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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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回味的事情，有些事如天空飘浮的白云，随风而去；有些事刻骨铭心，沉淀成恒久的记忆，直到走向生命尽头的那一刻还念念不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相信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老天爷就安排好让你走多远的路，经历多少事。路走得是否平坦顺畅，有没有坑坑洼洼的颠簸，这就要取决你的耐力，对待人生的态度；遇事处理是否妥当，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就要考验你对待事情的方式、方法，错与对，需要自己把握。当然人的气质有些是先天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有的是靠自己走出来、悟出来的，也有的是在屡遭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已走过人生的大半辈子了，归于哪一类人，说不清楚，脑海里还是一片茫然。有人说我先天有缺陷，受的教育缺胳膊短腿，不成系统，硬凭父母给的一身力气干出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干家，有人给戴高帽子说我是虚无缥缈的理想者，前者我还基本认同，后者我也决不否定。回过头来看，这一生接受命运的安排，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头，但在紧要关头我都是逆行超速，没有被困难击倒，然而自以为到现在也还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情，冷静思考，也拉不出来件值得炫耀的东西，满脑子装的是一些七零八落的碎片，想想还真有些对不住自己。
与文字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就偏爱用笔触来记录走过的路，看过的山。一直忙着朝外走，半生归来，才发现内心深处对老屋的感情竟然藏得那么深，那么重。
前两年族人修家谱，追踪了祖宗四代，都是没有读过书的庄稼人，值得记录的是我们这一族曾经开办过油坊，说明有经商的基因，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迄今，村里老辈还将我们叫油坊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业绩，只有很小一院庄基住了我父亲叔伯八个（家），这就是祖父那辈弟兄仨共同的家业，说明光景实在一般，没有叫人夸赞的地方。像我们村里马坊家、高台台家，已经过去了不知道多少年，代表财富的标识早已名存实亡，但是村里人每每提及还是津津乐道，羡慕家族曾经的荣光。提起我家，手指着那处空院子，说，这就是你老屋里。一位记事的姑舅兄说过，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油坊开在出了村的柳沟畔，土匪经常骚扰，实在糟蹋得办不下去了，才卖给了北头家。人家是大户，是有实力的名门望族，土匪也是嫌贫爱富，鬼也怕恶人，不敢光顾。到底是哪年哪月的事情，姑舅兄也说不清楚，他也是东一句，西一句听他妈说的。但是油坊确实存在，解放后归生产队所有，经营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榨油用上了电，原始的压榨方式才被淘汰。记得在生产队期间，油坊作为副业经营得非常红火，我还作为劳动力在油坊帮生产队压过油，整个过程和使用的工具非常原始，要是保留到现在，那绝对是文物。
我父亲在叔伯八个中排行老六。从我记事起，村里人都把我爸叫老六，我还以为爸的名字就叫老六。弟兄八个先后成家，小院子实在住不下了，就得想办法另立门户，老大留老庄是祖辈留下的不成文的习俗，老大留在老宅，下面弟兄7个却没有能力一下都搬出去，于是除了老大，留老宅就按老二、老三排，谁出去是从最小的开始往前排。当然谁都不愿意离开老宅。老宅虽然地方小，但位置在村中间，而且有城堡，比较安全。分家另立门户，我的大伯自己当仁不让住在老宅，大伯没有让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其中的哪一户留老庄，却把排行老六的我爸留在了老庄。
