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

学 校

文｜王锡美

一

   处于秦岭向关中平原过渡的浅山台原，小寨与焦庄是这个偌大的被叫作焦坪上的两个自然村。白马河和当院河两条河水，从秀岭向南流下，在焦坪东西两边的沟道绕过，最终先后汇入灞河。深切的沟壑使两条河无法自流浇灌台原上的稼穑五谷，焦坪也就成了靠天吃饭的旱原。

  小寨不小，是个有百十户的大寨子，被一条官路切割成上阶和下阶；焦庄不刁，是座四周平坦的好庄子，分前排与后排。两村合起来超过了二百多户，却没有一院是大户人家，像那种家有万贯的极富极贵的富豪，这在上世纪五零年的解放之初，依靠地亩数标准划分家庭“贫下中农”成分时，很难界定谁家是地主谁家是贫农。勉强被划为富农的那两户，一家是五世单传，三口人的家庭却拥有近五十亩土地；另一家是八口之户，却有坪上家户最多的六十多亩田地，有一半还是坡地。坪上人家本来没有阶级和贫富之分，只是谁家日子好点或者坏点之别，见面不分年龄，按辈分称呼，以致有些人年少辈分却很高，同族年长的只好称呼其为“先人”，年轻的应答时是“哟，是＊＊＊娃他大”。

  村里庄户人家，每户都有不少于几亩的平地或者坡地，不是很肥沃，但绝不会沦落成贫穷。依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眷顾，坪地也很黏糊保墒，户户日子过的虽不太宽裕却也比较踏实，偶尔还略有结余积蓄，家境稍殷实的，也是抠抠索索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攒下的。

   温饱是基本有保障，这就滋生另一些非分欲望。除了添地置财，娶妻生子外，坪上人家还有一种虚荣：羡慕那些书香门第。见了有学问教书的人，都唯唯诺诺称呼其为“先生”。

   尽管家家重视教育，没少为后代花费钱财，但遗憾的是两个村子没有一间学堂，连个教私塾的先生都没有，也没有一家能单独请得起一个先生来教自家的孩子。

  村里孩子的算术和认字这些生存基本知识大多是靠天赋获取。就像种庄稼一样，长辈将自己稍略懂的自然知识和传说，识得的几个汉字，简单的加减算法悉数教给后代，剩下就是孩子自己的天赋悟性。这些就是孩子以后一生处事立世的基础，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四书五经”等道德礼数就靠家风家训熏陶传输了，个人的言行举止全凭道德约束，遇到意见有分歧的就请“先生”评判错对。

  家境稍好点的人家，可以将男孩子送到坪下就读，就是临近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墓莹的穆家村的穆先生处。女孩子是万不能去的，缠裹着的小脚走路不方便，读了书还会耽误学针巧线活，将来不好寻婆家，也是枉费家里本不宽裕的钱财，是贴赔钱财的货。人们崇尚“勤俭持家”这个道理，觉得殷实的家庭都是从牙缝里节省积攒下来的财富，钱要用在刀刃上。

  坪上坪下，四里多的坡路，早去晚归，孩子必须自己上下坡步行，时常还会有狼等野兽什么的出没，很累人也不放心。男孩大多是在十岁左右年龄，家里备好笔纸墨砚，被他父亲牵着手，走下焦坪，到了穆家村拜见穆先生。

   穆先生原名穆嘉琪，家境殷实，祖辈大多时候是早婚生子，到他时成了人老辈分最低的，人们仰慕他的学问，也不便直呼其名，都以“先生”尊称，他的真名倒是坪上坪下人知道的不多。

  穆先生的私塾开在穆家四合院的厦房。家人毕恭毕敬将什物交给穆先生，小心翼翼陪上谄笑，尽量斯文诺诺说道：烦先生多费心管教犬子。然后奉上不菲的学费，或银两（后来“袁大头”也行），或像麦子等粮食的硬通货（社会动荡时期只认粮食），然后让孩子行拜师礼。

