。她知道我炸成这个样子，就不想跟我了。乡党委派人去她家跟她爹妈谈，村支书又派人去谈，说我是英雄，是长征突击手，跟了我多光荣多伟大。说来说去，她总算是跟了我……她跟了我，我好了，倒害她受了一辈子的罪。我干不了重活，扛木头呀，拉椽贩檩呀，都弄不动了，日子越过越过烂包了，提起裤子寻不着腰喀……”
我又去看那个女人，女人的鬓角垂吊下一缕头发，青丝里裹挟着白发，头发周围嘤嘤嗡嗡飞绕着一只苍蝇。她艰难地摆动脑袋，却驱赶不走那只讨厌的家伙。我又一次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是悲伤地意识到每个人生来好像就有了一段不可逆转的宿命，说不清，道不明，也阻挡不住。
我知道我给你说这些也没用，陈一丁搡着头皮，说，可我心里有气出不来，我就还得说！他为啥取掉了我的低保？又为啥不好好给我救治？
我忙问，咋了，谁作难呢？
他的没有多少肉的脸颊抽搐着，嘴角哆嗦着：还有谁嘛！土皇上喀，村主任喀！
咋取掉了你的低保？
说我娃在外头挣了不少钱，算不上低保户了。
你娃挣钱多少他咋知道？
陈一丁盯着我看了一眼，仿佛在看一个不透世事的傻子一般，嘴里“哧”的吐出一口气来，说，汇款单人家村里不给盖章子，你到信用社就取不出来嘛。嗯……他迅速抿起薄嘴唇，压下了一句话，那意思是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地问，那为啥不给救治？——你指的是不是大病救治的补助钱？
女人在椅子上忽然颤抖了一下，嘴角抽动着，喃喃的好似要说什么，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左眼涌出，顺着脸颊淌下来，滑过下巴，沿着脖颈流进衣服里去了。
陈一丁说，你哭啥？你哭啥呢！它天又塌不下来，想叫我给他低头，给他塞黑食，门儿都没有，我还要到他门口骂他，我还就要睡在他门口不走。他有本事把我杀了，把我吃了。他甭把我惹急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呢！你看着，有一天，我会给他来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
他嚷嚷了一阵，脸皮涨得通红，眼珠子也充出血丝来。摸出一根烟猛抽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以探询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省城的干部？你给咱向上反映反映嘛。
我苦笑了一下，挠挠头说，我只是个教师。
教——师！陈一丁嘴里噢噢着，脸上的失望神情显露无遗，教——师——，教师能干啥嘛！光会哄娃娃。
我尴尬地笑着说，你说的对，光能哄娃娃。对他的爱莫能助忽然生出羞赧和愧疚来。
他忽然说，要是老薛还在，可能还有个能说话出气的人。可咱再就没见过薛书记，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了。
我借着他的话头问，薛书记是咋样一个人？他想了想说，当然是好人！长得啥样子？黑脸，大个子，行走嘴里都叼着根烟袋锅。
你跟他熟悉不？
唉！熟悉啥呢？咱那时候还小，还是个毛毛兵，咋能跟薛书记搭上话！不过，他要是还在这儿，我找他去说理，他肯定帮我，他是个好人。
说着说着，陈一丁又一次亢奋起来，说，不过也没啥，人要是不要命了，啥事弄不成？！明儿我就买一桶红漆，再拿个刷子到他乡政府去，我要在政府铁门上写两个大大的字，一面是“冤”字，一面是“枉”字。你信不信？要是还没人管，我就睡在政府门前，不吃不喝，等着饿死冻死，我不信政府里头就飞不出个白老鸹来。
我知道我愈跟他说，愈是激起他的心中深藏的一些不平和愤怒来，就站起身来告辞，走时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给他。他搓着手说，这怎么成，又拿你的烟，又拿你的钱。他口里推辞着，还是伸手接了。那女人却嘴里嘀哩咕噜说着什么，挣扎着扶着椅背要站起来。陈一丁说，她是要给你装些核桃拿走呢。我忙说，不要不要。起身就往门外大路上走去，走了没有多远，陈一丁端了那碗核撵了上来，硬是将核桃倒进我背的旅行包里。一只核桃从碗沿掉下去，滚出去好远，他急急追上几步，俯身捡拾了，放在嘴边吹了吹，又塞进我的包里。他这时执意要陪着我走一截路，殷勤地要把我领到车站的位置。走到村口，我问他，修路的事，咱这儿谁还能说得清？他拍拍脑袋瓜子想了想说，草坊村，徐长民。你去找他，他知道得多，比我多多了。
分手时，他忽然向我伸出右手，我诧异了一下，知道他是要跟我握手道别呢，忙也伸出手去，他的手干硬无力，手心湿热。他眯着眼看着我说，可惜，可惜，你要是个干部该多好！
我说我争取下辈子当个干部吧。
他唉唉叹着气，一脸茫然地说，人不知道有没有下辈子，有下辈子也不知道能好不好。
二
寻找徐长民并不顺利，在草坊村路旁的大核桃树下问一位抱着孙子晒太阳的中年妇女，她支支吾吾地不肯说；踅到坡楞上一户人家门口，门外坐着三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正把削过皮的柿子用线绳串起来，一个起身提了两串，踩到凳子上，踮起脚，伸长了胳膊往墙上的木桩子上挂。墙皮白净，屋瓦黛蓝，衬托出一串串鲜红如灯笼的柿子煞是好看。问他们徐长民的家在哪儿，几个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又都转过头来看我，只是闭嘴不答。我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只好又退回到大核桃树下。却见缓坡下面的路上一男一女正提着镰刀向三间瓦房前走着。抱娃的妇人冲我呶呶嘴，轻声说，那就是。我赶紧说声谢谢，她却扭头走了。