这是后来的事情，我姐、我哥都是在老庄出生，还是姑舅兄说出了缘由，大伯是读过书的人，在那旧社会军阀割据，各方势力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再加上土匪经常进村装粮食，拉牲口，村里人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我父亲生就侠客的秉性。有一天，土匪闯进我家就要拉牲口，那时候骡马是一大家人的命根子啊！大伯苦苦求饶，土匪就是不松口，还把大伯用麻绳捆在了房檐底下的柱子上，正准备拉牲口出门时，迎面碰上了我父亲，顺手拿起拴牲口的棍椽朝土匪砸去，以后土匪还不断地骚扰，都被我父亲制服。出于安全的原因，大伯把我们家留在了老宅。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县城以南三年六料，颗粒无收，我母亲逃荒到了我们王家，在这个老庄和我父亲居住生活了30年。
那时候的中国农民，普遍过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我家更苦，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长年在为填饱肚子煎熬，没有一丁点儿让人留恋之处。然而，家就是家，是社会最小组成的细胞，正是有了层次区分，才有了富人、穷人，有了讨饭的乞丐，也有挥金如土的富豪，家的存在，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所以，我对故乡和老家非常怜悯，寄托了无限的思念。年轻时为了生存，背负生活重压，四处奔波，对老家的感觉还没有那么强烈，当进入“少小出门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年龄，思念家乡的心情就愈加迫切。现在才弄明白，人这一辈子活的是过程，不管你是啥样的人，对家乡都应该有一份寄托，对故乡的老宅有一种惦念。就拿我来说，故乡老宅存储着我这一代、上一代，乃至更上上一代人辛劳耕读的痕迹。庆幸故乡的老宅还存在，最小的一辈已经随老村整体搬迁出来了，如今的老庄空无一人，只留下残痕断壁，还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无声地诉说着它那沧桑的存在。我本来对老庄没有丝毫的感情，没有在这里生，也没有在这里长，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故乡不由自主地都要去老宅待很久、很久，也许是给自己漂泊的心灵一种安慰，传递一种温度，也许想着总能找到点什么，加深对老宅的感情。老宅，我是多么希望能和您对话啊。
我们姊妹三个，各相差十岁，我为小。年龄的悬殊自然使得我们在思维上有了代沟，我姐和哥是在老宅生、老宅长，在老宅度过了各自的童年，我曾经探问他们对老宅的印象，由于从事的职业的不同，对过往的记忆比较模糊，父母都是种庄稼的粗人，健在时从来不说他们的过去，更谈不上议论老宅了。当我对老宅有了感觉的时候，村上知道老宅事的那一代人已经离世，所以，老宅在我心目中，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成为我永久的思念。
我家是在遇到一场自然灾害，被迫搬出老宅，在距离村庄三里地的北沟里一孔土窑洞安顿下来，我就是在窑洞出生的。三里地，听起来不算远，但这三里地非同寻常，不能以简单的数字计算，出了村里的城门要下两道坡，拐五六个弯，还有两大家族的墓地，一切的生活设施全靠肩扛手抬来完成，那种艰难可想而知。后来墓地被平坟造成田地，城墙毁于文革期间，这些在我脑海里已经有了记忆。我们老家把窑不叫窑洞叫土窑。土窑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印记，在几丈高的黄土壁上建家，全凭人用力气挖出来的，没有成本，住的都是没有光景的穷苦人家，现在所谓的窑洞几乎都是用砖和石头垒起来的，是富贵的象征。不过土窑不受空间的限制，根据主人的需要，可以随心所欲地挖，成本低，工艺简单，所以，在造型上差异就很大，都是以实用为目标。往往是窑里有窑，还有拐窑，有楼阁和天窗，和现在单元楼的功能相似，能同时住几代人。住在土窑里的人大都是把日子过烂了，被人瞧不起，自己也感觉没脸见人，也有不明身份从外地逃难来的，他们被迫远离人群住在土窑。
我家没有窑洞，借住别人家的窑洞。窑洞的主人不属于日子过不到人前的穷人，是旧社会在北沟购置了许多田地，为了耕种方便，在自家的地盘上建了窑洞，所以挖的相对比较“豪华”。新中国成立后，地归了生产队，窑洞的主人盖了新房，土窑洞就废弃了，虽然是土窑，但功能齐全，有两个大院落，7孔土窑可以住几十口人，还专门挖有储存杂物和粮食、喂养牲口的窑洞，修有水窖和打谷场。
我对在土窑生活的那段时光有着十分亲切的记忆。我们家是啥时间搬进去的？前几年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可谁也说不上一个准确的时间，都是大概，估摸的那年那月。一次和我哥又聊起家事，他说那年秋季下了40多天的连阴雨，我家那两间破瓦房眼看就要塌了，才搬到窑里了，有了连阴雨这个接点，我查阅了乡志，那年造成全乡房倒屋塌的40天连阴雨是在1957年秋季。由此推算出我家搬进窑洞的年月时间。
