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东街

瓦蓝或灰白的天，在这条街的上空，只露出一列小纸条宽，且毛边极不规整，像是随手撕下的那种。凹下去的多是些老房子。房子有些年代，土墙，黑瓦，木门，小木窗，屋里黑泥地，加上采光不好，显得黑咕隆咚。这就是县城唯一没被拆迁、改造的街道，原来称东街，现在叫老东街。在楼房越建越高、马路越扩越宽的现代都市建筑格局中，东街仿佛是县城的一截阑尾。

东街有多老，我不知道，但它曾经的光鲜模样，倒依稀记得一二。孩提时代生活在孔垄，本地人以孔垄为界把包括孔垄在内的南部区域划为“下乡”，县城在孔垄的北边，下乡人把进县城叫“上县”。上县已让小伙伴们欣羡不已，何况上的还是东街，他们都知道我家亲戚住在东街。小孩眼里的东街不似现在这样逼窄，实际上那时的东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是县城主要街道之一。“鸡毛换灯草”那个货郎挑的大草筐，打开盖，六边形的格子里放满了五花八门的小玩意，什么皮筋、头花、发卡、望花筒、小文具等等，那些东西东街全有得卖，货郎没有的东街也有。这还不算，东街口上，有一座几百年历史的古塔，古塔旁边是黄梅戏剧院，戏院对面是以古塔命名的饭店。都是人爱扎堆的热闹地方。可以说，七十年代的东街，是县城的文化活动中心。

如同一朵花，一个人，东街从盛年，走向衰老。

走在东街，恍惚走在儿时的孔垄的街上。鞋店里手工棉鞋拖鞋鞋垫，摆成圆形一层层往上摞，咋一看，以为是大花笋；竖在门口红纸黑字写着“算命、收吓”的木牌，虽然不见头戴小圆帽、架一副小圆黑眼镜的算命先生，但我想只要走进屋，算命先生立马会被人搀扶着从房间出来；一双泡得发白的手在大脚盆里吭哧吭哧地搓洗着衣服；坐在大门口墙边的小背靠椅上，双手操在袖笼里咪缝着眼晒太阳的老人……只差没人唤我小名。

隔三差五地，我在晚饭后总要到东街走一走。华灯初上，正是东街一天的气味最为浓郁之时。劳作的人们都回来了，一盏挨一盏的昏黄灯光，渗出门窗的同时，一不留神把屋里氤氲的汗味也散发出来了。路面上湿湿的，黏黏的，想必是泼过了洗过米、菜、碗的水，这些味道在蛛网似的逼仄的上空，久久不散，混合，发酵，形成东街特有的味道。呼吸着这特有的味道，感觉也变得奇妙起来，仿佛回到小时候的家，小炭炉上坐着汩汩作响香气扑鼻的沙罐，家人围坐一起，就像围坐在蓝烟、白雾与黄光交织的帐帷中。

炭火熄灭。父母遁去。我的世界从此变得空荡和冷清。

然而，走进东街，却让我重新置身在一种温暖的包围中。

空手走进东街，回来时手里必是拎满一袋装有馄饨或饺子，再不就是菜粑、棕子或鱼面之类。让我拎这些东西的，是我的二姨。二姨自嫁到县城就住在二姨父祖传的老屋里。老屋不临街，宽不过四米，却有二十多米长，还带一个两步就走到底的四方方的小院，在左右房屋的夹击下，老屋宛若一根瘦黄瓜。怎么说城里的黄瓜也值钱，有它，二姨一家才算是响当当的、货真价实的城里人。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亲戚都离开了弹丸小镇在大城市里安了家，再不济也在县城拥有了豪华舒适的大房子，反观城里人二姨的家，无论怎么给老屋翻新加层，墙面地面贴上白亮的瓷砖，可因地形、格局的限制，总给人一种过时老土之感。尽管如此，二姨夫妇作为城里人的荣耀丝毫未减。在他们心目中，老城关人才是真正县城人，就像那些百年老字号，“老”是正宗，是底蕴，是高贵，二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住进了老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老屋的女主人，居住其中就得有些不同于乡镇的派头和风范。