徐长民夫妇刚收割完地里的黄豆，这会儿回家吃午饭，准备饭后再去地里将黄豆蔓推回来摘取。这是个五十多岁瘦高个男人，浓密的头发向脑后梳着，嘴角向下扯出两道很深的皱痕。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我的来意，不急着说话，舀一瓢水倒进脸盆里，撩起水哗啦哗啦地洗着脸，嘴里呼哧哧地喷着气。大约是猛地醒悟了什么，嘴里的响动忽地止住，两只粗糙的大手开始颇为文雅地搓着脸颊，又照顾了脖颈和耳轮背后，完了伸手扯来毛巾将脸擦拭干净，又仔细叠成规整的长方形搭放在脸盆架子上。
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些，对在灶下烧火的老伴说，水开了倒两缸子来。又指着板凳说，坐吧。坐下后，他面向我问，咋找我来了？我说是陈一丁告诉我的。徐长民撇了撇嘴说，那个货，嘴里胡说呢！我知道的不多。我当兵复员回来，路已经修完了。后来抽调到乡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薛文彦也都是远远看见过，连话也没搭过。
我说那陈一丁为啥推荐你呢？
徐长民咧嘴轻轻笑了一下，说，那个货，一天到晚给我胡寻事呢！前几年我在乡上协助低保工作，帮他办了个低保。以后他逢人就说我好，本事大，当个乡长都不成问题。咱就是个农民嘛，连个正式干部都不是，让那货把谣造的满天飞。去年村委会换届，咱连啥想法都没有，他倒好，跑到我村上来给我拉票来了，把我气急了，跑去把他骂了一顿，这才老实下来。
我也笑了：他很崇拜你。
徐长民哼了一声，说，那就是个万货。我问他，听你的口气，你不是乡上的正式干部？徐长民的脸色阴沉下来，叹了口气说，咋说呢！在乡上干了三十多年，临到头，啥啥都不是。一帮子人乡上找、县上找，还到省市去过，到如今还没个下落。
我说，咋还有一帮子人？
徐长民说，你年纪小，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6、70年代乡上招的一批人，俗称“五大员”，——就是当年的放映员、农技员、林业员、电话员、公安员。后来都没事干了，遣散回家了。
我说我知道这些人，小时候村里农闲时节放电影，就是放映员拉了设备到村上放，谁家要是能被安排放映员到家里吃饭，小孩子都兴奋地不得了。可这些人身份都是农民，都是从农村选拔的能人，后来都回家务农了。
徐长民翻了翻眼珠子，问，你是记者还是教师？
我说我是一个教师。
徐长民朝门外瞅了瞅，压低了声音说，那就好！我问你，据你估计，上访这条路能走通走不通？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茫茫然看着他。他接着说，五大员后来的情况是这样子，有的托关系转到企业里去了，有的中途看着没办法转正，早早回去务农了。我的情况特殊，五大员散了后，乡上看我账算清，又能写材料，就把我留下了。留下来就把我亏了，一个月给一二百块钱，吃不饱饿不死。人家出去做生意的，这些年光景都不一样了。我还一直守着这个烂摊子，眼看着快六十岁的人了，也就是人家公家人到了退休年龄了，乡上说，那你就回去吧，啥啥都没有了。
我说那可能不行吧，按目前的政策，城里给合同制工人都交“三金”呢，尤其是养老金，退下来就可以每月领一些钱哩。
徐长民有点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说，就是这个理，就是这个理！他们想叫我净身出户，我咋能乖乖听他们的话！
这时候，他老伴端过来两只热气腾腾的搪瓷缸子放在桌上。徐长民嘴对着缸沿“噗噗”吹了几下，又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扭头对老伴说，撮点白糖，咋不撮些白糖呢？老伴瞅了他一下，又瞅了我一眼，转身取来一只玻璃罐头瓶子，拧开盖，舀了一勺糖，往我缸子里撒了一勺。徐长民说，再撒一勺嘛！哦，我不要糖。又对我说，我平时不喝茶，也就没茶招待你。
他接着说，我说几件事给你听，你帮我分析分析。
要说上访，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三河村的裴长生，他的娃不明不白死在工厂里，他十几年就闹得不停，北京一开会他就到北京上访去，闹得县上乡上年年得到北京去接他，来回车票都给报销了。老裴越闹越有经验，逢到北京开会，他就放风说要去，折腾得乡镇年年派人陪他到外地旅游，倒把大半个中国都转游了。去年时候，还给一次性补偿了三十万元，让他息诉罢访。这是成功的例子。
要说不成功的，咱乡上也有一个人，早年间，养了一个五保户，和村上谈的条件是给五保户送终后，那一院子烂房归他，村上也答应了。等把五保户送埋了几年后，县上土地局重新确认庄基，需要每户交三百块钱。这个人的想法是既然我是代村上养活了老人，这个钱就该村上掏；村上的意思是你头都磕了，也不在乎作个揖，非要他自己掏那三百块钱。两边僵到那儿，村上先替着向土地局把钱交了，等到了秋后，一笔上级的补助款下来，就又把那三百块钱给他扣下了。这个人性子犟，就开始上访，县上批到乡上，乡上又转到村里。村里干部也执了气，就是压着不办。他又出去闹腾，闹腾闹腾着，这里就出了问题。徐长民用手指指指脑袋，接着说，他就找了片白布，中间剪了一个窟窿，搭在前胸后背上，前边写着“村干部贪赃枉法”，后边写着“包青天为民伸冤”，整天游魂一样到处转。一个精明能干的人现在彻底废了、毁了……你分析分析，我倒地该咋办？
