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祥
网站用户
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将一个封建落后的旧中国推向现代文明新时代，传统的耕种方式已经被机械化取代，那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农耕文明，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应该世代相传，五则已经消失的传统作业（税赋）方式，作为一种忆往，留住那段印迹。
1 “麦客”那一年
“麦客”在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确切地说，“麦客”是流动于陕、甘、宁等地，在麦熟季节为人收割小麦的短期劳务工。各地叫法不同，我们叫“跟场”，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已经很少见了，仅仅成为一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
当“麦客”是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但那热情、紧张的场面仍记忆犹新。现在又到了“龙口夺食”的麦收时节，网传中原粮仓河南连阴雨，造成农民的麦子烂在地里，听得人心里难受。经历过出芽麦的农村人都知道，这是多么悲伤又无可奈何的天灾，即使现代化的收割手段，在大自然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
我的家乡在渭北平原，自然农耕经济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农业生产没有机械化，麦子成熟了全靠庄稼人的两只手收割。记得1982年改革开放，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农民摆脱了大锅饭的束缚，种田的积极性异常高涨，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势喜人，农民欢喜得合不拢嘴。谁知老天爷又和庄稼人开了个大玩笑，前两年成熟的麦子遭遇连阴雨，眼看着麦子在地里发霉长芽，束手无策，幸亏产量高，长芽的麦子虽然品质差些，能让农民吃饱肚子，再加上国家降价收购，弥补了农民的损失，而后两年就不那么幸运了，冰雹把泛黄麦子打的颗粒无收，村民泪流满面跪在麦地里扫麦粒。
农业大国“龙口夺食”是一场和时间赛跑、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农耕经济时期，农民靠苦力抢收。生产队时期是集体经济，大家共同干，苦大家都苦，穷一起穷，土地承包以后就不一样了，缺劳力和牲畜的家庭麦子熟的烂在地里，也无能为力，“麦客”的到来缓解了这一窘境。陕西关中地区的麦子成熟的早，就有甘肃、关中以北晚熟地区的农民来到这里当“麦客”，他们拿着镰刀、头戴草帽，有的还背着被子，聚集各镇点，等活儿，有的还直接到田间地头，为缺劳户解了燃眉之急，实现了颗粒归仓。
每到麦子成熟季节，村里人就会提起以前村里谁“跟场”一天能割好几亩麦。我记事起，“跟场”就已经在脑子里扎了根，传奇故事至今历历在目。生产队期间，我当过挣半个劳动的社员，和大人一起在600米长的麦田里割麦，其他人割了两个来回，我一个来回还在三方之一地方挣扎，实在干不动了，流着眼泪失败而告终，工分没有挣下，还落吃不了苦的坏名声。
农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凭力气吃饭，走不了的路也得走，吃不了的苦必须去吃。1982年，我从部队复员，农村已经分田到户，泛黄的麦子距离收割还一段时间，村里年轻人一波一波地拿着镰刀，背着馒头袋子出门当“麦客”去了，挣现成钱，吃饱饭，还能背回数量不等的馒头，说是自己节省，实则连偷带拿。麦客偷馍是惯例，主家装着不知道，也许是朴实的庄稼人给下苦变相的施舍。家里人吃着“麦客”背回来的馒头，那洋溢的笑脸无法用文字形容，谁“偷”的馒头多，说明有本事，还在一起毫无忌讳地介绍“偷”的经验，招来围观人的羡慕。
“福利”诱惑着实能叫人动心。我得放下退伍兵的架子，随大流，加入到“麦客”队伍中，改变在村里人心目中割不了麦子的坏影响。当兵几年长个子，而割麦失败成为大家不变的认知。年龄大的人，根本不让我入伙，怕我托人家的后腿，还说我根据就不是下这苦的料，退伍费还缺这几个钱。
