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测血糖

父亲给我测血糖

汪万英

得知我要去，耄耋之年的父母早早守候在四楼的窗户前，盯着通往院坝的路口。见到我，父母高兴地向我挥手致意，我有些吃力地爬上楼，父亲拿出爆米花、炒胡豆等“干盘”让我吃，母亲招呼我坐到沙发上烤火。

母亲说，今年春节来给他们拜年的比哪一年都齐整，我大姑的儿女们来了，二叔、幺叔的孩子们来了，大舅、二舅的孩子们来了，幺舅一家人也来了，柄表叔和发林表叔的女儿来了……“我们老了，煮的饭也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大多来了饭也没吃就走了。”母亲絮絮叨叨，有些欣慰也有些遗憾和愧疚。

“你弟弟和弟媳回来了几天，弟弟他们天天给我洗脚、按摩，给我们煮饭。但他们要上班，昨天已经回重庆了。你哥哥姐姐看样子今年是不回来了。”母亲絮叨着，脸上洋溢着幸福，也有些惆怅。“孩子们各有各的事，你要多理解。”父亲劝慰道。

我最近忙于采访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白天上门采访，晚上回来整理录音、视频，逐字逐句地听。他们都是九十左右的高龄，听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有所欠缺，常常说的都是只言片语或某个片段，含混不清，我反反复复地听，一句一句打出来，再到网上或书上查阅资料，反复核对，搞得精疲力尽。忙到12点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烧水洗脸洗脚。但躺在床上却睡意全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们漆黑的夜晚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在密集的炮火中架线接线保通讯畅通，用高射机枪打下近距离疯狂轰炸的敌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封锁去找水背水，他们乔装打扮深入敌军阵地端掉敌人的王牌部队，他们打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他们与敌人短兵相接，他们拼尽最后一颗子弹，举起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他们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去炸掉敌人的坦克……舍生忘死，悲壮惨烈，历历在目，如身临其境。我时常泪流满面，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坐在母亲身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眼睛艰涩难睁。“妈妈，我想睡一会儿。”我呢喃着，仰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母亲吃力地站起来，拿来一床棉絮片，轻轻盖在我身上。当我从香甜的梦中醒来，见母亲在旁边慈祥地看着我，父亲坐在窗户边远远望着我，如端详他们入睡的婴儿。

父亲要给我削水果，我说最近不能吃甜食。父母同时紧张地问：“你也血糖高了？”我忙摆手说没有，只是糖吃多了身体有不适的症状。“你测一下血糖吧。”母亲柔声说，我点点头。父亲赶紧说他来给我测血糖。

父亲叫我用热水洗手擦干后坐到沙发上，他起身从抽屉里拿出平时给母亲测血糖的一个大盒子，熟练地从里面拿出酒精棉片、血糖仪、采血针、血糖试纸等。父亲将血糖试纸准确地插入血糖仪，听到“嘀”声后，让我伸出左手，用消毒棉片将我的中指指腹消毒后，轻松扭断采血针头部的覆盖物，露出雪亮的针尖，快速刺入指腹的皮肤。我紧张地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教父亲测血糖时针扎得好痛！谁知父亲这次扎针却似清风拂过，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挤出第一滴血，父亲用酒精棉片擦去，我再挤出些许，父亲用血糖仪吸取，叫我用酒精棉片按压伤口。几秒后，血糖仪上读出血糖数值5.6，“不高不高，很正常。”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不高就好，不高就好。”母亲也长长松了一口气。

自前年母亲测出高血糖，每天要按时服用降糖药，每隔几天要测血糖进行监测。去医院太不方便，先生就从网上购买了测血糖的全套工具，教父亲学测血糖。为了让父亲掌握刺入的合适深浅，我让父亲在我手上扎针试验。第一次扎针，父亲双手有些颤抖，针也刺得很深，疼得我龇牙咧嘴。试验几次后父亲开始给母亲扎针，动作有些笨拙，却格外小心。没想到，一年多过去了，父亲扎针的水平竟胜似专业护士，轻柔精准无痛。

我下楼穿过院坝走出巷道，走上公路边人行道很远，蓦然回首，见父母如往常一样直立窗前，目光追着我的脚步。我挥挥手，父母也挥挥手。我不知道父母是否也和我一样，泪水模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