听母亲在世时说，我祖父那一辈日子就过得捉襟见肘，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亲姊妹五个，我爸排行为二。用当地人的话说，你大伯是个好好，八岁给人家在粮食集上当相公，年龄小，勤快懂事，深得财主信任，20岁就自奔前程给自己娶了媳妇，还置买了一院桩基地，准备修盖自立门户搬出老宅，惹得旁人的眼红。在农村，日子过不到人前，别人会笑话你没有本事，日子过好了遭白眼嫉妒，就连家族个别人都害气，说外首家是暴发户，因为我家住老宅的最外面。我婆是个瞎子，每听到这话心里就很委屈，只有大儿子回来了才诉说。大伯很争气，又买了盖房的木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时候，大伯得了一场重病再也没有起来。
我妈说她没有见过大伯，听大姑给她说的。我妈和大姑感情很深，大姑老来眼睛也瞎了，我妈经常步行10多里路给大姑拆洗被褥，直至大姑去世。
我父亲天生性格刚烈，在那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年代，跟人跑江湖，也算是个能行人，就是不过日子，后来还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变卖了大伯置买的家业和田地，长年累月不入家门，一阵子跟这股势力，一会儿又跟那股势力，曾经还独步榆林在军阀井岳秀手下当过差，因误解，两天两夜从榆林徒步700多公里跑回来，被传为佳话。所以家不像个家，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解放后还被管制了一段时间，最终因没有掠夺别人家的财物，却有打抱不平的耿直之心，在方圆落下了好名声，成份定为贫农，管制的帽子就不了了之，受到牵连的是我哥被推荐上大学，不怀好意的人找不到理由，就把我父亲拉出来说事，反映有“历史”问题，我哥因此被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
再说住北沟土窑里的事，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人生最美好的童年，我和土窑洞的关系除了亲切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美好和辛酸苦辣时常涌上心头，儿时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身份证上显示的生日是正月二十六，我也一直认为这就是我的出生日。但村里一个老者说，这是错的，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他六十年代去延安修永宁水库，那时不像现在，交通不便，抄近道步行20多里到白水县坐车，路过窑洞，我出生了，他记得很准，这一天是正月十六，我母亲在世时他当着我的面纠正。我妈没有说话，过后说那人是胡说里。十六还是二十六，没有多大意义，直到母亲和当事人过世多少年，我从事了文字工作总想知道个究竟。想起村里有人当着我的面说过，你和我娃一天生，你这娃还是早晨，我娃是下午，住在沟里吃不好，长了这么点个子。一次路遇嫁到别村的同龄人，我有意对她说，你是正月二十六日生。她说，正月是对的，生日不是二十六，是十七。这下我明白了，正月十七证明是正确的，十六应该是那人年事已久，一天的偏差也在情理之中，那么母亲为啥要将我的生日定在正月二十六呢？她老人家虽然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给生产队出工在灶火台上画杠计数，为啥在我的生日上这么执着呢？为了找到依据，我咨询了这方面的说法，明显十七不如二十六的数字吉祥，说明母亲对我的生辰是有想法的，一定是有高人指点过。我的母亲话语不多，从来没有给我说过缘故，正像我姐说的那样，咱妈永远是个迷，自己没有文化，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为啥非要供她读书，鼓励一个女孩子家走出家门在外面闯世界。是啊！母亲永远是个迷，是一本儿女们永远读不懂的书。
从出生到离开土窑洞，在这里住了多少年，谁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现在回想那些美好的瞬间，是那么的清晰，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七孔窑洞两个院落住了三户人家，我家住最北边一孔最大的，院墙外面还有两孔放零碎用品，窑洞里面有几个拐窑和土楼阁，炉灶、炕、生活用品和农具均放置在不同的位置。隔壁是一孔单体土窑洞，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单身老头，不知道叫什么名，他和我父亲、母亲是白搭话，我叫他老王伯。