天无绝人之路，几个年龄相仿的倒是愿意让我跟着他们干，在生产队时期他们就“跟场”，有丰富的收割经验。
我赶集买了两把镰刀，四个刀片，利用一天的时间将刀片磨得锋利发亮，等待召唤。那时候钟表还不普及，电话更是奢侈产品，只能凭感觉掌握时间，约好清晨鸡打鸣两遍出发，步行13公里赶到某镇，在太阳还没有冒出来之前在“麦客”市场接活，过了这个时辰就没有人叫了，得等到第二天。前一天还一再叮咛要把4个刀片都带上，中间没有磨刀子时间，还说两把镰刀也得戴上，作为备用，这是经验之谈，一起结算，担心我这个生手准备不足影响大家。
他们算好了这方麦子成熟的时间。我们天麻麻亮就赶到了地点，果不其然，黑压压的人群排了大半个街道，穿着不同的衣服，拿着大致相同的工具，从说话的口音能听出来是河南麦客的还是甘肃麦客，也有陕北、关中麦子晚熟地方来的。太阳还没有冒出头，请麦客的主家也从不同地方赶来，狭窄街道挤满了人，相互在搞价。市场价割一亩地1元钱，包括管饭，不管住宿；不管饭不安排住宿一亩地1.3元，搞价是路途远近和水浇地之别，因为水浇地产量高，收割难度大。这些我不懂，同伴有经验，很快就搞定了一家，说6亩是旱地，不安排住宿每亩1.2元，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并承诺给他们家收割后，后面还有成熟的麦子，能接续上，不用再到市场揽活，节省时间。
大家非常高兴，认为接了个羊尾巴活儿（意思沾光），估算当天一人割1.5亩，6亩地赶天黑就能结束战斗。谁知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实际与想象差距很大，金黄的麦子一眼望不到尽头，密度就是一把土也很难撒进去，是旱地没错，但在麦子成熟期间，连续下了几场透雨，再加上分田到户农民积极性高涨，肥料充足，麦子远远超过了水浇地长势，当然丰收之年是喜事，只可惜给“麦客”收割增加了难度。大家面面相觑，有种“老马也有失蹄时”的无奈。看着成片的麦子在风雨的侵袭下东倒西歪，着实无处下手，我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年长的也同意说不干了，而其他两位坚决不同意，说你结婚有娃了，说话不腰痛，我们还没有媳妇，这样烂工回去不叫人骂死，落吃不了苦的坏名声，谁家的女娃愿意嫁给一个“懒汉”，这么提醒，我也打消逃避的念头。几个人一合计，既然接了这活，硬着头皮也得干。铆足劲，使出浑身力气，刀片换了几次，到
天黑4人割了不到两亩地，当晚主家过意不去，额外安排了住宿，他们也知道自家地里的状况，担心我们撂挑子不干，还得另找麦客耽误时间。
谁知天公不作美，从凌晨起雨就下得不停，整整持续了两天一夜，预报后面还有连阴雨，真是到了“龙口夺食”的关键时刻。天刚缓晴，太阳露出一丝光亮，麦地到处都是积水，主家心急火燎地让我们赶时间收割，我们也没有任何退路可选。再锋利的镰刀在雨后松软的土地上也发挥不了作用，割下来的麦子全都是连根带泥，年长的着实体力支撑不了，看见天上飘过来一点白云，就起身喊雨来了准备逃跑。
两天时间总算在阴雨来临之前为主家将麦子收割到家里，人已经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了。记得最后一顿饭，主家蒸的是大肉包子，算是款待我们，四个人一口气吃了五笼包子，我打了饱嗝后，准备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两腿无法站立，几欲难走。主家深感我们付出了超强的劳动，临走多给了一些报酬，还给每人装了一袋馒头……
麦客之行，虽有苦衷，也算满载而归，我们在集镇最大的商店买了白糖、人丹等日用品。等快到村子时，三个年轻人都找理由把镰刀让年长的同村人拿着。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三个才20出头，同龄人不是上学就是干其他工作，自觉 “麦客”不光彩，无形就有了自卑感。
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做“麦客”，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苦不记成本，再苦再累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就心满意足了。正是那次干“麦客”的历练，后来多年里家里8亩麦子都是我一人连割代收，即使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也没有请人帮忙，晚上在煤矿上班从没有缺勤，白天在地里割麦也没有耽误收成。现在回想，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