我只能敷衍着说，按这两个例子讲，人还是要理性些，凡事讲个度，见好就收。
徐长民并没反感我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倒高兴起来，说：说得好！我看现在还不能收手，真的去不去上访，但总的给他们不停地扔烟雾弹，反正不能消停了。
我说大概就是这个理。
他说，你不知道，乡上现在把我盯得紧，一到北京开会，一天到黑都有人盯着我，先是乡上的干部，后来他们也鬼了，在村里给我安插眼线，我现在时时处处都警觉着呢。
话已经扯得太远了，眼看着他们的午饭就要做好了。我忙问，你见过薛文彦，他到底是个啥样子的人？
徐长民还没来及说，他老伴在灶下接了话，说，我看也没啥文化，人也不讲究，整天嘴里头咬个旱烟锅。冬天里到村里来，脱了鞋就往饲养室的炕上钻。到了谁家派饭，也不管饭瞎饭好，舀一碗呼噜噜就吃。临走，把粮票跟钱放在灶台上。
徐长民说，你知道啥？老薛有本事很呢，不过文化程度也就是不高。一开会，把个轱辘子话翻来覆去地说。我参加过他召集的会议，他这人一急，眼珠子就发红，那一次不知要决定个啥子，副书记，副乡长都说这样不好，违反政策，老薛坐在那儿，眼珠子慢慢就变红了，最后急得站起来，披的棉袄都掉到地上了。他说，怂呀！能有啥嘛！有啥事我一个人担着，跟你几个都没关系。
我说，这个人有点“一言堂”作风？
徐长民摆摆手说，那倒不是，他和班子其他人平时都和和气气的。不过他要是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干成，比如说修路，当年大家都没信心，它一根筋非要干，结果给干成了。
眼看屋里开始弥漫出面条煮熟时醇香的味道，我忙起身告辞。出门时我问徐长民：附近还有没有和薛文彦共过事的人？徐长民仔细想了想说，没有了，当年班子里那些人后来都调走了，现在要是活着，怕也都八十几岁了，估计大都不在世了。我走出院子，徐长民的老伴追到门前，一边撩起围裙下摆擦手，一边喊，吃了饭再走嘛，你看饭都熟了，咱现在也不缺粮食嘛。我赶紧口里谢着走了。
走到大核桃树下，那个抱娃的妇女还在那儿，摘一朵小菊花正在逗弄怀里的孩子。孩子水汪汪的眼珠子盯着黄花，粉嫩的拳头一耸一耸地想去触花瓣。见我过来，妇人说，见到了？我说，见到了，聊得挺好。妇人抱歉地说，一开始不是我不给你说，我是不敢给你说，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我这村里一些娃伙在城里打工，有的学瞎了，不是偷就是抢，有一阵儿，一些便衣公安经常到村里抓人，给指路的人后来让人家爸妈给骂美了。
三
给我推荐范江海的人说，范江海70多岁，当了三十六年的村支部书记，他应该知道当年修路的很多事。
再一次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二年的五月份了。坐着长途车沿着山谷中的国道向深处走，车子一会儿钻进幽深的隧道，一会儿又敞亮在阳光里，车上人的脸也忽明忽暗，过电影一般闪动着光影。抬头望两边的山崖，直直插上高处。山全然是大白石头的堆积与垒叠，只有在山顶才覆盖着一抹葱绿的矮灌木。而那些石头，挤挤挨挨，凌空高悬，仿佛随时有可能崩塌下来。河水就在峡谷的深处咆哮着，掀起一层层雪浪。探头下望，就在国道架起的桥梁下边，靠着水岸，蜿蜒着一条三米多宽的沙石路。路断断续续，走一截忽然消失了，等车子拐过几个弯，又显出长满蒿草的身影。我知道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薛文彦组织人力开出的道路。当年的艰辛如今想起来，仍让人背上冒冷汗。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这条路几乎没人注意了，可能再过十几年，随着大水的淘洗便无影无踪了。时代进步的速度有点让人目不暇接。我在车中想，如果薛文彦他们当年晚动手十几年，现代化的机械便可一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地延伸进来，这条路终究还是能通的。
这话说与范江海，范江海不以为然，他说，你不要忘了，新路还是顺着老薛开的老路线上来的。只不过能打洞子了，逢弯截直，不绕路了。
我说，如果没有老路，人家新路也会顺着河道绕上来。
啊呀呀！你让他们试试，那时候的白光崖，大水就贴着崖皮子走，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没命了，你让他试试！
范江海大着嗓门，说话时两只手在脸前头不停地挥舞。他午间因乡党新房上梁喝了不少酒，我找他时，他家大门敞开着，卧室里传来拉风箱一般的呼噜声。将他唤醒，他木木然翻身坐起在炕沿上，鼻孔里喷着粗气，一只眼睛瞪着，另一只眼睛上蒙着一坨白色胶布。胶布是两层，粘合在一起，上面一层的中间部位剪出指头弹大小的一片圆。
