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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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到了，同时退役的季节也到了，我不禁想起了从军往事。弹指一挥间，离开部队正好17年了，6200多个日夜在历史长河中犹如白驹过隙，而对于我这个多情的凡夫俗子来说，17年足值得我千回百转、魂牵梦萦地去回味一段永世不灭的情愫。不过，我寄情和思恋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一座陪我独处9年的大礼堂，相信这样的思念主体会令人瞠目结舌。
在一般人看来，那座20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除了里里外外一派老气横秋外，没有任何可供观瞻的地方。但我非“一般人”，在我看来，大礼堂除了庄严肃穆外，角角落落都不乏唯美，最让我动容且念念不忘的是，我为部队奉献了12年青春，而大礼堂却为我奉献了9年最真挚的守候，是她，让我平心静气、不屈不挠地完成了一次次的蜕变。
大礼堂像饱经风霜的老者，外形虽斑驳但不失伟岸，内部装修朴素、端庄，虽不似豪华礼堂那样雕梁画栋，但同样气势宏伟，令人景仰。大礼堂内部纵深约70米，宽约20米，平时能容上千人聚会。抛却下面容人的空间不说，上面的顶棚一直被外人看成一无是处，但对我来说，那里却是我哲思的最佳场所，是我梦想的发源地。想当年，我经常一个人爬到漆黑的上面去冥想自己的锦绣前程，规划自己的未来大业。后来，深更半夜时，我还要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此举非为练功或哲思，而是为了看护音响设备。当时有很多人问我，那么阴森的地方，离连队和家属院那么远，你一个人住着不恐怖？坦率地说，我开始是有恐怖的感觉，但一旦把自己融入大礼堂，变得我中有她，她中有我，不仅不恐怖，反而感到亲切了。
说到恐怖，是有一定原因的。直属队的营区建在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九里山古战场附近，据营内一位70多岁看水房的老人透露，大礼堂的位置是一个“万人坑”，当年挖地基时，出土了很多无名的尸骸，一层层地无序码放着，因为无文物出土，所以当时文物部门没有介入，因此不知道那些尸骨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在九里山附近，由于历代战乱，不知道埋过多少无名尸体，当地人对随地可挖到的遗骨和兵器早就见怪不怪了。
1995年元月，我结束了在安徽省电影学校的学习，由陆军第12集团军警卫调整连调到直属队电影组，从此扎根大礼堂。当时大礼堂前厅的二楼住着5口人——里面房间住着电影组长吉清明一家3口，外面房间住着我和一个兵龄晚一年，但放映时间早一年的战友张群山。在入驻的当晚，张群山一边插房门，一边颇为神秘地对我说：“如果晚上听到动静，只管把被子捂住头，不要出门……”我不得其解，经过细问，方知大礼堂晚上经常出怪动静，也就是常说的“闹鬼”。我是练功之人，自然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后来，电影组长的夫人张玲也跟我提到大礼堂“闹鬼”的事，因为我未亲耳听到古怪的动静，也未亲眼看到异常的现象，于是自然而然且不屑一顾地把“闹鬼”的传闻抛到了九霄云外。
日月如梭，因我的工作较为出色，能独当一面，抑或是领导感觉电影组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电影组渐渐缩编，由鼎盛时期的3个人缩减到2个人，再到后来，仅留下我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司令”。
1996年国庆前夕，直属队购买了一大套先进的音响设备，因为大礼堂的6个大门和所有窗子都是木制的，所以保险系数很低，直工处处长吴万生拟派夜间流动哨看护，但存放设备不是短期的行为，长期派兵警卫显然不合适，于是我主动请缨，表示愿意长驻舞台看设备，领导答应的同时，怕我一个人害怕，准备从连队调一名战士跟我一块住，我怕不好管理，于是婉拒。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扎根舞台”。
舞台很大，四周全是幕幔，因所有门窗的封闭效果不好，所以，外面刮大风的时候，里面的幕幔会随风舞动，而且门缝会发出尖利的声响，乍一进去，如同进了灵堂。
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一天入驻舞台，大礼堂便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令我吃惊不小。那晚，我把两个大沙发口对口并在一起，人睡在沙发中间。毕竟是第一次在“闹鬼”的地方过夜，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此恍恍惚惚地并未睡熟。刚过夜半，突然从房梁上传来一阵类似女人尖叫的声音！我大惊失色，触电般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然后飞步跑到舞台的左侧，用力把总电闸推了上去，刹那间礼堂内灯火通明！诡异的是，随着亮灯，不明声音戛然而止。
