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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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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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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铃声

读汪曾祺先生《岁月钟声》时,摇铃打钟的詹大胖子形象总会令我想到自己执教中小学时的一些事情。

17岁那年,因为懂得一点拼音的缘故,我从大队赤脚医生调换到代课教师的岗位上,在海螺小学教一年级语文。

海螺小学在一座充公的三进祠堂里,名气很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中心小学一样生动活泼、欣欣向荣。挂在老师办公室前屋檐内桁条上的那个铜铃在上下课的时刻被拉响时,那种生动活泼越发被搅动起来,静谧之中或纷纷扰扰里,铃声一响,学生们潮水一般涌进涌出,整座祠堂便如同池塘放水即将干涸见底一样,活蹦乱跳的鱼儿无处不在。铃声是指令,一般是由校长亲自所为,莫说校工就连一些资历尚浅的老师也是长年累月摸不上边的。身材不高的王校长每每拉动绳索敲响铜铃的时刻眼光里都会露出号令三军的威严。刚刚恢复高考,公社在海螺小学设置了一个初一班,王校长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学校长了,因此那铃声里便多少增添一些意味。校长不住校,放学时他大多都会随着学生的路队回家,铜铃和号令便静止在时空中,不愿早早离校的青年教师就会眉目传情,在磨磨蹭蹭中留下来,玩完“赶猪牵羊”之类的扑克游戏之后,一同备课、解惑。初一班的任课老师大多是本校匆忙上阵的小学老师,有些是刚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民办教师,现炒现卖,弄懂弄通式的备课既是先行一步的学习又是天知地知的秘密……

激情的岁月总是有限的,过了一年,我替补一位参军民师的岗位,到一所名叫界牌的山间小学做民办教师,离海螺小学大约有四五里的距离,山高岭大,从此别了海螺小学的铃声。

界牌小学设在王老屋的堂轩,是为了界牌附近两三个生产队低年级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而设置的。王老屋坐落在界牌岭和高轿石岭这两条翻山越岭的民间古道的岭脚,界牌岭和高轿石岭从王老屋的屋前和屋后分道扬镳,一条向西,一条向西南,逶迤延伸,曲折盘桓,从两处越过同一座关山到达另一重天地,天外有天,那方天地是湖乡的崔家新屋和莫畈,现在它们统统归属“中关镇”。

界牌小学教师只有我一人,没有领导,没有同事,复式班,十来个学生坐在堂轩里,从里到外一、二、三年级学生依条桌列坐着。一个人的学校,我马不停蹄,周而复始,虽然并不是什么都会,但我是全科老师,什么都教,独自一人在三个年级之间轮回,在语文算术之中跳跃。没有铃声,调动一切的号令是我的吆喝,吆喝成了界牌小学的铃声。后来为了省劲就买了一只哨子,哨音一响,学生们或趋之若鹜跑进教室,或一哄而散奔向稻床(操场)。慢慢地,我体会到海螺小学王校长打铃时无比自豪的感觉,打那以后,每一次哨响,都在鼓足干劲、双脚立定之后。再后,我发现激荡在寂静山村里的哨音,不仅调遣着学生的聚散,还牵动着一些农户的作息,甚至于是生息着部分人家的炊烟。

界牌小学的教学生涯也是短暂的,半年光景,现在已经记不起当初离开它的具体原因了,也记不起那用来召集学生们的哨子最终身在何处、哪般下场。多少年以后重回故地时,王老屋物是人非,见者“笑问客从何处来”,界牌小学早已因为生源的枯竭而不复存在了,原来用作教室的堂轩孤立在断壁残垣之间,透过门缝隐约可见当年讲台所在的地方排放着一张长而旧的香供桌,香供桌上置放着陶制的香炉,讲台后支撑黑板的那面墙上贴着“天地国亲师”的中堂,两旁是千篇一律的楹联:“三槐门第;十榜家声”。看着这样的联语,我为自己当年的教学而惭愧,据说,那十来个学生中仅有一人后来得以到王老屋之外的地方续读,最终考取了大专,是他们中唯一的中榜者。

24岁那年,我来到了全县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从中学读书到大学毕业回来教书再到后来改行离开,我在岳西中学一共呆了十一年。十一年是人生中不短的时光,回忆里总会充斥着那里的岁月,时常想起学校的那款钟玲,它也有着《岁月钟声》里毕业生赠送给母校的那款小铜钟一样的式样:铜的质地,金黄的肤色。只是不似汪先生母校的小铜钟吊在梧桐树上,它悬在学校地标建筑红楼东北边二楼的廊檐桁条上,像一朵倒悬的喇叭花,也似一尊吊葫芦,一根长长的绳索,一头系着钟玲里面的玲锤,一头拴在红楼的栏杆上。

悬挂钟铃的红楼之所以是学校里的地标建筑不仅仅在于它建得早,还在于它青瓦红墙,庄重典雅。红楼矗立在石块砌成的长方型逐渐收缩的须弥座的基座之上,单檐庑殿式屋面大气端庄,南北通透,鹤立鸡群,高高在上。拾级而上,登临红楼之际,人的内心就会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仪式感,庄严的氛围里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感慨:“登斯楼也……”。