他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是想了解一下修路的事，顺便还想知道一些过去山里的故事。他跳下炕拍着手说，啊呀！你是研究古典的？那你就找对人了，这儿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他说话时表情夸张，一惊一乍的。
我问他参加修路了没有？他使劲摇着头说，生产队里头还有事要抓，我没去，可是一些事都知道，都知道。
我说，听说修路死了几个人，你知道不？
他瞪圆了那只独眼说，没死人呀！谁说死人了？修路就没死过人。
我说，喔，那我是听岔了。陈一丁你认识不？就是让炮炸了的那位。
他说，咋不认识！轰炮眼时给炸了。哎呀！那不容易，——我说得是轰炮眼不容易。开始干活都靠量力笨干呢，三个人一伙，拿錾子錾、钢钎撬、铁锤砸，你想一天能砸下来多少石头。薛文彦就想到用炸药。炸药从哪儿来呀？这都靠老薛去化缘，老薛一度时间有个外号叫“赖皮狗”，到县上一些部门去就赖着不走，非要人家给些钱来。拿钱干啥？拿钱买炸药呗。还有就是到附近军工厂里去要人家的废旧炮弹，还有一种炸药，像饼干大小，甭看小，威力可不小。干活的人先掏一个小窟窿，塞一点炸药一炸，这样窟窿就越炸越大。
我问炸石头就直接炸嘛，掏这么大窟窿干啥？范江海略显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说，馍你要一口一口吃吧，小窟窿最后掏个大窟窿，一次塞进去一两吨炸药，不是把大石头就炸下来了！
我一下子脸红了，忙闭上嘴。
好在范江海很健谈，你不问，他也能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他说，陈一丁就是一次放炮，叫炮给炸了。他进洞里点着导火索，扭身就往外跑，谁料想叫灰末子给滑倒了，这一滑就出大事了，他爬起来刚迈开脚，啪叽一下又滑倒了。他急了，贴着地皮出溜出溜往前爬。你想，那速度多慢，后头炮就响了，一下子就把人给轰了出来。哎呀！陈一丁在空里就像个孵鸡娃的母鸡，棉袄都开了花，满身的布绺绺子飘着。
按常识，陈一丁不可能在洞里边点导火索，那样的话，明摆着有危险。按陈一丁的说法，也是导火索质量有问题，燃烧得太过迅速，他本人又被树枝杈挂住脱不了身。但是我不敢质疑，范江海如身临其境的描述不容质疑，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权威，绝对的权威。
我就继续往下听。
啊呀！那些黑炸药威力大呀！整天都能听见河底那一带跟响雷一样，一声雷接一声雷。有一次一个炮弹没炸了，直接飞到对面坡上，叫人拾了，回来当砸蒜锤锤用呢。
我说，那不怕爆炸吗？正砸蒜着轰的一声炸了。
他摆摆手说，早都没药了。
嘿！谁呀？听见屋外面有一个女人喊话，他应了声走出去，听见在他门外说，你妈不在，上坡掰苞谷去了，你要是上去，赶紧叫她回来做饭，家里来客人了，叫她快些！
他返回来说，是大儿媳妇寻她妈呢，我叫她赶紧回来给咱们做饭。
我接着刚才的话头问，你说炮弹没炸，那里边应该还有炸药。
他眨巴着那只独眼，说，药瞎了，炸不响，没啥危险。——他迅速转移了话题——你不是要问老薛的事吗，这个人好，咱这儿的人应该给人家树一块碑子的。那个人是个实干家，讲话不按稿子讲，净说些大实话、大笨话，咱们都爱听。
你听过他作报告？
咋没听过，哎呀呀！给你说两件事吧，如今想起来还丢人呢，把人丢大咧！一回是乡上组织在红河沟参观苞谷洋芋套种技术，按要求是要各村大队长、支书一块都去，我村的大队长王老四，当年都六十多了，社员硬把他推成大队长。——噢，那些年村里三天两头的选干部，没人愿意当，当干部不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嘛——王老四上来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他说他不识字，也不会讲话，因此上只当大队长不开会，要开会就是我参加我讲话。这一回技术大会他也不去。老薛问我王老四咋不来？我说我都叫了人家五六回，人家死活不来嘛。老薛说他不来你不会把他拽着来，我说好我的薛书记呢，你看我这身板，我能把那一头牛扛来！老薛说，你甭给我在这儿说调皮话，上来一把攥住我的领口子——
范江海反手抓住自己的衣服领，往上一提，身子就从板凳上直起来。哎呀！一下子把我提的脚离了地，一只草鞋也从脚上溜下去了。周围的人都笑我，说，范江海，你也只有一袋面重，薛书记抓你跟抓一个鸡娃子一样。薛书记，把他扔到地里去。
我在空中悬了几十秒，老薛才把我放下来。把我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放下来直咳嗽。老薛笑着问我，还调皮不？我说不敢了，不敢了，再给我十个胆也不敢了。我向薛书记保证，套种的事有我呢，我回去一定落实好。
老薛说，这还差不多。
哦，你问第二回事。第二回是在乡上开会，我靠着椅背子给睡着了。头一遍旁边的人把我摇醒来，谁知道我一会儿又睡过去了。我睡得正香呢，听见台子上有人喊，范江海！站起来！妈呀！跟打雷一样，我一激灵揉着眼窝赶紧立了起来。
老薛披着上衣红着眼窝正拿手指着我呢，他吼叫着说，你昨黑里干啥去了？一夜没睡觉？嗯？
我赶紧说，昨黑里一个跳蚤在身底下咕涌咕涌，把人折腾得一夜都没睡好。
全会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坐下！安排的事咋弄？
我说，事情绝对不走样，出了问题你寻我。
范江海嘿嘿直笑，说，把人丢美咧！丢美咧！