    提起穆先生，周围几个村子无人不知晓。他是附近最有学问的人。四书五经熟记在心，还有礼、乐、射、御、书、数也懂。人们一进他书房，被满书架上的线装书吓的半晕，立马对先生肃然起敬。他戴着一副圆片的石头眼镜，端坐在太师椅上，从镜片上方投来冷冷打量的目光，悠悠点头说道：“竖子可教也”，就算是收下了学生。他时常还会说些带“之、乎、者、也”的话，不紧不快，慢条斯理，显得儒雅矜持。在这个落魄的清末遗老秀才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每当这个时候，村人心里泛起既嫉妒又蔑视的滋味。羡慕读书人那种高贵气质和不容侵犯的尊严，不屑的是他那股文绉绉、听起来有些别扭的老学究酸味，但无可奈何，谁要人家风水好，沾了柳公权的仙气，懂得那么多的学问，就又不得不低头为之。村人信奉“耕读传家”是农家世代最高最幸福的追求，期望通过读书，有朝一日，或许自家能有个仕途出息的后代，光宗耀祖，至少多一份在别人眼前的高贵和炫耀。坪上人当然不会说什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绉绉大话，但骨子里却懂得这个大道理。

    穆先生收学生，很挑剔也很严格。一则，收男不收女。尽管经历了清朝、民国时代变迁，社会动荡，穆先生依旧坚持着他的迂腐，男女授受不亲，他不会教女学生。偶尔有不守规矩的人舔着脸，加重学资，看在都是民国了，央求先生破例教教闺女识得几个字，都会被俨然拒绝，他不是那种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先生常说：钱财不是人生的全部。二则，必须目测过关。穆先生不说为什么，有什么标准，他是凭自己的感觉。但从先生常挂在嘴边说的“子不教，父之过”话中，人们猜测穆先生是怕收了不灵醒的孩子坏了他教书好的名声，他一辈子注重这个名节声誉。

   待读过几年书，能识文断句，写一些简单的书信，坪上庄户人家就让孩子辍学回家，回到他们世代居住的坪上。或种田耕作，重复着上辈人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或为他择得一门手艺去当徒弟学习，好以后人生立世，多一口饭吃。替别人盖房的木匠、帮人编造晾晒粮食铺炕用的席子等等，凡是有利于生存的实用手艺都要至少学会学精一门。

   但学做饭当炉头是首当的选择，而且成了村民历代的传统手艺。厨艺，“六艺”里没有，穆先生不耻教，其实也不会教。村人的这个英明决定在后来的历次饥荒年里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偶遇有天资聪颖，学习很好，且家庭能继续支撑学习的孩子，清朝时就要力争考取秀才，奢望取得功名。到民国时期，还可以到白马河西岸的杨坡头四贤二校读完小。那时候的完小毕业，相当于清朝时期考取了秀才。之后就要到县城、或者西安城考取国立中学继续学习深造，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村人都渴望自己的后代能有一个走这样的人生之路。

二

  王福钧是小寨村在穆先生私塾学堂里读过书的人。他家境况本不是多好，是父亲看他幼小时天资聪明，自有天相，右手长了六根指头，期望他通过好好读书，以后能为王家祖坟冒一股青烟，出人头地，咬牙卖掉了家里一亩耕田，缴足了三年的学费才进的穆先生学堂。

  王福钧很是愧疚，辜负了父亲殷切的厚望。

  书读到第三年的哪年，他十二岁，遗传父亲魁伟个高基因的他已经长到超出一般孩子的个高。第一次帮父亲拽着木毂轮的独轮车进西安城粜卖粮食。上老牛坡，走田王，进东门……，两天时间，一番劳累，终于将两石粮食粜卖后，父亲说领着他在城里转转看看世事，再让他尝尝西安的羊肉泡，接触一下坪外的世界。

  看到街上有穿着学生制服模样的人摇着小旗结队游行，高呼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一类的口号。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觉得热闹好奇，纳闷这些穿着洋气的人吃饱撑着了，咋咋乎乎胡求喊啥呢？这阵势这口号他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过。被人流推搡拥挤，无意中脱离了父亲视线，跟着这群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屁股后面想看个究竟。不料刚走了几步，被巡捕扭住，不容分说，当成闹事的学生给抓了，直接关进了班房。在百般磕头求饶无果之后，无奈，父亲又卖掉两亩上好的平地，托了几道熟人，递上了钱，才将他赎出。

   家里无力再供他继续学习，中断了他的私塾。在和穆先生含泪告别时，先生不无惋惜的不停叹息：亏了，亏了。

    他只好随父出门给人打工，大多是像盖房子、搬运东西类的短工，有时还进西安城谋一份不稳定的工作，挣一些碎银散钱，勉强能养家糊口。

  他后悔自己年少的懵懂猎奇，第一次出远门就闯了大祸，抱怨巡捕的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让家里损失惨重，也毁了自己的前程，他开始憎恨那个社会。

