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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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学全
据说，在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这个山间小镇曾经拥有的众多寺庙中，鲁班庙的香火之旺盛是数一数二的。哪怕在战乱时期，只要到了农历六月十三，即所传的鲁班诞辰日，由当地匠人提前推举出的临时班底就会筹集经费，请来戏班子，在正对鲁班庙的大戏楼连唱三天大戏。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木匠、瓦匠、石匠、铁匠、油漆匠，乃至行业祖师并不一定是鲁班的裱糊匠、金银首饰匠等等，都要自动休假，穿戴整齐，早早来到这里，上供、焚香、祭拜，乃至举行隆重的集体“收徒拜师”仪式。此时，地处山坡、交通并不方便的鲁班庙周围，“庙会”也自发形成，什么杂耍、小吃、农具、日用品等，像集日一样应有尽有。这边香火缭绕，焚香拜祭，那边叫买叫卖，人声嘈杂，雅俗同场，神人共舞，很是热闹。
这里是我的家乡。说家乡曾经寺庙众多，是因为350多年前清皇室确定在此处修建皇家陵寝后，强令已经划进陵寝范围的寺庙一律迁出，于是，紧邻陵寝风水墙之东、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家乡小镇便成了众多寺庙的移居之地，乃至后来当地竟号称拥有七十二座庙。“七十二”也许是个虚数，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笔者刚刚记事起确曾亲眼见过的就有40多座，当然，大多已是遗址、遗迹。
这些寺庙，属于佛教、道教的占大多数，规模、规格不俗（有的住持竟被当时的皇帝封为二品）者多有，而它们却不如仅为普通民间崇拜的鲁班庙香火旺盛，原因仍然是因为皇家陵寝建在这里——为了长期不间断建造、维护规模庞大的陵寝，清廷内务府在这里设立了工部，征调各地工匠，举家迁入此地，让他们祖祖辈辈在陵寝上耍手艺吃饭，于是，对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能工巧匠、历来被尊崇为各色工匠祖师爷的鲁班，祈求其赐福高超的技艺，保佑自家安康富足的日子，当然也就成为这些工匠的热衷之事了。据有关资料记载，这座鲁班庙和正对庙门的大戏楼，就是咸丰帝的定陵建成后，工匠们利用建陵剩下的材料在马兰峪建起来的。
为了生计，“文革”开始后，母亲先让哥哥学了瓦匠，又让初中毕业刚刚从县一中回乡的我学了木匠。两位师傅当时都已六十多岁，手艺活在镇里也算小有名气。说小有名气，缘于以瓦、木匠为主的庞大家乡匠人群体中，技艺精湛者大有人在。我师父出身木匠世家，听说乾隆时期他的先人就是清东陵木匠的“领作（带头）”了,想必他们一定没少祭拜鲁班,说不定当年还参与了承修鲁班庙的“盛事”哪。
然而，跟他学艺三四年，我却从未听他说起过与鲁班有关的话题，倒是同门师叔、师兄们工间闲聊，有时会谈起这位祖师爷，但内容显然都是编造的。像河北民歌《小放牛》中的“赵州桥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还有多次重复的鲁班在清东陵显圣的传说：康熙二年昌瑞山下建孝陵，其他工程都完成了，唯独大碑楼四角的四根三十多尺高、二尺多粗、重有几万斤的汉白玉“望天吼（类似华表的石柱子）”不能竖起来。急的团团转的工头发现工地上有一个不认识的白胡子老头站了许久一言不发，便上前问他能不能有办法把这石柱立起来，老头回答：“我是土没（mo去声）脖子的人了，能想出个啥办法”，说完转眼不见了。老头走后不久，大家忽然醒悟过来，把石柱底下用土一层层垫高，石柱不就立起来了吗？真的如此操作，四根华表果真平地而起，工程如期完成。事后有人觉得这个老头和庙里的鲁班塑像十分相像，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鲁班爷显圣了。
当时，我虽然是师父十几个徒弟中年龄最小的，但也曾经在电影《鲁班的传说》中，看到过基本相同的情节，知道这个故事纯属编造，并非清东陵所独有。况且，上中学时我就基本了解到：鲁班，本名公输班，春秋时期鲁国人，出身于世代工匠家庭。在长期的土木建筑劳作中，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劳动技能，还在实践中反复研究、试验，发明了以木工工具为主的新的劳动用具，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生产效率。对这些，师叔、师兄，也应该包括师父，大多是不甚了了。可以说，他们对鲁班的崇拜是盲目的，因而，我对他们的相关谈论不太在意。
然而，对他们无意间说出来的师父家族的一件轶事却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光绪年间，葬有康熙皇帝的景陵大殿失火，供奉的皇帝、皇后牌位也被烧毁。护陵官员花大价钱请师父的父亲仿制了六块神牌，并要求他用烟熏火燎之法将神牌做成好像从火灾现场抢出来的样子。此后，官员拿着做旧的神牌上报朝廷，说是自己“奋不顾身抢出先帝神牌”，为此免受了失职的惩罚。
当然，师傅对这件事是从来闭口不提的，就是师叔、师兄那天偶然在我面前说漏了嘴，还被师父痛斥了一句“哪儿那么多话！”然而，被痛斥者并不服气，且有充足理由：耍手艺的是“磨道的磨——听驴的”，新工做旧，弄虚作假是当官的事，跟自己的老辈儿无关。反过来说，这事怎么不找别人专找他？这足以证明我们门里的手艺是非同一般的。