我问，你头一晚上到底干啥去了。
打野猪去了。范江海抬起胳膊作了一个端枪的姿势。
我诧异地问，你会打猎？
范江海就露出自豪又兴奋地神情，说，你方圆几里打听去，过去咱可是个神枪手，百发百中的。
我说，打猎可是个技术活呀，每个三年五年功夫上不了身。
那当然，你要掌握动物的习性嘛。狼走壕，虎走包，羊鹿爱走垭。你要早早埋伏在它要经过的路上，看它走近了再开枪，太远了没威力，太近了害怕它伤着你，要会把握时机，不远不近的时候，“啪”的一声叩响扳机。
我说，听人说一猪二熊三老虎，是不是山里野猪最厉害？
范江海说，那是，猪发起威来，从林子里过，头左右一摆，獠牙把两边胳膊粗的树能齐刷刷撞断。那一次，我跟陈家学、宋秉义去打野猪，他俩都没经验。我一再给他俩说，都静静爬上不要动，甭说话。听见我的枪响了再听我指挥。
野猪摇摇摆摆从垭中间走过来，我是趴在垭上的石头上看，凭经验估计这家伙足足有五六百斤重，呼噜呼噜喘着气，两只眼睛贼溜溜地朝周围看着。我没敢迎头打，等它慢腾腾走过去了，冲它的后脊梁骨上开了一枪。野猪嚎了一声，猛地往前一窜，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打在它右后腿上，野猪的后半身就拖拉在地上，吼叫着还往前爬。我还没发命令，陈家学跟尻子就撵上去了，我一下子急了，还没喊出声！他已经到野猪背后了。野猪也是疼极了，听见后边有动静，猛地拧过身来，张嘴就要咬陈家学。我急得直喊，快上树！快上树！陈家学反应也快，就势往坡下一滚，野猪一咬就咬了个空。就在这当儿，我也开了枪，是冲野猪头上开的，随后过来的宋秉义也跟着补了一枪，野猪就倒下了，翻腾了一阵儿不动了。
我瞪大眼睛说，你开枪的时候陈家学还没滚下坡呢，你不怕伤了他？
范江海哈哈笑着，拍着胸腔子说，啥叫艺高人胆大嘛！这就是。
范江海看我一直瞅他的右眼，就说，这就是打猎伤的。他有点抚伤惜痛地摸着凹陷下去的眼窝子，我这才注意到贴在眼珠子上的两层胶布其实是一个眼睛的形状，圆圈就是原来眼珠子的位置。
他说，邪门了！邪门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说邪门不？那一年腊月，陈家老四得了个瞎瞎病，说是要拿猫头鹰的血做药引子。他爸就找到我，让我去打猫头鹰。一个冬天都没见猫头鹰的影子，到了腊月十九，我到红沟村取豆腐去，路上遇到一个算卦的，把我瞅来瞅去。我说你瞅啥呢，我脸上有花呢。算卦的神神秘秘的给我说，我送你一句话：腊月十八九，不要朝西走。
我说我不朝西走，我咋回家？你放你的屁去。等我从红沟村回来，刚过河沿，陈家老五就跑过来说，快！快！柳树上落了个猫头鹰，快拿枪去！我赶紧跑回家取了枪，趴在一个土塄上，就瞄准了树梢上的猫头鹰。
枪是自制的土枪，事先在枪管里装着火药，下了铁钎子。枪放了一个冬天，里边都生锈了。我不知道，一扣扳机，“嗵”的一声，人一下子突然蒙了，糊涂了，耳朵里啥也听不见。我晃晃悠悠站起来，摸了一把脸，摸了一手的血……下来就啥也不知道。火药在枪管里炸开，一根钢钎子倒射过来，一下子戳到右眼窝里……
关于打猎，范江海掰着指头给我讲，他打过猪，打过狼，打过熊，打过鹿……我问他打没打过老虎，他摇了摇头，说，没打过，咱这地方老虎早绝了迹，要是有老虎，我也敢打！
正说话间，屋后坡上传来一个男子的喊声，爹吔，你在家不在家？范江海站起身，仰着脸回喊，在呢，咋了？
我妈给你一直打手机打不通呣，说是关机了。
范江海就从裤兜里摸出手机，瞅瞅屏幕，说，好着呢，没关啊，我从来就不关机。
儿子有些不耐烦，说，你快去坡上看看，几亩苞谷都让野猪给拱倒了，把我妈气得直哭，你快去！
范江海说，拱倒了就拱倒了，我去能咋？能把苞谷救活？
说着话，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我一眼。我赶紧知趣地说，你忙吧，我也该走了。范江海嘴里嘟囔着，摸来一把弯镰和一条绳子，说，现在没枪了！枪早让乡武装部给收去了。一个烂野猪，现在说成是国家保护动物，保护它弄毬呀！保护它叫它糟蹋庄稼呀？
他走出门顺着左边的小径向上走，70岁的老人虽然说话时显得中气充沛，但身架子已经瘦削单薄了，走起路来脚步轻飘飘的。我知道他即便右眼好着，凭现在的体力已经完全不适宜去坡上追赶了。他只是胸中那股豪气还在，像一团虚妄的火燃烧着不肯熄灭。就像那条当年冒着千难万险修筑的旧公路，最终要无可奈何地湮没于岁月的风尘之中。或许以后还有痕迹，或许一点痕迹都不会有了。
目送他走了一截路，我忽然想起应该问他还有没有了解薛文彦的人，急急追着喊他：范支书！范支书！他不应声，我又喊，老范！老范——他扭过头，扯了嗓门问：咋了？
有谁还能说清薛文彦的事？
他站在那儿顿了一会儿，远远喊了一声：尹——中——亚。
四
找到尹中亚是在省城南郊的一家工厂传达室里。他说儿女们都在这里或上班或打工，孙子孙女也都在这里上学读书。他退休后便寻了这个差事干，一来是闲不住，一来也可以上下学接送一下娃娃们。他六十多岁，瘦高个，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要小的多，头发乌黑，脸上白净光洁，只是眼角显出一道道鱼尾纹。时值周日，工厂里没人上班。我们便拉两把椅子坐在院子里聊天，从下午说到天黑，直至满地起了月光。以下是他给我讲的事。