红楼宽敞的廊檐常常用作集会时的主席台,红楼呈南北向东西横亘在操场的中央,将操场分成东南西北四个连体单元。冬天在南操场举行的集会,会让师生们沐浴在暖阳里;夏天在北操场汇合,与会者就有了红楼的庇荫;西边的操场是一些诸如沙池、单双杠一类固定的运动设施;东南角是唯一的水泥球场。红楼的一层中间是一间大教室,两头的单间有时用作教师课间休息室,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单身教师的宿舍。二楼则是学校的心脏,中设甬道,南北通衢,连接着南北的廊道,甬道东西各有一间大办公室,是各教研组的综合办公室,毗邻办公室的一些单间是学校头头脑脑的办公场所。

打钟的人因为日复一日的给师生们发出作息的号令,成为令人难忘的角色,因此汪曾祺先生记得母校的詹胖子,更何况詹胖子不光打钟还兼任园丁干其他杂活,甚至假公济私,收受家长的“酒钱”,还累教不改违背校长的训斥在学生中“卖糖”。

岳西中学中学司铃一职既不像海螺小学那样由校长独裁,也没有选择如詹大胖子一般兼做园丁和其他杂活的人担当,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地选中了一个专心致志,以打铃为生的人,尽管他也偶尔送过报纸,但那不是他的主业。他中等身材,瘦弱清癯,人们称之为“玉峰老”。“玉峰”是他的名,也是同辈人们略去姓氏对他的昵称。岁月日增,隔辈的人们便在昵称上附之以后缀聊表尊敬,“玉峰老”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

上下课前后几分钟,玉峰老一边哼着他心怡的曲调,一边蹬着他礼仪般的步子,从砖块垒成的两叠迂回的楼梯中登上庄严的红楼,来到钟铃之下,解开绳索,握在手里,静候时间的到来。三番五次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闹钟和腕上的手表,在确定两种计时器一致且到达某一时刻之际,便按照他自己设置的节奏拉动玲锤,撞响钟铃。铛——铛——铛!钟铃由低而高发出悠长的声音,那是下课铃,是一种解缚和放松,多少紧绷的神经,在那一刻冰消瓦解,如土委地。上课铃分预备铃和上课铃两种,预备铃:铛铛铛!铛铛铛!一声紧似一声,是一种警示和催促,它和着学子们回奔教室时匆忙的身影,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氛围。上课铃在预备铃之后的三五分钟敲响,此时,教室内外大多悄无声息,铛……铛……铛……,悠悠点点的铃声像是用轻柔的口吻确认上课时刻的到来……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岳西中学铃声里的细微是来自乐谱的规定,还是打铃人日复一日的经验体会。

玉峰老打铃打到退休,打到返聘,打到无铃可打!无铃可打起先是因为女儿顶替了他,后来是因为有人忽发奇想将学校地标建筑红楼给拆了。女儿的顶替并没有完全断绝他的手艺,或应急,或解馋,他三三两两还会登上红楼,重操旧业。拆了红楼,钟玲入库,取而代之以电铃,玉峰老就完全彻底的落得个无铃可打的境地。

无铃可打时“玉峰老”改做了别的事情,在校园里捡拾着散落在地上的纸屑,这是利己利校的环保行为,后来,他不光是捡纸屑,能够利用的废物都拾,他的这种行为还延伸到围墙之外,扩大了拾荒的领域。他拾荒的日子里经常有人调侃说:“玉峰老还是很怀念打铃的”。说这话的人理由是他听到玉峰老在拾荒时哼唱的调子依然是他打铃时庄严登上红楼时的节奏。玉峰老是微不足道的,他决定不了红楼和钟铃的命运,但是玉峰老怀念打铃,怀念红楼是别人干涉不了的,那是他的心事,藏在他的内心。

像一根藤上接着无数的瓜一样,学校三处教学楼上爬满了圆圆黝黑的电铃,电铃的击锤弯曲着从电铃的左边伸出来,像是甲壳的动物断了右鞘翅一样趴在墙上。这些静默在教室外边的怪物,是噪声生成器,一旦通电就会发出高分贝的响声,千篇一律,突兀、急促、生硬、教条的声音甚为唬人,它的粗鲁,比不得铃声的隽永、沁人心脾。

30岁那年的秋天,我离开了岳西中学,起先几年也常常回去,既有生活的需要也有情感的不舍。重回故地,红楼是注定无法再见到了,倒是“玉峰老”还偶尔能够看见。他依然硬朗健硕,对我的客气如同我在学校时一样,笑容满面,满口“储老师”的叫着,只是,招呼之后,他的用心似乎更加专注于地上有无纸屑一类的垃圾,他惯常于一手提着蛇皮袋,一手拿着长长的火钳,不用弯腰就能熟练的将地上的纸屑搛到袋里去……又过不知多少年,我在校外见过他一次,他终于有些佝偻了,粗略核计他的年龄之后我问他:“您老应该将近百岁了吧?”。他居然有些自嘲地说:“快了,寿岁太高了,活着真有点不合适……”。这话其实是一种自谦,我的家乡迷信地认为一个人寿岁过长,一定是挤占了别人的阳寿,所以他这话里包含不得已沾了别人便宜的意思。

没想的是,打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关于他寿终正寝的一些消息也是许久以后才偶然听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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