  民国十八年馑的时候，地少又逢持续天旱庄稼几乎绝收，工也没得再打了，家里的锅揭不开了，实在没法活不下去，他父亲出门翻过秀岭到渭北乞讨去了，大小伙子的王福钧自己只好选择当兵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一半是为了混口饭吃，一半是发泄淤积心中的郁闷。登记名字时，操着一口河南腔的长官拍着他的头，连说他名字起的“中、中、中”，当兵一定会升官发财，准能干到“副军”级。他苦笑着竟不知如何回答，只“嗯嗯嗯”点头。

  中原大战时，军队要拉到河南去打仗，恋乡情节很浓的他怕战死客地，不愿加入到中国的窝里斗，更不敢贪图什么“副军”级的前程，他没有这个命。又开小差偷偷溜回了家，继续他的打工为生。

   再后来，他还因为当过兵擅长偷溜，顶替周围村子的“壮丁”反复被抓了几次，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他用这笔“硬通货”的袁大头钱翻修了家里的老房，置办了两亩上好的平地，娶了川道上一个郎中家的女子回家做媳妇。新婚晚上，激动的王福钧拍着媳妇的屁股：“好货，好货，有钱真好！”

    他知道凭他个人也改变不了社会什么，准备安安生生过自家的小日子。

   待他四十多岁时，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民国结束了，社会开始了另一个时代。他重有了土地，而且作了村农业合作社的社长。

  也在那一年，七十岁的穆先生染病卧床了。他不能再开私塾，也不招学生了，坪上的孩子竟一时无处可去读书，全成了放羊式的散养状态，窝在家里帮大人干农活，闲了瞎逛掏鸟窝惹事。

  王福钧心中结下了一个疙瘩。

  他不想让村人的后代再步没文化的后尘，想为家乡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也是在那以后几年，社会上掀起“扫文盲”的学习运动。王福钧借机联络焦庄村，焦庄人更是热心迫切，随机召集村民凑钱出力，在两村的就近处，小寨村麦场的东南角要建一座校园，为两村的适龄孩子提供学文化的地方。

  于是，有人伐了祖坟上的楸树作檩；有人砍了自家院内槐树作椽；有人出力制作胡基，有人出工挖地基……，还有几家合伙出钱，请了烧窑的师傅，又有几户提供麦草秸秆，在毗邻的瓦窑烧制起盖房用的砖瓦。

  一年后，一院两排瓦房作教室的校园建成了，五年制小学，白天供孩子学习，晚上用作村上扫除文盲。

  讲桌和课桌是用胡基做的土坯平台，根据年级不同，课桌的高度不一。凳子须得从自家带，有矮个子的孩子带了条高凳子，高个子孩子带的是低凳子，于是教室里就出现了座位参差错落的不整齐现象，就像庄稼地里良莠不齐的玉米杆。黑板是焦庄李老汉捐了自己一叶棺材，锯成一米见方的木板刷了油漆做的，白灰块就是老师的粉笔。

   老师是申请上面派来了一个，是支援大西北建设来的江西人，本来是右派教授要改造，因为年纪大了，干不动体力活，就发配给偏远的焦坪。这可乐坏了王福钧，他才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是有知识有学问，他就到公社申请放到他手下监督改造。另两个则是从两个村子里识字较多的人里挑选的，其中一个姓朱的人们都传说他媳妇和王福钧是相好，他的孩子面相长的特像王福钧，而且也是六根指头，王福钧被“把柄”了。一个教室坐了两个年级的学生，这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那个年级的学生就自习做作业。一个老师既要教语文，又要教算术，空闲时还要代体育课。好在那个时候，小学里只教语文和算术，体育课很简单，就是看着学生自己在操场上玩，别打架乱跑。操场呢？就是校门口村子的麦场。

   虽不太正规，但毕竟有学校了。起了个“焦小联立学校”名字，不高雅也不落俗，从此结束了焦坪上没有学堂的历史。招收的学生也不分男孩女孩，只要适龄，两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来，孩子们终于有地方可以读书学习了。

  王福钧很是高兴，隔三差五就会到学校转转，监督一下右派有没有好好改造，也看看学校有什么需要帮忙解决的。他喜欢看孩子们叼着铅笔学习犯难时的样子，听他们稚嫩却清脆、吐字不清却带有浓浓乡音的读书声。

   钱增鸿就是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上学那年，他十四岁了，作为村里最小的文盲、最大的学生进的学校，还没等毕业就又参军离开村子走了。