薛书记，不，老薛，——他喜欢人叫他老薛，不喜欢人叫他书记。这个人你可能已经了解了一些，是个实干家。他这个人的特点是没想好的事不往出说，等说出来就非干成不可。前期他谋划修路的事，我不是很清楚，我那时候刚二十岁出头，在乡供销社上班，当会计。听人说他到任以后，没事总顺着河向下游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悄悄去踏勘地形呢。
顺草坊村到河底20多里自古以来就没有路，崖高水急的。嗳，不对，不对，黎家村附近的崖边残留了几排石条——就是给崖上挖出一溜手掌大小的洞，再横插进去一根石条。噢，就是栈道，铺上木板石板就能走路。可到底是啥时候修的，事老人嫩，我就不了解了。反正我父辈、祖父辈的人都说从来就没走过。你问有没有人从这里下去过，那有，打柴的、贩木头的那些人走过，不过都是穿山林，爬崖上的小路，不小心栽下去就没命了。打柴、贩木头的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顺水把木柴飘下去，掮到木头集上去买，这样省力气，倒不省时间。比如说有四个人，先派两个人爬崖过坎地下到山外河底附近，事先约好放木头的时间，到时候把木头往河里一推，下边的人眼见木头飘了下来，拿着事先准备的一条长绳，绳头绑一只铁的飞龙爪，抛过去勾住木头拉到崖边。只有他们这些人走过这些小路，大部分人都不走，也不敢走。
老薛为啥有了修路的想法？他没说过，这个人讲不了啥大道理，那时候政府也没有喊出“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可事实上是等路修好了，咱这个地方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老薛要修路，我估摸是受了隔壁山谷中修了公路的刺激。那时候一批军工企业都进山选厂址，隔壁的山谷里头进驻了一家，就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一下子交通状况就不一样了。老薛可能就是受了这个刺激也有了想法的。啥？噢，咱这儿也有个军工企业，不过选在了河口那个地方了，可能一看咱这儿崖陡水急的形势，就没动修条路再往深山头钻的念头。
哦，咱这儿的人去县城只能走老路，就是沿着左侧的山上到山梁上，一天走近百里路才能到县城。没有紧要的事人就不动弹了。那个时候要去县城，走去得一天，第二天办完事到下午了只好就地歇下，回来再走一天，一来一去就得三天时间。因此上我们这儿有个顺口溜说：青峪川，溜溜天，东靠秦岭，西靠大山，出门上大坡，进县爬七盘。运输全靠人力托，担子担。说个笑话，要是把猪运到县上去卖，得四个丁壮小伙子把猪绑在担架上抬出去。山外的人笑话我们说，哎呀！猪还坐轿子呢。——那当然，74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路通了，到县城去当天走当天就回来了。
老薛把地形踏勘了一年。我刚才给你说了，没人知道他在干啥，以为他一天爱胡浪荡呢，因为那一年夏天，他走到佛爷坪那个地方，忽然从林子里窜出一只鹿，他就使劲追，鹿慌不择路，一下子扎到水里，他也扑到水里，硬是把鹿给抓住了，扛回来杀了吃了。乡上几个领导开玩笑说，叫老薛胡逛去，咱还能吃上鹿肉呢。等他主意定了，他就召开党委会议，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就炸了窝，说老薛你耍二毬呢，多少任领导想都不敢想，县上连想都没敢想，咱能把这事干成？有的人说，最好甭弄，最后半途而废还劳民伤财呢。
老薛说，我都想好了，人从13个村里选丁壮劳力，差不多有300多人，人的问题解决了。钱嘛，我出去给咱跑，一点一点往回要。关键是事不等人，得马上就干，要干的话，还只能从草坊村从上往下修，不能从河底从下往上修。河底的那一片山是另一个乡管的，害怕人家村民会出来阻拦，等咱从上往下修到他那地方时，他们就没话说了。第一批资金从哪儿来？先动用县上拨给咱修岭上路的钱。
他话一完，大家又乱了。有人问他，老薛，那笔钱可要专款专用啊！挪用是要犯法的割头的。老薛说，毬！要割头割我的头，跟你都没有关系。
副书记老李奚落他说，老薛啊！这一次割了头，下一次拿啥割啥呀！工程就撂到那儿，山上的路又修不成了群众要骂呀！
老薛就急红了眼珠子，说，不要前怕老虎后怕狼的，怕啥呢！我连死都不怕，你怕毬呢！
有人就又问，说到工程，就怕工程中间死人，死了人咱咋办？
老薛说，死了人我一命抵一命！
后头又有人小声嘟囔，你老薛又有几条命嘛！又是割头又是抵命的。
这个事虽然大家都不情愿，但还是定下来了。这是“一言堂”吗？我看不是，民主还要个集中嘛！在家千口，主事一人，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啥事都弄不成。要说老薛也不是蛮干，一年多时间，他把该想的事都想全了，都筹算好了。工程一开工，我就看出来了，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你听我给你往下继续说。
71年春天就成立了指挥部，14个人组成，老薛是总指挥，班子成员除了在乡上招呼日常工作的，其余都任了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人力调配组、材料组、医疗组和财务组，我当时从供销社抽调过来，当财务组的会计。我接到通知的时候离党委会召开才两天时间，我心想老薛又不认识我，抽我干啥呢？事后想，他其实早早把人都物色好了。
