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有上过学

                                    作者  汪学全         

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很普通，生前未激起门前溪水的波波涟漪，逝后未惊动屋后丛山的阵阵清风。

远在张家口部队军营的大姐生小孩，母亲带着我去伺候“月子”。大姐抗美援朝回来才结婚，大龄生育，很希望母亲多呆几天，可刚满一个月，母亲说啥要回家，理由是：“小学要开学了，不能耽误你老兄弟上一年级。”七八百里，紧赶慢赶，傍晚赶到她娘家所在的小镇，听说全县小学明天统一开学，而我们娘俩明天才能回到十六里以外自己的家，她立刻让自己当老师的娘家侄女给我报了名：“先在这儿上着，以后再转回去。倘若明天中午到了家，报不上名了，咋儿办？”娘家人笑她：“纯粹字馋的！”

这话一点不错。她娘家那点钱，供一个弟弟上学就很紧张了，三姐妹只好干瞅着——不，母亲没有干瞅着，她或是一看到弟弟放学，就跑前跑后地追着弟弟问：“今天在学校里又学了什么？”“给我说说吧，”或是乘弟弟玩耍之机，索性把弟弟的书拿过来，躲到柴房等大人不易发现的角落，偷偷看一会儿。还别说，就是凭着这股死乞白赖的劲，母亲出嫁前就能背诵《百家姓》、《千字文》和《名贤集》了。出嫁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生养了几个孩子的母亲，忙完活计，还总要找个书啊、本啊，叨叨唠唠、比比划划识字、写字。其实，这时候，她已不仅能帮助邻居的姐妹念信，有时还能提笔给当解放军的大哥、大姐写信了。当然，内容都非常简单。

就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冬天，生产队会计编了几首顺口溜，让几个老人、妇女在“赛诗会”上朗诵。那天晚饭后，母亲领着我去镇里参加赛诗会，临开始前，把我推到那位会计面前说：“别看他刚上半年学，字可认了不少哪！”

确实，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我比他们多认识不少字。为什么会这样？直到十几年后，我家拆旧房，在破旧的木头炕沿上、在厚厚的窗台糊纸上，人们还看到了粗重的、歪歪扭扭的，甚至写错的铅笔字迹：老师、学校······这些都是我写的，是母亲在炕上缝补衣服时，手把手教我认字时留下的。

听了母亲的话，会计当即给我写了四句七言“诗”，让我试念一下，如果行，立即准备上台朗诵。“赛诗台”设在曾为清代王爷府的银安殿里，悬挂的几个“汽灯”，虽然比煤油灯或者蜡烛亮很多，但发出的光总是闪烁不定。母亲既要追逐最近最亮的灯光，又要躲开前后左右移动的人影，眼盯着、手指着会计给她的纸条，一字一句，领着我念起所谓的诗句来：“听说——美帝——占——台湾，额（我）们——听了——心不甘，别看———额（我）们——年纪小······”

“错了，错了，是‘我们’，不是‘额们’。”

“怎么错了，大家伙不都是这么念吗？”母亲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老师教的，应该读‘我们’。”

“对对。我儿子上学了，就是要听老师的！”面对我的挑疵、反驳，直至我毫无惧色、大声地在赛诗台上读完此诗，我惊奇地发现，跳动不止的银白色灯光下，母亲的表情一直是那么兴高采烈。

六年后，我给了母亲一次真正的惊喜：在全校四十多名小学毕业生中，只有我拿到了县城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母亲给我煮鸡蛋、烙香油饼，缝补衣服被褥······十三岁，孤身一人到五十里外求学，我竟然没有一点胆怯，我知道，这完全是因为母亲，是母亲的目光、母亲的心一直紧紧跟随着我。

然而，三年后，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不但打昏了我，进而也给了母亲一次沉重的打击。“文革”开始不久后的“派性”争斗中，十六七岁的我糊里糊涂站错了“队”，学校“革委会”在所谓“复课闹革命”中的一纸“你未被录取”通知书，断送了我的高中梦。