三

  一晃几年过去了。

  朗朗读书声就像每天升起的太阳，清脆、明亮、鲜活，映衬着秦岭，在焦坪的上空回荡，几乎没有间断。孩子们活蹦乱跳的身影，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音符一样跳跃。这一切让这个坪上乡村充满生机活力，也充满了希望，俨然是乡村最美的一道风景。

   这几年，坪上乡村随着社会的变迁也起着波澜，就像大海狂风巨浪，作为港湾内的学校但基本是平稳运行着。

   让王福钧怎么也没想到，到了最近几年学校也不在平静。人们变得急躁浮夸，从放开肚子吃一下子切换到饥肠辘辘，他和生活就像过山车一样。伴随着年岁增长，50多岁的他，体重从180多斤逐渐降到不足120斤了，立马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头，满脸皱褶，苍桑衰老。焦坪上似乎风不调雨也不顺了。持续少雨的塬上田地像饥渴人裂开的嘴巴，眦裂着嘴皮喘着气祈求雨水的滋润。人们忍着饥饿下沟，用木桶挑着河水，一担担，一趟趟，攀上爬下，浇灌坪上田地里矮小打蔫、叶子抽条的禾苗。那时的村子，连电都未接上，更别提抽水灌溉。庄稼连续三年欠收，公粮也缴不足了，国家返销粮年年都给。饥饿如瘟疫一般开始在村里滋生、蔓延、惶恐。有人开始剥树皮、挖草根，甚至剜观音土充饥，屙不下又用老式的铜锁钥匙把从肛门掏；有人锁了家门悄然出外逃荒讨饭，唯恐别人知道；有人没名其妙走着走着就直挺挺昏倒，连一个趔趄都不打。邻村有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能给婴儿有充足的奶水，瞒着家人，偷偷答应和一个老光棍睡一晚上交换一升苞谷，噙着眼泪忍着心疼任老光棍折磨一晚，谁知第二天早上，老光棍边提着裤子边得意洋洋说没有粮食，竟赖着不给。年轻母亲气愤不过，又羞于启齿找人评理，一头栽下，直接跳老光棍家的水井了。

  人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吃了，又什么都吃，只要能下咽，什么事也做，只要能活命。

  钱增鸿媳妇流产了，是在昏倒之后，婆婆看到她的裤子被血染红时知晓的。瞅着单薄羸弱瘦小的儿媳妇，想着整天都是喝着能照见人影的汤糊糊，婆婆心疼地说一定是饿的。

   在城市或者工厂工作的几个人，悄悄地也是零星的重新回到村里，又不言不传地下地干活耕作。都是国家的人了，吃着定量的商品粮，有的还是单位的小领导，他们宁愿再当农民，也不愿呆在当地挨饿。

    他们私下说：国家要给人家还债，大家都得勒紧裤带，这是全民性的饥荒。那饿的感觉太难受了，有的地方都死人了。

    甚至煞有介事说：谁在街上敢拿出一块馍，会投射来无数束贪婪凶残的眼神。不出几步，准有胆大的人乘你不备上前从手中抢夺。倘若你追，那人就将馍馍摔在地上，再踩上一脚，或者对着馍馍吐几口唾沫，追上的人看着被弄脏的馍馍，瞅瞅抢馍人可怜乞求的眼神和骨瘦如柴的身体，最后就会悻悻而返，放弃罢了。

  钱增鸿在甘肃的一个工厂，已经当上车间的主任，他也逃回到小寨村。他是当兵后又复转进的工厂。他说，当年参军，就是为了逃离这个不饥不饱的坪子，不甘心像父辈一样被温水煮青蛙似的老死在焦坪。这次回来，不全是心疼媳妇，也不全是因为厂子裁减人员，那儿连树皮都被扒光了，城里实在找不下吃的东西，咱这农村好歹能弄些树皮草根啥的充充饥，保住命。

  “早知道遭这罪，还不如战死在对印反击战中。”

   钱增鸿有时不无遗憾埋怨，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咱就是焦坪的命！”

   在后来的人们观察中，在外面食堂里给单位造饭的厨子，没有一个逃回家。这在以后工农业差距被拉大的上世纪60、70年代，无不庆幸当初年幼学艺时选择行业的正确。人们相信：郎中守着病婆娘，再饥不饿勺勺客。有人又给添了一句：笑贫不笑娼，无用是书生。