“麦客”经历已经过去近40年，自己也到了耳顺之年，回想自己半农半工的人生经历，留在心灵最深处的感受，还是农村苦，当农民不容易，那是真真正正的不容易，即使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超速发展的今天，“麦客”已经成为历史，但农民并没有摆脱凭力气干活、靠老天爷吃饭的枷锁。这次河南雨灾就是最好的验证。
记录麦客，只为不忘却那段真情的岁月，留住汗水浇灌的记忆！
2“算黄算割”又叫了……
“算黄算割，算黄算割（随黄随割）……”儿时的记忆里，每年的麦子泛黄时节，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种鸟，落在麦地周围和人们居住房前屋后的树枝上，不停地鸣叫，从早到晚，口中滴血般啼叫，告诫人们适时收割，不能错失良机。
“算黄算割”是一种易鸟，体长30-35厘米。头部和颈部的羽毛呈暗灰色，背部和两翅上表面深褐色，胸部和两翅下表面是白色，并有黑色的横斑，尾部为黑色，生活在山地森林中。“算黄算割”是庄稼人根据叫声分辩出来的名字，从立夏开始，尤其是到了麦黄季节，叫得最凶；过了夏至，农民将麦子收割到打谷场上，“算黄算割”销声匿迹不知道飞哪里去了，直到第二年的麦子泛黄，它又飞回来，落在曾经的田间地头，发出那紧迫的叫声---算黄算割……
时间更迭，谁也说不清“算黄算割”是从哪个朝代、哪一年、哪一月开始，每到麦子快要成熟时飞来了，用声音向麦农发出警告，适时收割，不能错失良机。小时候母亲讲“算黄算割”故事，说有一庄稼人非常懒惰，麦子已经熟的在地里脱落，还懒得收割，“算黄算割”围着麦田叫得嘴里滴血，也没有引起重视，结果被一场冰雹打烂在地里。从此，庄稼人非常敬重“算黄算割”，这是我小时候切身记忆。
关于算黄算割的由来，听老辈人说，这种鸟谁也不知道叫啥名，有地方也叫布谷鸟，对错没有人争论，当地以叫声“算黄算割”普遍被庄稼人接受。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有一年麦子已经泛黄即将收割，突然下起了冰雹，将成熟的麦子打得颗粒无收，一庄稼人看到一年的辛劳付之东流，顿时口吐鲜血化为鸟，展翅而飞，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不知去向。而到了每年麦子即将成熟时节，它飞回来了，在田间地头的树枝上，一声接一声地发出紧迫的惨叫。还有一种说法，“算黄算割”是古代时候一秀才所变，这位秀才为了赶考，没及时割麦子，等赶考回来时，麦子已经落在地里，颗粒无收，而考试时心里又牵挂麦子，分散精力也落榜了，最后一口血吐出来就不省人事，然后成了一只口中滴血无休止啼叫的鸟，到处告诉人们：算黄算割、算黄算割！传说归传说，寓于人们，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马虎不得。
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繁衍生息，种下庄稼打的粮食，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生命也随四季庄稼的生长在循环，秋种夏收是规律，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必然，我每次回农村老家，长辈们谈论起生命的终结，总是那么的如此淡定自如，于他们根植的黄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风调雨顺，年年都是好收成，他们围绕粮食演变出无数传奇故事，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农耕文化，仅麦子作物，诉说不完话题，每年麦子成熟时节，也是农民最为开心的时刻，一年的辛劳为的是有个好收成。麦子是主粮，千千万万农村家庭生存的根基，收割麦子是庄稼人的希望，同时受天气影响，也是他们最胆怯时刻，一旦天公不做美，所以付出成了泡影。麦子收割形容是 “龙口夺食”，生怕老天爷做怪，下连阴雨或者冰雹，一年的辛劳付之东流。