老王伯上身穿着一件黑对襟棉袄，长年头上包一条白毛巾，清爽干练，给生产队看管北沟的庄稼和果木，除了认真负责外，老王伯勤劳节俭，在六、七十年代粮食紧张，村里人普遍食不果腹的饥荒时节，老王伯时常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粮食，接济揭不开锅的家庭，所以在生产队里落下了好名声。村里人还说我老王伯会武功，是习武之人，我那时不知道习武是啥意思，但时常看见老王伯把沟那边北塬人偷庄稼的老笼、镰刀，衣服等收了回来，如数交给生产队，可从来没有给我们显示过他的硬功夫。老王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能把一本书讲下来，在那晚上黑灯瞎火靠煤油灯照明的年代，每到夜晚，空旷的沟壑宁静得让人恐惧，不时的还有野猫和猫头鹰落在坟头的柏树上乱叫，每到这时，老王伯准时推开我家土窑洞的门，半个屁股坐在炕沿上说三国，论六国，有时我已经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在绘声绘色地说，直到深夜不知道啥时候才出门。第二天晚上继续，几乎夜夜如此。至于说的啥，说的哪本书，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有天晚上，他一坐到炕沿上，就说：“今晚我给咱说岳飞。岳飞不仅是忠臣，还是个大英雄，得要好长时间才能说完”。他问我：“喜欢听吗？”我当然很乐意。所以每到晚上不见老王伯来说书，我还睡不着觉。
老王伯无亲无故，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为啥能到这里，反正不是本地口音，有人说是陕南人，在家练武功，失手把人给打死了，才逃到这里落脚。这都只是些没有根据的猜测，真假难辨。直到1974年前后，来了一帮外地人打听到村里，才知道老王伯的老家是在大荔，侄男子弟来了一伙人接他回去，老王伯硬是不愿意离开，好像磨蹭了一年多，最终还是告老还乡了。生产队里的骡马车将他的家业装了满满一车，风风光光地把老王伯送回了大荔老家，安度晚年。
一年以后，老王伯还回来过一次，给了我一把他回大荔种的花生，我舍不得吃，将花生种在院墙朝南的向阳处，精心浇水管护，长势很茂盛，到了收获的季节，刨出来全是根，没有结出一粒花生。
隔壁院落的三孔窑洞住着一户张姓的老俩口，经常有人来看望，不知何故，他们和我家基本不搭话，隔着院墙经常听老俩口吵嘴，而且吵的很凶，有时老头还拿皮带抽打老伴，直至对方不吭声才罢休。我小不懂事，经常去他们院子玩，老俩口对我非常好，做好吃的都要留着等我吃。我们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他们长年都是白面馒头，还经常改善生活，每月有专人将白面、大米准时送上门。小孩自然不懂得这是咋回事，有意无意地串门混吃混喝，他们从不吝啬，有好吃的都给我留着。后来才听说这个张伯是陕北老红军，打日本鬼子时，子弹进了大腿化脓发炎需要锯掉，他硬靠着一股毅力没有锯掉才活了下来。模糊的印象里，记得有一次，张伯拿出了许多军功章给我看，讲他的故事。那时年幼，具体说了些什么都忘了，只知道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位张伯是第一批被接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老革命。这时我们已搬家，我后来参军到部队，和张伯就联系得少了，等我从部队回来再去窑洞看张伯，他已经回旬邑老家了……
这是我童年住在北沟的土窑洞里对仅有的两户邻居的短篇记忆。是啊！随着年龄增长，越加思念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一样的童年。接着再说住土窑洞经历。
我姐回忆说，她在老庄和土窑洞里都住过，具体住了几年，年数已多，她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1958年的假期，学校来人说，西安招收学生当工人，征求我父母意见，二老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姐就吃上了公家饭，从庆安公司几经调动在郑州飞机公司退休，对住窑洞的印象渐渐模糊，只是参加工作后回来过几次。
知土窑洞事莫过于父母亲，再就是比我年长9岁的哥，他从这里开始上小学，直到初中毕业。初中住校，粮食紧张，家里穷的揭不开锅，别的同学背馍上学校大灶，他背不起馍，母亲将挖的野菜在成菜疙瘩，每周步行10多里路送到学校供我哥念书，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哥完成了初、高中学业。哥说，他最难忘的是小学阶段，七、八岁的年龄，每天天不明就要一个人独自走二里多的山路，经过两处坟地群，还有野猫、野狗频繁出没，胆怯害怕，他就把包谷杆点燃拿在手里壮胆，一根接一根地往学校跑。有时上自习下课晚了，老师担心哥回去走沟里的路遇上狼，就把哥留在学校和自己住。至今我哥还说：“我的胆量就是从小练出来的，我非常感谢留我住宿的王老师”。
我对土窑洞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那时父母在生产队干活，一天两大晌，拿上锄去上工，队里安排的活却是用掀，预计是晒麦，却让锄包谷，每日来回两公里路程，天晴还罢了，遇到雨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山里走，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住窑洞冬暖夏凉，接地气，是一种豪华的天然享受。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和父母住窑洞的经历，那简直是在受罪。用秸秆烧炕做饭，夏天太阳直射，烟逼在窑里面出不去；冬季遇到雨雪天，烟还是出不去，每次做饭，母亲都被烟熏得眼泪直流，而且土窑洞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规律地掉土渣。在我记忆中，整个童年，饭碗里都有土渣渣做的调料。