二姨嫁到城里最先起变化的是说话。我们下乡地势平坦，说话也声调平平，上乡随着地势递增，说话的声调也像峰谷一样起伏跌宕，同样一句话，上乡人说起来生动有趣得多。我很想弄清二姨拿腔拿调的原因。有一次，紧紧盯住回娘家的二姨的嘴巴看，还真看出了名堂。二姨说话时嘴巴张得要比原来大，想必是上下拖长的声调加大了她舌头的活动范围。窍门找到了，我也说起了上乡话。姨们察觉出了，拿二姨打趣，说你这么快忘本不算，还带坏了小孩。二姨看着我，眉眼笑成了两道彩虹，就连那笑都跟原来不同。二姨的变化，搞得我们几个小屁孩，一时竟以长大后能到县城工作生活作为人生最高理想。自然，是在我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城里人的生活后。

那时谁到二姨家当差或作客，都会一蹦三尺高。虽说物质短缺，二姨总会想方设法尽显城里人的阔绰，要不然二姨父会把脸拉成驴脸给她看。我记忆最深的是丝瓜鸡蛋汤，似乎那是每次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绿茵茵的丝瓜和黄灿灿的蛋花浮在白底大花碗中，比起外婆装在洋钵里的汤好看又好吃。吃完饭，二姨还会变戏法似地拿出一些稀罕东西，如糖葫芦、水煮花生，碰到剧院有戏，还会送小孩进去看热闹，大人们则以不喜欢看戏为由在外面溜达。

稍大点我才知道，二姨是倾尽所有款待我们，谁知道在我们走后，她家得吃多少顿咸菜萝卜才能填平那几顿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她家和东街一样，貌似繁华热闹，可基本上是供外来人享乐的。

而今，二姨老了，和东街一起老了，可她到老也没忘自己是城里人。对同居一城的亲戚，她像东道主似的操心，不管哪家有事，出力流汗的，她总比别人多。就拿我说吧，女儿都二十多了，照理说我都一成年人的妈，可自从公公婆婆和父亲母亲（二姨的大姐大姐夫）去世后，二姨念叨我“无父无母”，时常嘱咐这叮咛那的。实在插不上手，便在我家的口味上翻花样，她知道我在“吃”上动手能力较差。明明煞费苦心，电话里偏说她家老少爷们“要换口味，不留神做多了，你拿些去吧”。我到二姨家拿“不留神的”的那一份时，早已被打包装袋，眼瞅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心想二姨得费多少神啊。二姨得空时就和我唠嗑几句，没空就粗声粗气地叫我赶紧拿回家放进冰箱，语气仿佛是帮她带走她家的一袋垃圾。我提起袋子，心安理得地转身出门，就像是闺女上娘家一样。二姨说过，姨妈姨妈，姨也是妈。倘若我假模假式客套几句，岂不太生分。再说，二姨家笼罩的气氛中，根本没有那些套话的立足之地。

走在东街的次数多了，发现这条街不光是街道窄，铺面少，就连这街上的人也多有不同。我在民营街住过十年，那时街道两边，都是刚刚兴建的独幢小洋楼，整天见到的是些忙忙碌碌的邻居，他们（包括我在内）脚步匆匆，总像是去赶集，永远也赶不完的集；后来搬到人民大道，沿街一个店面连着一个店面，一路上都是满面春风笑靥如花的人，那份热情倒让人诚惶诚恐；有时，也散步到宽敞的僻静的街道，一扇扇高大、森然的大门，如一张张披金戴银的富贵的脸，与人有千里之隔。而东街，人们脚步轻闲，不徐不疾，神态平和，看上去就知道那是历经风雨后的云淡风轻，一种自给自足的惬意与安祥。透过半掩的门窗，一眼“窥视”到屋内，简朴的家居，恬淡的主人，那短促的一瞥，却在我心里构筑了一幅宁静的居家图。原来东街人早已明白，大道至简才是最精致的人生。

是的，东街的繁华、浮艳，随着戏院的迁徙，和有着凌云壮志人士的离去，一去不返。如今的东街，新房老宅参差不齐。老宅多半是空屋。新房也是相对老房而言，仍属朴实无华。我常常想那些老宅的主人，他们现在在哪？必是在东街之外有了更好的房子，为什么还要在颓废的街上留下破旧的老房呢？原因在于（除了个别心思缜密的），他们舍不下这条街道弥漫出的浓浓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这是其他街道所没有的。因为东街住着的都是诸如我二姨这样的人。

慢慢地，我会携带三瓜两枣走进东街，似乎那样更应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