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藏书

妈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盲，她认识百十个字，会写她和全家人的名字和她领导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以及为顾客剪裁缝制衣服的各部位名称尺寸，因为她有一架捷克进口缝纫机，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唯一上百元的巨额资产。除了做饭外，她整天起早贪黑地摧赶着它挣些零钱来贴补家用。那时我上小学是妈妈的私塾先生，应她要求将最爱唱的《小白菜》歌词恭敬地抄一张纸上，贴在缝纫机旁边的荆笆泥墙上：

小白菜，

心里黄，

从小没了爹和娘……

妈妈识字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扫除文盲运动。那时的口号是：“积极参加扫盲运动，不当睁眼瞎”；“学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妈妈在这些口号的鼓舞之下成了个“汉字控”，陪她出门总是不停地问我，这个念什么？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被难住时便乖乖记下，回家立即查字典，再将结果念给她听。更有甚者，从那时起我们家每年除夕夜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辞旧迎新时，妈妈总会买来一张新报纸，专门用它来摆放饺子。

我诧异地问，不是有盖帘儿吗？报纸上的油墨黑黑的有毒吧？

她摇着头严肃地说，多香的油墨啊！蘸着墨香吃饺子，来年就有当状元的好运气！哥哥姐姐陪着她笑，也煞有介事地当着爸妈的面表示夺状元、魁星的决心。我却疑惑不解，但又不能破坏全家人过年的好兴致。

我对妈妈扫盲的热情支持换来了她的奖励，有时她会将七毛钱---做一条裤子的加工费，给我一毛甚至两毛钱，我都攒起来，直到能购买几本心爱的小人书时才出手。于是积少成多，我家的桌子有我一个专用抽屉，里面摆满了小人书。为此我得到了妈妈最持久的赞扬，那也是我在小伙伴中最值得夸耀的财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家有了一个简易小书架，那上面有我请求哥哥姐姐贡献出来展示的图书：如《艾青诗选》、《聂绀弩诗集》、《大众电影》杂志，有我购买的《苏联中学生数学竞赛题集》和当年青少年最热爱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卓雅和舒拉》。我至今还记得给妈妈念十七岁的卓雅光着双脚，踩着半尺厚的积雪，昂首走向德国法西斯绞刑架的那段描述，她停下缝纫机专注地听着，任眼泪默默流淌……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场运动开始了，学校图书馆是当时首当其冲遭到破坏的重灾区，阅览室的桌椅被掀翻，书架被推倒，图书堆满了一地。我胆战心惊地蹭到现场时，生怕那些革命造反派杀个回马枪治我的罪，只因为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另一类人。我看着阅览室地上堆成小山一样的各类图书真心疼啊！忍不住在“山脚”下捡起了一本黄色封皮、厚厚的书，急匆匆逃离了作案现场，那是艾思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回到家我惊呆了，引以为自豪的书架变成了碗筷、瓶子罐子栖息的场所，我的那些书呢？妈妈看我愣磕嗑的傻样子，劝慰道，……妈妈替你处理了。我不知该说什么，那是我多年不舍得吃根三分钱冰棍儿攒下钱买的书呀！还有哥哥姐姐那些大部头书呢，怎么都……我当然不能说什么，妈妈是为了这个家的平安，那时的爸爸已经被请进了特殊人群的“学习班”，不能回家了。

1968年我带着艾思奇的那本黄皮书去了山西插队，后来混进了县城工作，再折腾回了北京时我已到了而立之年，中国人真正开始了疯狂读书认真学习的新时代。我也亢奋地投入其中。

记得有一天，我到家时惊喜地又见到了那个小书架，和架子上的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几十本大部头书，我兴奋地望着妈妈。她说，你可不知道为藏这些书，妈妈心里有多害怕！对谁也不敢说，祸从口出嘛。”妈妈又转为很内疚地神情说，能藏的地方太小了，你的小人书和姐姐的《大众电影》只能丢掉了。可是，《卓娅和舒拉》不能在咱们中国弄丢了呀！

“您把它们藏哪儿了？”我问。因为那时我们家生活贫穷家徒四壁，无处可藏啊。

她勉强笑笑，并不回答……只是默默拿出一厚搭子信封给我看，你给妈妈寄来的信，妈妈都能读下来，个别不认识的字，我会请教邻居家的中学生。只是人家小孩子都知道你信里真话少，谎话多！

我则分辨道，您不是也一样吗？几乎每封信都是妈妈很好，爸爸也很好。不要挂念，你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妈妈什么也没说扭过脸独自进了小屋，而话却留在了我心里，我懂。这和我藏书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却高兴地大声说，老妈，您的字写得越来越棒啦！

后来的日子越来越富裕舒心，可妈妈却时常敲打我要上进，因为她相信，好话一定要反复强调，才会更有力量，要记住，家长求上进多读书，你的孩子们才能变得聪明起来！”老人家还时常将哥姐孝敬她的钱资助我买大部头的辞典呢……

2012年3月最后一天，妈妈摸着我家整整一面墙的书柜，神情惋惜地自语，要是趁着刚解放那几年，扫除文盲的那些好日子多识字，我也能读这些书，也能像我大孙女儿当个博士什么的，那该多好呀！我乘机问妈妈非常时期她藏书的故事，老人家啊、啊……装着什么也没听见。

也许是怕我再追问她吧，妈妈第二天早早便悄悄地驾鹤西去了。

妈妈是刚刚过完一百岁生日不久安详地走了。直到老人家弥留之际，也没告诉我，她为什么敢冒如此大的风险藏书？

老人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我不再可能将这个真实的故事完整地讲给我的两个女儿听了，感叹岁月无常。但转念想想，或许不必非要追求事件曲折的全过程不可，一个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之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胆大妄为地藏书，或许答案很简单----她就是崇拜印成铅字的书籍和报纸，并视其为珍宝，因为解放初期的那场“扫除文盲运动”搅动了她的灵魂。使她感觉到了自己半辈子从未见到过的舒畅、温馨。她朴素地期望这种舒畅温馨永远也不要离开。因而，她不认为自己做的一件“小事”有多伟大，所以不理睬我的追问，甚至像个顽童一样和我们开了个愚人节的玩笑----妈妈驾鹤仙逝的那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