我们家在土窑洞里住了多少年，哪一年搬走的，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我推测1957年搬进去住到1970年，这年夏天，连续下了几场大暴雨，我和几个同龄的小孩给生产队里的牲口割草，被暴雨隔在距离村庄不远的了一个废弃的窑洞里，亲眼所见划破天空的雷声将村沟边棵有筛子粗的古杏树拦腰劈开。忽雷白雨三后晌，中间隔了一天，又是电闪雷鸣，顿时，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伴随一声清脆的雷声，从天上穿下来一道红线，距离地面两仗多高瞬间消失。我站在院子的门楼下，当时就吓蒙了。暴雨过后，雷射的那地方出现半米的深坑，干土块子散落在地，当时不知道缘故，村里的老人说，时常发现这里有蛤蟆，估计成精被雷击了。
划破天空的电闪雷鸣让人心有余悸，最主要的是连阴雨让我们被迫离开。屈指算来我们在土窑洞里整整住了12年，那时我已经读初中了，有一天无意间问起母亲住窑洞的那段经历，母亲犹豫了好一会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过去的年馑好遭啊，不提了”。
时间可以隔断历史和今天，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我后悔当初没有追根问底，成了终生的遗憾，否则我的窑洞经历会写得更生动。
土窑洞虽是借宿别人家的，算不上宅，但是，我在这里出生，度过了似懂非懂的童年，经历几十年风雨侵蚀，土窑洞年久失修已然坍塌不复存在了，但我每次回到故乡，都要走在那条通往北沟里已经是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上，站在窑洞遗址前，灵魂好像要脱离身体跳出来的感觉，久久不愿离去……
母亲的话，我永远铭记在心——“过去的年馑好遭”。而我年幼不懂事，脑子里存留窑洞的记忆是那么的美好，天上的云彩一朵一朵地随风飘来飘去，炎热的夏天，一股凉风顺沟吹在身上，是那么的舒坦，凉爽，没有嘈杂，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干扰，随心所欲地在下过雨的路边捉蛐蛐，爬在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洋槐树上抓知了。冬季一场瑞雪，鸟儿四处觅食，我们在雪白的地面上撒些包谷粒，用筛子扣麻雀，然后把捉来的麻雀用泥糊上放在灶火里烤着吃。不大不小的院子留有一块菜地，母亲春季种下的萝卜、辣子、茄子等家常菜，收获后贮存在土窑洞的拐窑里，满足我们家人一个冬天的需要。窑背上还长着三棵碗口粗大的枣树，虽然归生产队所有，老王伯看管得非常紧，但每到成熟时节，只要刮风下雨，熟透了的大枣就会随风不时地往下掉，还有沟愣地边长出来的野桃子，三三两两的野杏伸手就能够到。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我身处那样的环境，曾引起村里多少同龄孩子的羡慕，我也为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而窃喜。天真的童稚使自己根本体会不到父母窑洞12年的艰辛。
党和政府在距离老庄一里多地划了新桩基，放了几年没有能力盖，还是在我那拿工资的大姐的帮助下，多年以后盖起了四间材房，这时父母亲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记得从窑洞搬新家的是个晚上，月亮分外的明，大概记得所有的家当拉了三架子车。现在想想，父母奔波了一辈子，始终在食不果腹的温饱线以下挣扎，终于有了自己的窝，尽管简陋，总是自己的家啊，别提心里有多高兴。搬到新家没有几年，父母亲就到了年迈多病的年龄，几乎失去了干活挣工分的能力，尽管生产队里照顾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总归不是常事，在那吃粮普遍紧张的年代，两位老人挣不了工分，生活就更加拮据了。我哥一边上学一边挑起了4口人生活的重担。