望着空荡荡的礼堂，我的后心一个劲地进冷风，说啥也不敢睡了，怪声音确实出现了，而且我听得真真切切，绝对不是幻觉……怎么办？去叫人？不妥！我一咬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上面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妖精？！我深吸口气，气沉丹田，这是练功人关键时候必做的，免得因突然受到惊吓而魂飞魄散。给自己壮足胆后，我咬着手电，两手交替抓着墙上的钢筋抓手一直爬到了顶棚入口。用手电往里一照，发现顶棚约有5米高，黑漆漆的很吓人，往脚下看，发现全是6公分左右的立木条一排排交织钉在一起，如果稍有不慎踏错了脚，就会穿破顶棚，摔到下面的凳子上，顶棚与地面相距约6米左右，从这样的高度掉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望着灯光照不到尽头的顶棚深处，我犯了嘀咕：“进还是退？”显而易见，选择进的危险性很大，一是不安全，随时都有踏空的可能，特别是受到惊吓的时候，更容易出错，可谓生死悬于一线；二是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万一真有妖怎么办？虽然练过几年功，但关键时候顶不顶用是个未知数。如果选择退，决定起来很简单，但顶棚虚实将永远成谜，这次不看，以后肯定不敢再看了，如此一来，晚上怎敢睡到礼堂？传出去岂不成了笑话？！
我再次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豁上豁了！生死都得走一遭！于是我一步步走向顶棚的深处……本以为越走越害怕呢，没料到竟然柳暗花明，往里走，渐渐看清了空荡荡的顶棚内部的结构，其间没见什么诡异的东西，于是“怕”字顿消。也许是因为胆气里面充满了杀气，邪不胜正，所以一路平和地进入最深处，除了自己在上面走路发出的声音外，并未出现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感觉……我知道自己走对了，背后的冷汗渐渐被顶棚内蒸腾的热气加了热，毛骨悚然的感觉被一种莫名的兴奋取代。大约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在里面转了个遍。结束探访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完全被愉悦替代了。
既然里面没有东西，外面房顶上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想到这里，我径直去了大礼堂的前厅，顺着通往房顶的出口一直爬到了顶。我踩着屋脊的瓦片，从前面一直走到后尾，没有看到任何让人心悸的东西。于是，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他说礼堂和庙宇都是邪气重的地方，第一次到这种陌生的地方，往往会出现邪气，只要人的气正，就能震住邪气，如果震不住，就不能再住了……在我看来，有可能是我把大礼堂的邪气震住了。
那次事情之后，除了晚上有习以为常的风声外，再也没出现过类似女人尖叫的声音。从此，我与大礼堂相安无事，一直到我离开部队。但直到今天，我还会经常猜测当时出现怪声的原因，是不是蝙蝠或者老鼠在上面嬉戏发出的声音？不得而知。总之，那不明的声音成了我多年来一直想解开的谜团，但大礼堂再也没给过我机会。
电影组与连队井然有序的工作不同，应急的事情多，除了每周两次放电影，每天按顺序播放起床、出操、新闻、早饭、操课、下课、午休、起床、操课、下课、晚饭、熄灯号外，还要保障临时性的会议、电话会议、节日晚会、新兵入营宣传活动、老兵退伍宣传活动、暑期百日安全活动的调音、会标和宣传板制作……这一切工作，都是在大礼堂内完成的，遇到紧急情况时，除了吃饭，其余时间我都在礼堂里有条不紊地连轴转，直到完成既定的工作。每当此时，大礼堂总会静静地陪着我，陪我送别灿烂的晚霞迎来和煦的晨光；陪我从春草吐绿一直走到白雪皑皑……
在礼堂内举办活动时，我负责照相、摄像，这时，我会借助礼堂的角角落落取景，把礼堂不为人知的恬静、优雅以不同的形式展示给外人。这些不经意的创作，提高了我的拍摄技巧，丰富了我的文化底蕴，使我的摄影和摄像技术突飞猛进，大礼堂因我的宣传逾发风光，而她的沧桑历史和文化内涵也给我提供了无穷的创作源泉。于是，我们一直这么默契地配合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礼堂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安静和祥和的，跟我之间是和谐的，渐渐地我与她日久生情，在我看来，她已不单是住所和工作的空间，而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的守护神。偶尔探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归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俨然已成为我相依为命的伙伴。
除了大礼堂的常规工作外，有段时间，我的工作逐渐加码，增加了盘查随车外出人员的证件和图书管理工作。这些虽然没有太大的劳动强度，但一天闲不住。最累的工作当属修剪营房大门到礼堂间数百米长的冬青树球，从春季到秋季，每个月剪一次，修剪一遍需要一周的时间，我每次都尽最大努力去剪，尽量保证绿化带与大礼堂的古朴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礼堂前面的草坪也由我亲力亲为。这些工作属于力气活，虽然每天挥汗如雨，但看着礼堂两侧旧貌换新颜，我体累心甜，觉得自己好歹为礼堂作了点贡献，算是对她默默支持的一种回报。每年初冬，我则带上车辆，到驻徐州各师团的营区去“扫荡”，把那些营区的月季花剪至20公分长的桩子，其他的全部拉回九里山，剪成小段，均匀地插在大礼堂右侧整好的地垅里，浇透水，然后罩上塑料布。来年春天，掀开塑料布，里面上万株小月季长得郁郁葱葱，煞是喜人！等天气暖和了，我精选好的品种栽到大礼堂的两侧和前面，然后把其他的花苗分给各营连，散栽到营区的各个角落。夏天一到，营区遍地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特别是大礼堂周围，简直成了花的海洋。那几年，为了妆点大礼堂，我把自己培养成了正宗的花匠。闲暇的时候，我会反复围着大礼堂“巡视”，但凡有一点不协调，马上动手修剪，生怕不雅的环境会破坏大礼堂的容颜。大礼堂在花丛的映衬下，像一个含羞的仕女，频频向我回眸；而我更像护花的使者，尽心地维护着大礼堂的清新雅致。