  人们彻底被饿怕了，饿疯狂了，几无尊严。

  当钱增鸿找到王福钧，王福钧正因为身子浮肿，困乏无力，面黄肌瘦，忍受着病魔折磨，已经卧床两个多月。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变得像麻杆一样瘦单。做着赤脚医生的老伴，在稀的挂不住勺子的面糊糊饭里时常加一些陈年黄芪片等家藏的中药干片煎熬，一勺勺喂他。她感激她父亲是作郎中的，让她懂得一些中医知识，什么中草药能权当食物救命。

   对他的病，老伴也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老伴抹着眼泪哽咽说他的大限将要来了。

  不待寒暄，坐在炕角的钱增鸿告诉王福钧：学校改成养猪场了。

  王福钧很是惊愕：为啥？

  钱增鸿说：得让人先活着……。

四

  得助于老伴悉心照料，王福钧终没有被死神带走。

   待王福钧病稍好些，他拄着拐杖，拖着沉重虚弱的身子慢慢挪到养猪场。这座他曾引以为豪，亲自吆喝着建起的联立学校，已经改成了生产队里的饲养场。原来的教室用作堆放杂草、秸杆等猪饲料的房子，院内空地用一排排一米高的土墙作围格，隔成方块猪圈。圈里养的几头黑猪比猴子还瘦，毛比刺猬还长，慵懒卧在墙根晒着太阳，看见了他，从喉咙发出“哼哼哼”的声音，有气无力。

  “咋比我还可怜？”

  站在猪圈边，茫然凝视着变化的一切，王福钧无奈又伤悲。他手扶着围墙，凄楚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心仿佛刀子剜着般难受，感慨良多。

  对这个汉子来说，饥饿可以靠意志强忍，病痛可以凭精神坚持，没有他迈不过的坎，跨不过的沟。可眼前这一切比他挨饿害病更令他难受。

   他明白：这都是饥荒闹的。几千年来，“民以食为天”是至圣至真的道理，没有谁能逾越。历史上，因为饥荒导致人口锐减、社会动荡、朝代更迭的大有事在。他当年当兵就是为了活命，坪上人世代都认可“笑贫不笑娼”这个理。学校改成养猪场也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不论干什么事，毕竟人先都得活着，贫穷是人们生存的底线，所有的礼数尊严追求都是建立在温饱之上。

   他不明白为啥到现在人们还会挨饿？

   老师和学生被分散安排进了两村的药王庙、土地庙和李家祠堂教学，较远的小寨沟村和庄科村的孩子，则在沟里昏暗的窑洞里上课学习。寺庙里的神仙塑像被“破四旧”扔到沟里，祠堂里的牌位被请回各自后人的家里……。总之，腾空房子用作教室。各个教室像军阀割据，被分割成东一片西一片，七零八落，离得八十丈远，而且里面堆放了许多杂物，有生产队庄稼收割时用的扫帚、木锨，也有耕地用的犁、缰绳，显得猥琐、蜷缩、邋遢、黑暗。苦了那几位教书的老师，早上给一年级教算术，下午夹着教案跑到另一片给五年级上语文课，像打仗一样紧张，被劳累还疲惫。

    这几位老师都是顶替先前几位老师走后新来的。江西老教授不到一年又被调回原先的单位去了，说是单位不能没有他。姓朱的老师看女学生的目光怪兮兮的，而且时不时还有无意碰碰摸摸的小动作，被开除了。这些新晋的老师有的是上级派来的，有的也是“扫文盲”运动中学习好招来的。

   但老师们似乎理解这些，脸上常常还挂着笑意，却隐带着一丝淡淡的无奈和苦楚。在他们看来，没有被打成“臭老九”已经是他们的万幸了，况且还有书教。

   到70年代初，我已经能记事了。我依稀记得那个破败矮小猪圈的模样，就像一座衰败废弃的寺庙。满院的荒草萋萋，蒿草长的比人还高。房屋八面漏风，站在里面，犹如夜晚仰望着星空。

   这个时候的王福钧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或许是当过兵，他的身板依旧挺直，两眼的虎眉八字摆开，眼神依然炯劲，但额头和脸颊的皱褶纵横交错。岁月已将他变得衰微苍老。

   他常常坐在门前的石墩上，噙着旱烟锅，用玉米须和干蒿草搓成的火绳点燃烟丝，冒一口青烟，咂吧着嘴，然后在屁股下的石头上磕磕烟锅，再恍惚无神望着自家的房子和房脊上的天空。装烟丝用的烟袋在烟杆下左右晃荡，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回踱步。