为了生存，我也不得不休学，和我哥借了亲戚家的一辆架子车，从很远的地方把柿子买下，拉到百里以外的渭河北换粮食，就这样度过了几年断顿的饥荒。我哥过日子馋伙，领着我给家里打水窖和红薯窖，圈院墙，栽各种树木，没有几年，梨树、苹果树挂果，我骑着自行车到东边的矿上卖，爬火车把柿子用担子担到铜川、西安卖，和村里人去百十里以外的黄龙山割条子编筐，拿到集市上换钱。我哥还去南山砸石头，拉回来了各种用石头做的生活用品，比如捶布石，过门石，经常风餐露宿，靠苦力挣钱，我们这个家才有了一点点像样的光景。总之，那时太穷了，用我妈的话说，穷根扎得太深了，把娃挣死日子也过不到人前头。是啊！在我上小学时就遭过白眼，让我一度产生了厌学情绪，不敢进校门。被扛过枪，性子刚烈的父亲用赶牛的鞭子打得遍地鳞伤，从几十米的深沟里跳下去，逃学不敢回家，最后还是学校派高年级学生集体出动，从很远的地方找到，将我硬拽到了学校。记得12岁那年，还是因为逃学，父亲用核桃树枝条做的旱烟袋抽打，我身无分文竟然背了书包，拿了两个馒头，忘记了怎样上的汽车到县城、再到陈庄坐火车，从西安专程跑到河南灵宝我姐所在的工作单位，请求转学念书，至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因为穷，造成对学习的逆反心理，现在才悔当初不能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在受教育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再加上后来学工学农，让我从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最终只拿到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
对新家彻底改造是到了1985年我在煤矿下井的时候，这时父亲已经离世好多年了，母亲整天念叨谁家娃有本事盖房了，谁家又添农具买了架子车，日子过不到人前媳妇都没有人说。我下井不到2年时间，而且还是协议工，我哥就已经调到地面工作，也是才成家，还欠一屁股的外债，那时农村盖房的花费和现在相比，和在城市买一栋单元楼花费不差上下。为了母亲的心愿，我和我哥商量，硬是东家凑西家借，村民和亲朋好友义务帮忙，将原有父母亲留下的四间房全部推倒，升高了地基，盖起了八间大瓦房，而且青砖垒到窗台齐。上梁的那一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到场恭喜，有些老者感叹地说，穷了一辈子，在娃手里把日子过成了，听了这样赞誉的话，母亲心情别提有多高兴。
人生这辈子就是在匆忙地赶路，走一程看一阵风景，再走一程看一阵风景，歇脚的地方有许多，但家才是自己心灵的栖息地，才是永远的港湾。是一把育树的黄土，是一点柔和的荧光，是一柄慈爱的大伞，是一抹亮丽的云彩，是我魂牵梦绕的归宿。老庄是前辈劳作耕读给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为了这个家他们撒下多少心血和汗水，却被无声无息的时间所淹没，只有老庄依旧在默默诉说着陈年往事，老庄才是延续香火的神圣之地。我庆幸自己能亲眼目睹老宅的存在，尽管已是残垣断壁，但在我心里它仍是那么的庄严肃立，它向后辈绽放它曾经的光华神采，无声诉说着它经历的风风雨雨。老庄，你是我心灵的丰碑，你是家族血脉的源泉。
每次归来，我都要仔细再看你一眼。因为这是父母亲不堪回首历经磨难的地方，是煎熬，是苦难，是贫穷的伤疤，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却己变成了财富，这里的一草一木是这般亲切，仿佛每一棵树都在给我诉说当年的事情，尤其是那棵苍老的柿子树，在我幼年尚能记事的时候，你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了，你还是这样，一副阅尽人世沧桑的模样，而我却已经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变得两鬓斑白。我稔熟的那条小路，盛满了我儿时的欢乐，如今已是荒草萋萋，分不清路在哪里。还有距离窑洞不远处的那颗野桃树，每年秋季结出的桃子是那么的甘甜爽口，曾让我美美地大饱口福。记得有一年桃子被人摘了，我为此还伤心地哭了一个晚上。如今野桃树依旧长在干枯的山梁上，结出的桃子却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味道。是啊！沧海桑田，一切都在变化，当年和我一起生长的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还是那么的枝叶茂盛，生生不息，如今它们和窑洞一样，只能作为情感记忆的符号，永远烙印在我记忆的深处。
老屋，窑洞，我儿时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无法放下对你的牵挂。新宅是我走向人生道路的起跑线，倾注了我的汗水和心血，与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跟随时代变迁，也将和老宅一样渐渐式微，这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规律，但也同样是我记忆中的宝藏，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如今赶上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好政策，我已经重建了现在的家，新房比较现代，但总觉着缺了点什么，故乡、土窑洞、老屋，才是我心灵的归宿，永远的牵挂，是我永恒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