“一中不要你，四中不能也不要你吧。要不，我找人去问问？”四中就在我的家乡，大哥的同学就在那里当老师。母亲不甘心我的求学之路就此结束，试探着跟我商量。

“算了吧。就算能上，天天开批判会、打嘴架，有时还动手，有啥意思······”看见我本身对上学已经失去了兴趣，母亲不再说什么。

此后，我很快成年，母亲也把对我的关心转到成家立业上，不再提及学习的事。但是，当她知道，同样跟着木匠师傅学手艺，我却和他人不同，每天晚上，都要在用“文革”传单背面装订的本子上写写画画：有柁、柱、檩、架、桌、椅、橱、柜的简单结构图、有说明文字，甚至还有看法、体会；我去水库工地劳动，每天累得汗流浃背，却还坚持写日记——一天，把装满砂石的“斗车”拉上水库大坝，我第一次顺手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卷烟，聊解疲乏。当晚就在日记上反省了自己的“堕落”，下决心拒绝不良诱惑；为了维持生计，春节期间，我和哥哥冒着纷飞的雪花，到燕山深处打柴，我竟有感而发，站在山巅上，大声吟诵起自己创作的“诗歌”来······总之，凡是这类与“文化”“学习”沾边的事，只要母亲知道了，她那已渐显苍老、浑浊的目光总会“倏”的闪过一丝明亮。

这一亮，别人不会察觉，只有我会看见。

我看见了：当我创作的诗歌、小说，第一次变成铅字，在刊物上发表时，母亲眼中的亮光竟没有一闪而逝；

我看见了：当我以30岁的年龄，重新参加考试，终于走进了国家师范院校学习时，母亲闪亮的目光终于辉耀出久违的惊喜；

我还看见了：十月一，国庆节，学校放假，我惦记着秋收，急匆匆往回赶。远远地，我发现，家门前几堆豆秸间，一绺白发在秋风中飘来拂去。啊，是母亲，七十多岁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求学，正在用木棒敲打着已经成熟，却迟迟不愿离开母体的豆粒······

我更看见了：由于长期操劳，饮食无常，母亲患有严重的胃病，到了冬天，还会犯气管病。咳嗽厉害了，吞咽两口酸梨、玉米饼等较硬食物压一压，可能好受一些，但是，胃又受不了了，立刻疼痛难忍。就这样，两病相尅，恶性循环，到我大学毕业时，母亲已被病痛折磨得眼窝深陷，瘦弱不堪了。

毕业分配在附近的中学教书，我本可以好好侍奉侍奉母亲，但是，不久后，县城传来消息，上级打算调我做全县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既然是打算，就有商量的余地。然而，还没容我作出拒绝的表示，知道了消息的母亲就对我说：“去吧，公家想调你，就是看得起你。我没事，用不着你总在跟前侍候。”从母亲的目光中，我分明读到了欣慰、满足与期待。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那次，在单位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同事，到我的家乡那片培训教师，当天傍晚，买了几个夹肉的烧饼，走进了我的家门。里屋没有生炉子，只能依靠堂屋锅灶做饭的余温通进里屋的土炕取暖，而这点温度顶多烘热炕头，对其它地方，基本就没有作用了。母亲就坐在炕头，而身上则围着一条棉被，头上还戴了一顶棉帽子。棉被的两个角，一边捂着一块馒头，一边围着一个水杯。馒头是硬的，水杯里的水已经不冒热气。

同事是在母亲客气地请他喝水，他诚恳地递给母亲肉烧饼，母亲连连推辞说“不用不用，我有吃的”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这一切的。“室温顶多也就是四五度，老太太总在咳嗽，”同事感叹地对我说。   

平时交谈，我也大略跟他说过我家里的情况，如今由他讲出亲眼所见的我母亲在困窘中的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他见我神色有异，立即转换了话题：“我呆了那么长时间，她一句也不没抱怨自己的儿女，没有抱怨眼下的日子，只是打听你在单位工作怎样，称不称职，还一再请我多帮助你，好让你多学习点知识，多长点出息。这老太太，可真不简单”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满眶的热泪······

这是我听到的外人对母亲的最高评价。

那以后三年多，母亲就去世了，至今已经三十六年，母亲的音容笑貌，在我这已经退休的儿子心中也渐行渐远。然而，每当联缀起母亲那些并不绚丽、并不惊人的“求学”往事，我就会红尘警醒，岁月不泯，时时觉得自己依然是个懵懂幼童，正在母亲的循循引导下，孜孜以学，上下求索。

                                     201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