   他寡言少语了，不再像过去哪样行动刚劲有力，说话声音洪亮，时常长时间沉默发呆，好像有太多的心事。

   看着孩子们风一样飘过，带着一路无忧的笑声，他会露出惨淡干涩的微笑，像从嘴角的皱纹里生硬挤出似的。

五

   又过了几年，当饥荒逐渐缓解，人们度过了难耐可怕的时光。尽管日常生活的粮食都是些杂粮粗粮，仅仅能下咽裹腹，终不至于有人再饿死。

  养猪场还在将就维持着。

  猪还是一年一年饲养，可就是不见猪长肥长壮。年初逮的猪崽，活蹦乱跳，喂到年底，村人期盼猪养肥了，杀了，分得一半斤肉，也好改善一下清汤寡水的肠胃。猪的身架是有了庞大，却依旧骨瘦如柴，总不见脊背长膘腿上长肉。

   人们涎着口水，瞅着瘦猪，眼里冒出贪婪又疑惑的绿光。人们胡乱找着原因：用作追肥的饲料，生产队没有少拨？！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但不管怎样，瘦猪也照样杀了吃肉。猪的全身都是宝啊。

  岁月在慢慢流逝，日子还在一天天过，却始终消除不了人们的疑问。饲养员换了一个又一个，可一槽槽猪总是不给力，没有一头出栏的猪肥的有油水有膘肉。

   后来，公社来人说，养猪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就连村里威望很高的王福钧也不敢拦。村人们瞅着王福钧铁青的长脸，双眼露出无望的眼神，都呆呆的站着，任凭清风胡乱的吹。

   于是，养猪场被废弃了。钱增鸿带着一伙年青人，把五头半大不小的猪全部宰杀，支了一口大铁锅，添满水，撒了一把盐，再把所有的肉汆入，点了柴火炖了，每户分了二斤熟肉。肉汤则被几个帮忙杀猪的喝了个干净，舀汤时的汤瓢刮得铁锅底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响……那会儿，人们“咂吧”着泛着油光的嘴巴，像过年一样高兴。

   推倒的墙土，捣碎，搅拌着猪圈里的粪土，作为庄稼的肥料施到田地中。溜下的步瓦和拆下的椽檩木料收集到一块，王福钧说，以后再盖学校时或许能用上。

   人们再也不必寻找猪为什么始终养不肥的原因，不再为猪的事烦恼纠缠了。

   人都吃不饱，怎能养肥猪？

   养猪场又恢复到焦小联立学校之前的模样，夷为平地，成了麦场的一部分，在老柿子树的荫映下，变得宁静安详，融入到了乡村空寂的氛围。

   人们习惯了贫穷，也就安于贫穷。既然家家都一样贫苦，命运又无法改变，人们变得麻木无望，就像让孩子上学，不再奢求，仿佛是为了混年龄，待到十六七岁，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得挣工分养活自己。

六

   那个时代是没有学前班的，孩子都是处在“散养”状态下，到了入学年龄就直接报名入学。

   待我八岁需要上学时，饥荒已经过去了多年，尽管还是处于吃不饱时期，但小寨和焦庄两村的孩子已分别在两地寺庙、祠堂和窑洞上了几年课。同学不一定同校，孩子们如同打仗的战士，随着年级的升级，在不同阵地穿梭奔跑换防，就是为了求得一些知识，以后长大活人能写自己名字，不被人欺负，免得被叫文盲。

   母亲领着我怯怯去报名。那时候是春季招生，春天出生的我，不料被那个女张老师告知年龄差了一个月。还有，村口用作教室的药王庙太狭小紧张，容不了那么多的学生上课。

    校长拒绝了：明年再来报名上学吧。

    母亲很是纳闷：生活这么难，现在的孩子怎么还越来越多呢？

   张老师的眼里有一份忧怨，话语隐蕴着惶恐，神情多了些苦相。

   她没有穆先生的矜持斯文神态，也没穆先生文绉绉的酸样，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留着齐脖的短发，圆圆的脸庞有不同于农村人的干净白皙，有着别样的文静和青春之美。有时，能从她身上闻到散发出的淡淡雪花膏香味，就这也被人时常莫名说成臭美臭老九。

   在庙的东山墙一侧，盖了一间厦房，门口支了一个媒炉子，张老师自己做饭。她独自一人带着自家孩子，丈夫在外地工厂上班。她的和我同龄的孩子也在待学，是叫小勇，我们俩倒是成了经常玩耍的好朋友。