要说吃的事，300条人的队伍人人都是自带干粮，那时候没散社，人好组织，小伙子一天在工地上，村里给算12分的工。能吃些啥嘛！背些黑馍、苞谷糁子。开饭的时候，寻三个石头支一口锅，河里的水是现成的，春夏天坡上有野菜，将就是把饭吃了。睡觉就是在工地附近的平台上搭窝棚，俩人背来的被子合到一块儿，一条铺一条盖，就把问题解决了。直到来年修到河湾子，大家才搬到山顶的庙里去住，毕竟有墙有门，能挡风雨。
工程开始时有些蛮干。拿錾子錾，支了钢钎用铁锤砸。大白石头上，一錾一道白印，倒把手都震麻了，弄不好，铁锤偏了，倒把杵钢钎人的手给砸得血淋淋的。没办法，先往前走，找石崖硬度相对小的地方干，一截一截都没连上。
你问老薛？老薛不在工地里。你就找不见他的人。干啥去了？要钱去了，工程动起来，他就到县上去找县长。县长说，你个老薛呀！你这是先斩后奏呀，你是要把我逼到墙拐角，从我腰包里掏钱呢。咱县上这财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哪儿拿多余钱给你！老薛说，这我不管，我的人都动了，满山道里都插的红旗，你总不能叫我这会儿撤兵吧？
县长说，要钱我没有，但我支持你，你有本事要钱你要去，要文件，我给你出。
老薛下来就去地区公路局。公路局的领导一听直吐舌头，问，你能干成吗？老薛说，能，只要我人还在。后来他打听到那个单位有钱他就到人家单位去，一去就赖在那儿不走，说咱这儿群众日子的恓惶，说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咱河口不是有一家军工厂嘛，跑去又问人家要废旧炮弹。要上的钱大部分都买了炸药，就从岭上那条路让人用推车子一车一车往回推。有了炸药，就好办多了。老薛那时候也就经常到工地来转转。
当然，要钱的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整整三年，他就没消停过，一看炸药不多了，就往外跑。刚才我说老薛到工地上来。哦，有一次我也到工地上来，那是乡上小学组织学生来演节目，编的快板、编的歌曲。远远我看老薛在河对面，挽起裤腿就淌过河来。他比头一年我见他时瘦了一圈，脸上胡子拉碴，眼泡肿着。大家见他来了都说让薛书记讲个话，他摆摆手说，不讲了，我这人也不会讲话，大家都好好干，注意安全，顺着路就往前走了。
这时候班子里已经没有不同意见了，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干，赶进度，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小伙子们都卯足了劲干活，要说那时候的人实诚，不像现在，都耍奸溜滑的。接下来的事，就是用炸药的方法，一开始都掏个小窝窝，埋上炸药，一层一层地炸。老薛过来一看说，这不行，这炸到猴年马月去，得往深里掏，炸一回就要把大石头干掉！
按照他的方法，先用小炮一点一点轰，轰出来一个四五米深的大洞，一次就填进去一吨半的炸药。陈一丁？哦，你说的是让炮炸了那个，那是刚开始炸小洞时炸的，你想想，要是在大洞里没跑开，那还有他的人，那还不炸得粉身碎骨。
要说安全意识大家都有，那时候放炮是这样规定的。一遍号响，人员都撤离，当然是越远越好；二遍号响，点导火索。两遍号之间的时间不定，要看人撤离的情况如何，还要有专人在工地周围再巡视一遍。
说到死人的事，死了。范江海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不愿意说，老党员嘛！习惯这样，整个工程，两死一伤，现在看来也是个奇迹。伤的是陈一丁，你都知道了。死的第一个是竹萍的张学军，是个点炮手，导火索点着后，他就跑到对岸山梁背后的树林子里去了，想着会没事，谁知道轰得一声响，一块石头飞起来，越过山梁，偏不偏就砸到他脑袋上。我们赶过去，小伙子叉开腿坐在地上，两个胳膊拄着地，脑袋歪在一边，血把衣裳都浆红了。啧啧！可惜呀！才十九岁。另一个是冯文儒，五十多岁了，当时的身份是个地主，属于专政对象，也没让他干多重的活，那时候路都修到河口了，主要是平整路基。冯文儒平时也不跟人说话，干活时能离人远点就躲得远远的。我估计当时他心理有压力，精神有些恍惚，不知道啥时候不小心滑倒河里去了，等人发现沿河去找，发现有一片黑草在水里头浮着，走近去看，原来是他的头发浮在水面上，他的脚卡在护堤的铁丝网眼里，人直起腰，脸还是露不出水面，活活给憋死了。下去把脚从铁网上抽出来，脸都泡胀了，惨白惨白的。
头一回死人，我指的是张学军的死，乡副书记气喘吁吁跑回乡上找老薛去。刚好镇街上有集，一进街道，见老薛圪蹴在一个烟摊前称旱烟叶子，老李带着点腔喊，老薛，不得了，死人了！咋办呀？老薛头也没抬，继续在那儿摆弄旱烟叶子。老李说，老薛，你咋是个大尻子，毫不在乎呢！老薛把烟叶子称好往回走，老李跟着他说，你倒是说个话嘛！老薛说，多大个事嘛，干革命工作还能不死人？慌啥呢？话是这样说着，一脚却踏了空，身子一个趔趄，人就翻到塄坎的黄豆地里去，等他爬起来，沾了满脸土，鼻梁子上还蹭了一道红血印子。老李事后见我说，死人的事，老薛咋能不紧张呢！不过他是故作镇定，不想乱了军心。开始修路时，老李意见最大，可最后他的积极性最高，他是真心佩服了老薛了！
还要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72年，不，是73年秋天的一天中午，我在财务组的房子坐着，听见院子里几个说话：毕咧！工上不成咧！人都不愿意上工去了，准备往回走呢，你看急人不急人，偏偏这时候薛书记又不在。