“手艺非同一般”，这个评价对一个匠人门派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粗估计，到我学习木匠时，马兰峪的瓦木匠也得有十几、二十左右个门派，最多的徒子徒孙百八十。阵容如此强大，如果手艺水平非同一般的名声在外，岂非意味着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马兰峪的皇家陵寝建筑非一般民间建筑可比，规格高，对技艺要求严格，手艺不精者，随时会被淘汰，而皇家陵寝的建筑维修，是不计工本、投入的，只要能达到皇室满意，花钱多少不太在乎，况且皇室贵族们相信“慢工出巧匠、出细活”，很少逼着工匠赶工期。如此这般，只要手艺精湛、技压群芳，不但养家糊口不在话下，甚至可以盖房买地，像看护陵寝的王公贵族一样，享受高品质的生活。相因承袭，家乡工匠们对自己的手艺要求甚高，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严谨规范、一丝不苟，注重细节，追求完美的习惯，积蓄了丰厚的“工匠”资源，乃至几乎人人都拥有一手绝活。
那几年，从学徒到出师，因为东陵早已有了专门的古建队，我跟着师父干的基本都是普通人家的活计，柁柱檩架窗户门、桌椅板凳箱橱柜，规格不高，主人要求也不多，但现在想来也确有一些独特之处，同样体现了传统的工匠精神。比如刷漆，别人家一般刷两遍即可，但即使农家锅灶用的风箱，我师父也要求必须刷三遍，每遍必须刷得薄、刷得匀，稍微厚点，不平滑，就要用刨子刮掉，重新刷。而且，前两遍刷完，就算已经光滑如镜，也要用细砂纸蹭磨掉不留意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细微的漆纹、气泡。也别说，按他的规矩漆出的家具，就是比别家生产的家具显得光亮、平滑，摆到集市上出售，出手自然快，价格也偏高。这也算是他的绝活吧。
特别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家具，师傅要求不但用砂纸把上面、侧面、立面打磨到位，家具里面看不见的犄角旮旯也同样要打磨光滑，一旦被他摸出一点毛刺来，立刻就是一顿严厉训斥，随后，返工没商量。“驴粪球子——外面光？将就、凑合、糊弄？对不起人、对不起祖宗，没良心！”这时候的师父话并不少，而且我认为水平也不低：他说的祖宗一定指的是鲁班，而不一定是自己的前辈——制假造假，就算奉命而行，也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严师出高徒。天长日久，我逐渐体会到，在技艺传授中，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应该是最要紧的。拜师没几天，师傅让我把一根疙疙瘩瘩的榆木“修理修理”，一锛子下去，就砍到踝骨上，即刻血流如注。我很惊慌，师傅一边给我包扎，一边说：学木匠，谁没“放过‘核桃树’哇，”语气居然很平静。当地管踝骨叫核桃骨，木匠行则管这种“流血事故”叫“放核桃树”，属于稀松平常的事。接下来，操锯剌拇指，斜凿挑虎口，啥罪都得受，就是技艺标准不能降低：手锯破木料，肘部与膝盖必呈90度角，才能保证不走线；方料凿眼，斧头必须举过额头，确保力度足够大，两三寸长、一寸多深的榫眼，斧头抡起、对准凿柄，“乓乓”，不超过八下，完活；边缘倒一点棱就是废品......
此时的家乡，当然早已见不到祭拜鲁班之举，然而，日积月累，我的手艺在长进，手上的老茧在增厚，对鲁班的崇拜和敬仰也同家乡的工匠一样与日俱增，直至真诚热烈之状。我深知：两千多年来，人们已经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都集中到了鲁班身上。可以说，神化祖师爷是工匠们有意识的集体行为，而前赴后继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则是这个浩瀚造神工程的绚丽笔墨。
时代在前进，在发展，以鲁班为代表的工匠精神绝不仅是追求一砖一木的手工，更不是效率低下的作坊，而是以技术为生命、以质量为追求，踏踏实实，不断创新的永恒信念。1960年代前期，在家乡鲁班庙行将彻底拆毁前，部分家乡工匠在庙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见插图）。而此前数年，他们已经被组织到地方集体企业工作。据记载，面对企业当时设备简陋、工艺技术落后的现状，这些工匠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农机制造、车用轴承生产等方面创造出不俗的业绩，成为当时全国的一个先进典型。合影中的青年人里，就不乏技术标兵、革新能手，乃至后来全省、全国的技术研发拔尖人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兰峪的工匠们更是如鱼得水，大展身手，创造了许多不俗的业绩。其中，这里的金银细工工匠们，既坚守皇家秘制工艺，又融入现代审美因素，经过上千万次纯手工精雕细刻而成的“和美”纯银丝巾果盘，作为国礼，赠给了2014年来北京参加APEC会议的各国领导人配偶。
文革结束不久，我以接近30岁的年龄再次参加考试，入学读书，毕业后又先后在政府部门、专科学校等处工作，可以说离工匠生涯渐行渐远，手上的老茧也消失殆尽，然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不将就、不凑合、认真、踏实、倾注全力，争取最好，我始终谨记在心，努力践行着。
《诗经》里歌颂能工巧匠对玉器、石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将古代中国匠人的勤恳、敬畏、诚信、感悟等优良传统外化于一双巧手，内化于血液、心灵、骨子里。是的，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人，就会专注于工作，就会精益求精，就会追求完美，就会一丝不苟。今日，以鲁班为引领的可贵的大国工匠之魂，不仅会在我的家乡匠人身上继续流传，而且必将扩大开来，继续成为当今中国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