   似乎是为了发泄怨气，排除旺盛的精力，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将张老师晒在门前的用作做饭的煤块有意捣碎成砟沫，或者将张老师晾晒的衣服拽下，再狠狠踩上一脚。我觉得是张老师不让我上学的，全是她的错。

   已经是民办教师的钱增鸿，信心满满说：明年，咱们大队在十字路口给大家盖一院比原先更好更大的学校，让所有的孩子都来上学。他是队上作为“又红又专”的根正苗红贫下中农后代，被选派到大荔师范学校进修了两年后，回到村上教书的。

   钱增鸿没有说根本原因：村里的寺庙和李家祠堂也被认为是封建主义余毒，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教不出社会主义的红苗。

    当时就发生过一件事，印证了这个说法。

    时值“批林批孔”运动火热开展中，学校也不例外。小学生们用稚嫩的童音在班上声泪俱下讨伐，用歪歪扭扭语句不通的作文批驳。

    不知什么原因，在一次声讨会中，上小学的王福钧孙子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嗫嗫嚅嚅说：我爷说，孔老二是个好人！

   追查了王福钧，戴了国民党卧底的帽子；追查了张老师，被记过处分，还追究了众多人，最后归根的结论是：这么根正苗红的后代全是寺庙的错。

    寺庙和祠堂必须拆除，但被用作教室的房子，队上一时半会实在没地方找。

   在等待入学的一年里，无所事事的我，时常扒在窗户往教室里张望，羡慕坐在尽管条件简陋却能有机会读书的玩小伙伴，期盼这一年快点过去。一个人时常无聊玩耍着，上树掏鸟窝，下沟扑腾河水，又随时随处发泄着童年的无名恼火，从很远的隐蔽处朝庙的门窗扔土块；将静卧的黄牛无端踢上一脚，或薅上几根牛毛，看牛扭过头艰难笨拙起身；追打着正“恋爱”的两只狗儿“嗷嗷”乱叫，坏坏的笑。

   那时的童年生活，只是无所事事的空寂无聊的玩耍，如同一棵小树任由天性发芽生长。和现在相比，没有太多的来自家庭父母的督促，没有对未来更高奢求的兴趣爱好辅导的压力，。

   现在知道，当年年少的我也在经历着另一种饥饿，一种源于对知识渴求的饥饿，一种精神上的饥荒。而那种无所事事的空寂无聊也是一种折磨和煎熬，是人生的一种痛苦，是生命成长张力的需求和扩展，在心底涌动，寻求突破。

七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邻村焦庄的李家祠堂里念的。背的书包是母亲用多种色彩布块缝制的百纳包，长长布带的斜挎包，像联合国的旗帜，又像足球似的。

   与李家祠堂一路之隔是两座土木结构的破旧寺庙，具体什么神仙的，已经记不清，好像也被用作其他年级的教室。

   李家祠堂绝对比寺庙阔气多。它四面是用蓝砖砌的墙，房子明显高于周围其它房屋，属于两晋三间式的。后面一晋的房子堆放杂物，前面一晋的房子用作教室。前晋其中一间隔作老师的办公，另两间作为通道和教室。教室没有窗户，只有过道投进的光亮。黑板是用一米左右长的四、五块木板钉成的，刷了一层黑漆。课桌是一条木板，再钉四条腿，凳子是从自家扛去的。

   整个教室显得黑暗简陋。

   教学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是由家在隔壁的李老师兼做班主任全程教授。

    在这里，我人生的帆船终于驶进探索知识的海洋。

    升至二年级时，我终于进了钱增鸿所说的“十字路”学校，叫：小寨小学。因是上下秀岭的大路和到两边河道的小路十字交叉处，所以叫“十字路”。

   那时候，村子叫生产队，几个村子组成大队但又被分成若干小队。而生产队也很贫穷，一个劳动日值一毛钱，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才算一个劳动日。队上是利用了拆除“焦小联立学校”时省下的木料，又砍伐了两边沟坡上的一些粗壮树木，动用了上千个劳动日，历时一年多才勉强建了这个有窗户的土木结构的学校。教室的窗户是两页对襟式方格的，窗棂须得报纸糊才能遮风。一半木质一半土台作的课桌，凳子是条凳，坐两名学生。

   学校坐落在一座土丘上，四面招风，显得如孤茕孑立的高傲儒者。两排六间瓦房对立，中间是操场。有木质做的篮球板，水泥抹的面子的乒乓球台，挖个方坑，撒一层沙子，就是跳高跳远的沙坑。