我走出去问他们发生啥事了，一个黑脸的小伙子说，今早晨赶到黄龙潭那儿，老远就听见山谷里呜呜呜直响呢，等我们走近了，那声音响得连对面人说话都听不清楚。不知道谁说了句，不得了，怕是龙王吼呢！咱们修路触怒龙王了。草坊村去的一个小伙子当下就跪在地上，我气得上去在他尻子上踢了一脚，他才起来，可不管咱咋样劝说，就是没人动弹。尹师，你是文化人，你说到底有龙王没有龙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信这些神啦鬼啦的，我不信，说着话，其实我头发子也直发麻。正说着话呢，看见老薛进了乡政府大门，几个人就都围了过来。老薛听了情况，眼睛一眨一眨的，忽然看见了我，就喊，小尹，你过来，你信不信是龙王显灵？
我说，我不信……
他说，那就好，我安排你一个任务，你带四五个共产党员到工地去查看查看，回来给我说具体情况，我要先睡一觉去。——你们几个回去，让大家都休息，等通知再上工。转身回他的房子里睡觉去了。
我带了五个人顺着河下去，快到黄龙潭附近，果然听到了唿儿唿儿的响声，越往前走声音越大越清晰，那声音忽长忽短，忽疾忽弱。声音短的时候像是什么怪物在打呼噜，呼噜噜，呼噜噜……长的时候像是啸叫，呜噢噢——呜噢噢——半天停不下来。
听得我们头顶上的头发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我们六个人，谁也不看谁，压着心跳，硬着头皮往前走。路上的石块乱堆着，钢钎、铁锤胡撂着，人都跑光了。我说我们几个谁也没看谁，估计要是看了，一个个都是面色煞白，咋能不害怕呢！到了黄龙潭这个地方，大约是下午两点多钟，风小了，那个吼声竟奇怪地减弱了一些。我们沿着已经铺好的路面四处查看，发现这个地方正处在一个狭窄的弯道部位，你知道越是狭窄的地方风就越大，——岭上有一个地方叫风门子，人从那儿过去，让风吹得东倒西歪——我就怀疑这个声音是风发出来的。这样一想，心头一下子就豁亮了，我这么一讲，那几个人认为应该是这个原因。接下来就是找哪个地方和风接触后能发出怪声，找着找着就找见了，我们看见转弯处的一道十几丈高的山崖，下面被炸空了，顶端还有一大块岩石凌空伸出去。风在这儿一窝一拧，合着河里急速流下来的水声，这就是怪声的来源。想明白了，我们几个人很兴奋，立即赶回指挥部，拿了炸药，回来爬到崖背上，到天黑时，沿着一条缝，凿出一个大洞，把炸药填进去，点着，一下子就把那个崖头给卸掉了，怪声也就消失了。老薛后来到工地上来，很高兴，说，咱们要相信科学，要相信科学嘛！甭一有事就想是龙王鹿王闹的，都加紧干，争取明年7月份竣工，给党的生日献礼。
我问，到74年7月通车了？
尹中亚说，没有，到8月份才通的车，客观限制，没敢赶进度。
我说，老薛这个人很务实！他参加完通车仪式后调到哪儿去了？
尹中亚说，他没参加通车仪式，74年4、5月份就调走了。
调到哪儿去了？
好像是调到物资总公司去了，以后又到了县水泥厂当书记厂长，后来就退休了，现在也不知道人还在不在。要是在的话，该有八十三四了。
我问他此后还见过薛文彦吗？
他说再没见过，但是听人说，有人在县上的牛羊市场见过他，戴着草帽子和卖牛羊的人把手袖在袖筒里提码子（谈价钱）。有一年，老薛回了一次咱这里，一上车，车上的人就都纷纷起来给他让座位，倒把老汉弄得不好意思。售票员让他买票，就有人喊，买啥票呢！没有他，你能把车开上来？能挣这个钱？
月光很亮，洒了一地的银光。我说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尹中亚送我出了厂门，说，你要是能写，还真该把薛书记写写，这个人劳苦功高。我说我尽力吧，不一定能写好，感谢你，你今天这么一讲，这个人的形象就更具体了。
他说，陈年旧事，一时也想不完全，要是有机会，我陪你顺着老路走一回。
我说，我去看过，现在都不通了，有的地方断了，有的地方储成了小水库，用来发电，走不通了。
尹中亚忽然有点惆怅，半天没说话，抬头看看天的月亮，忽然说了句话，山里的月亮该又圆又亮吧。
五
今年国庆节，我找到了薛文彦居住的村庄，他的大儿子正在地里干活，赶了回来。听我说要找他的父亲，他说，去世了，去年把三周年都过了。我问他父亲曾经给他讲过修路的事吗？他说，没有，我父亲退休回来后就说自己是个农民，从来不提说过去的事情。他说他父亲一直在老宅子住着，去世后的丧事也在那儿办的。他一辈子离不开那个老屋，他说。
我们就又到老屋去。打开几乎生锈的门锁，入鼻的是一股木头发霉的味道。逼仄的小院，一旁是两间小厢房，正屋里一片幽暗，需要打开吱扭作响的后门后窗才能看清屋里的物件，墙角缀着沾满灰尘的蛛网，一只蜘蛛慌乱地向上爬去，消失在板楼的缝隙里。
他找了几本老人记过的日记让我看，翻了几本，也没有看见回忆过去岁月的文字。本子上只记着一些农谚、红白事联语、契约的写法等等。
他大约是刻意忘掉了自己颇为辉煌的过去，或许他认为那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事，不需要拿出来给人炫耀。
在一个本子的后几页上，他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此本摘录近三年，
现在基本已写完，
今后不再提笔写，
一心一意过晚年。
落款是：山村农人。
2015年10月28日午后写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