也许是因为出身贫寒且文化水平低的缘故，工作之余，我一直把定位自己的前程当作最大的“业余爱好”。而苦思冥想大多是在礼堂上面的顶棚内完成的，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在顶棚静静地参悟自己的人生。对于我来说，那漆黑不见天日的地方恰是涤荡心灵的最佳去处。我当兵前就一直苦练书法、篆刻和硬功绝活，入伍后，经过不断学习、苦练，获得颇多的荣誉，书法篆刻获奖近百次，硬功绝活“金刚打坐”铁指功被《解放军画报》等媒体刊登，1999年，随集团军演出队在苏、皖两省军地表演数十场，每次表演都引起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的效应，我虽然因此而高兴，但从来不敢高调，因为这些技能尚属雕虫小技，离目标很远，我当时的目标是60岁后能靠自己独到的技术为自己养老，越老越值钱的技术是什么？是艺术，只有把自己历练成艺术界的大师或者精英，才有机会越老越值钱。这个别人看似不值一提的目标，却让我“衣带渐宽”。
在大礼堂相伴的9年里，我除了日常工作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书法、篆刻和硬功绝活的历练上，书法、篆刻类比赛虽然获奖较多，但有名无利。于是从1998年起，我调整战略，正式把奋斗方向定在了文学创作上，从此一发不可收，在很多国家级、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在获得知名度的同时，也有了一定的收益，稿费汇款单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寄向我，虽然那时稿费不多，但日积月累，也有了一笔小积蓄。2000年，我靠积攒的稿费买了一台二手的富士通笔记本电脑，那个家伙重6斤左右，与现在的手提笔记本无法相提并论，但在那个连队未配台式电脑的时代，已经算是相当高档的奢侈品了。我像爱护眼睛一样，把笔记本当成宝贝，只要有空，我都会进入文学创作世界。由于减少了手工誊稿的麻烦，写得作品更多了，但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上网，无法进行网上传输，只能以软盘存好文件后，到直工处办公室去打印，直工处处长陈中华对我厚爱有加，在打印时对我大开绿灯，无形中增加了我写作的动力。当时集团军军务处对军人上网和使用手机查得相当严，所以我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很长一段时间内，别人都不知道我有手提电脑。每次用过电脑之后，我都会不厌其烦地擦拭一遍，然后包好放到大礼堂的顶棚上。
在部队的12年里，我为了衷情的爱好和早日实现既定的目标，放弃了一切娱乐，在别人看来，类似苦行僧。但对我来说，却是另外一种享受。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当我从农村不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在工艺美术、新闻摄影、写作、武术、收藏等多领域都达到国家级水准时，我深信当初的路没有选错，我更深信，我的一切所得与我最好的挚友——大礼堂的默默相伴是分不开的，没有她的倾心配合，便没有我的成就。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的军旅生涯在服役12年的时候划上了句号，但当兵的历程却值得我自豪：我从首长警卫员到警调连文书，再到负责宣传，一直身在机关，但我时刻以普通一兵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工作上得到了首长、机关的认可，曾经连续10年被直工处评为先进，2次荣立三等功，2002年被集团军评为学习成才标兵。
离开部队前的那段日子，我着魔般不停地为大礼堂清扫、擦拭灰尘，想以我和她都明白的方式来为她做些什么。萧萧寒风中，大礼堂无言地看着我，风扫过房檐传出的声音，像是大礼堂发出的呜咽，我知道，不仅我舍不得她，她也舍不得我……2003年12月初，我含泪与大礼堂作别，踏上了归乡的列车……
斗转星移，在部队拼搏的岁月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对战友的印象也渐渐变得模糊，唯独对大礼堂的情怀依旧，在大礼堂中发生的一幕幕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退役17年了，其间我极少梦到过家乡，更没梦到过待了17年的北京，但却以平均几乎每天一梦的频率不停地梦到大礼堂，17年累加，大礼堂最少有6000次进入我的梦境！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一个不解的情结在暗示着我？难道大礼堂与我之间还会发生不解的情缘？
2010年6月，我无法遏制多年的思念，以捐赠爱国主义教育馆的名义回到老部队，一下火车，我第一时间去了大礼堂。遗憾的是，大礼堂已经六门紧闭，无法去里面探访……饭间，听时任处长张健介绍，自从我离开后，接班的战士不敢在大礼堂独住……至于原因，他未说明。现在，大礼堂除了举办大型活动时偶尔开放外，已经没有实际的用处了。听到这里，我怅然若失，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小传：王正义，曾在陆军第12集团军服役12年，系集团军学习成才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现任《办公室业务》杂志主编，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六届8名个人常务理事之一，中国武术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