   厕所就是在墙外露天挖个坑，苞谷秆圈围而成。

   学的知识依旧是语文和算术，一个星期多了一节体育课。

    语文是老师用家乡话教的，这让我时至今日拼音都是不标准的。算术却是全球相通的，一直到了高中都是我的强项。体育就是在干瘪的沙土上投投篮球，在水泥浇筑的台子上打打乒乓球，没有其他课程。

   整个学校简单明亮，比在寺庙、祠堂好多了，和20多年前的“焦小联立学校”相比，校舍却几乎无二，设施很简单。

   尽管民办教师占了一半，钱增鸿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转正了，成了有名分的正式教师。公办老师也增至三名。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换成了公办杨作舟老师，再到五年级时换成了李尧斋老师。是他们让我知道，小学念完书就要升中学念，中学念完书就可以走出县城，去省城或者外地念大学。大学毕业后就算有知识的人了，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精彩……。

   庆幸的是，在这里，我迎来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也迎来教育改革的时代。春季生改为秋季生，高考制度恢复了。我终于从焦坪走下，进了穆家村旁边的李后中学，再走出了蓝田县……。

八

   多年后，这所“小寨小学”在进一步的教育改革中也被废弃了。校园作为庄基地出售给从沟里搬上的小寨沟村民，成了一块住宅。焦庄的“焦庄小学”也未能幸免，也随着被撤销了。焦坪又恢复到以前没有学校的尴尬境界。又过了几年，我走下焦坪读书的“李后中学”，这所全公社最好的中学也租赁出去变成了养鸡场。

   原因竟然是：生源严重不足。

   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有钱有能力的家庭让孩子到教育资源更好更高的县城去读书。因为那里有标准塑胶操场，有明亮宽敞的楼房教室，有受专业培训、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孩子是赁房居住、雇人照顾。

   钱增鸿也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县城西街小学读书去了。

   剩下家庭条件稍差的寥寥无几孩子，被整合到焦坪下的李后村小学继续上学。学校的设施很齐，有阅览室、球场等，两层楼囊括了六个年级。教师一律是公办的，有的还是支教来的大学生。十岁左右的学生是全日制寄宿，“蛋奶工程”保障他们身体健康成长。

    ………。

    时常回家探望母亲的我，也偶尔到曾经的“小寨小学”周围转转看看，看着校址已经变成阔气的两层楼民宅，心中难免有些失落和伤悲。我是凭吊自己逝去的少年，还是叹息学校曾经的落寞？

九

  长大以后，当我读战国时期管仲《管子·牧民》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文句时，理解了王福钧为啥面对养猪场时双眼会噙满眼泪，心如刀割。

    现在也时常想，别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别说什么“再苦不能苦教育”，别说什么“尊严高于一切”。在饥荒时期，当人们面对饥饿痛苦与知识渴求的艰难抉择时，饥饿是现实的，知识是苍白的，教育是未来的，尊严是虚伪的，本能才是急迫真切的。解决眼前饥饿是首要任务。诚如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所说：“现在才是生命存在的唯一形态”。

    我能理解当下有的家庭贫困的孩子，尽管学习很好，各方面也优秀，却中途不得不辍学的苦衷。王福钧的重孙前几年考上了大学，却因高昂的学费不得不四处筹措钱的窘迫。我更支持国家消除贫困采取的种种举措。但不可否认，这些只是保障了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基本生存的需求。

   更高的精神追求呢？

    我知道，现在的人们不再经受身体饥饿的折磨，衣食无忧，基础教育也不用发愁。但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会有更多的奢求，好多人又忍受着对知识的更高渴望，个性的自我张扬与欲望膨胀，精神世界的饥饿折磨。

    有这样的社会现实：家庭拥有的财富多少，家长社会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决定了子女追求知识的高度。

   人的痛苦是被贫穷捆住限制，社会的悲哀就是停滞不前。而负责文化传承和知识赋予的学校，在这其中有时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当到了觉得生命宝贵，时间需要加倍珍惜的年龄，我不由得想到：在渴求知识的年纪，我如同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里的人们，生命被本能束缚着，追求被知识饥荒着。饥饿是暂时的，它总会被美好的未来刷新。困难也是暂时的，总能被明天克服，但我有限生命里最宝贵的多少儿童时光却被浪费掉了。

   我相信未来会更美好，也不会覆辙过去的脚印。历史是一面镜子，照着艰苦的过去，思考着隐患的现在，也反射着期待的将来。

   不求岁月静好，但愿世事无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