我工作离开农村的那些年间，再也没有听到“算黄算割”熟悉的声音。村里人说，农业实现机械化，减轻了人工收割繁重的劳动，缩短了收割时间，再加上分田到户，增加了人们的责任心，他们更懂得抢收抢种的重要。颗粒归仓，成为一种习惯；再加上老天爷睁眼，灾害天气变少了，麦子都能适时收割，“算黄算割”再也很少见了。然而2023年河南省发生历史罕见连阴雨，造成大面积麦子烂在地里，“算黄算割”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而且是昼夜不停在叫，叫得庄稼人心里发毛。传说难以考证，也许“算黄算割”生性就具有这种啼叫的本能。寓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折射出中国农耕文化，人们繁衍生息对精神食粮的渴望，对灾害的厌恶与恐惧。勤劳智慧的先人们，在漫长的历史烟云中，创造出了一整套与天地争时间、从龙口夺食的对策，“算黄算割”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尘，它永远沉淀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
3打谷场（裹场）说起
在没有电、没有水泥和任何预警设施，人们完全靠天生存的时代，为了逃避不可抗拒自然灾害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祖先最早掌握了观天时变化的基本规律，看天像，把握出行时晨，庄稼按节令适时收种，收割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而收割后的除槺晾晒同样重要，庄稼人为了不浪费一粒粮食，他们摸索出了一整套方法，对收割的作物，进行脱壳、晾晒、归仓，打谷场就成必备的阵地，如何建造满足生产需要的打谷场，农民有自己的办法，我们老家蒲城一代把打谷场叫场，造打谷场叫裹场。
裹场是有季节性的。流传“三月不裹场，麦子土里扬”，这是硬标准。农民经过秋播夏收（种）一年的辛劳，成熟的庄稼收割回来先要有搁放之处，然后再经过碾打、晾晒多道工序的处理，才能入仓。只有庄稼行当的“把式”勤快人，才能造出合格的打谷场。它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怎样在农田里建设打谷场？首先得预留出薄地（不喜欢长庄稼）为场面用地，长期搁放堆放秸秆，作为牲畜过冬的饲料，到了每年的开春，存放的麦秸秆已经被牲畜用得所剩无几，庄稼人再将底子打扫干净，给一个叫耙的木铁结构农具，套上两匹牲口，把坚硬的土层松开，再换成用荆条等编成的耱，同样套上两头牲口，人站在上面，将松软的土层压平整，然后给上面撒上糠壳，用名叫碌碡（圆柱体，内便略小，外延略大）的畜力农具，将酥松的土壤压实、碾平，每下一次雨，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循环作业，多则10遍（次），少则也得3-5遍，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打谷场坚硬的程度除满足对庄稼的碾打晾晒外，还能承载各种拉运的车辆和农具。农民把成熟的麦子收割到打谷场上，不像现在机械化收割直接是颗粒，而是先堆存成一个一个的小山包，放上十天八天不等，然后再扒开（摊场），晾晒后碾打，堆放目的一是传统的碾打方式，跟不上需要，另外收割后的麦子还有一定的成熟空间，堆放一段时间能增加产量，颗粒更为饱满，也能避免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雨水造成庄稼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发霉变质。
碾打晾晒仅麦子最短也得一个月时间，在这期间，不论男女老幼（也有在外工作回来帮忙），集中在打谷场上干同样的活儿，如果说收麦是一场战争，那打谷场就是阵地。在此期间，每逢下雨，都要重新对打谷场进行碾压，直至麦子直接晒干杂质处理干净，入户入仓，麦秸再变成牲畜过冬的饲料，打谷场算完成了50%的任务，到了秋收的谷子、玉米、荞麦等豆类作物全部碾晒完毕，打谷场才完成一年的使命，来年再次轮回。也有勤快的庄稼人将剩余场地及时翻耕，来年种上早熟的燕麦，在大面积麦子成熟之前的20天左右，将燕麦连根拔，然后按照以往裹场的程序碾压，如果下雨地有墒还好，没有墒就得挑水洒（也叫泼场），这是应急方式，虽然能增加点粮食收入，但保证不了打谷场的质量，几乎一季的麦子都是在土里碾打晾晒，杂质过多，品质也好不到哪里。而这也不是谁都能干，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农具牲畜储备才能完成。
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以前，生产队大锅饭，集体作业，裹场对一个家庭不会产生影响，农具牲畜都是生产队公家的，集中使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打谷场就够了，可分田到户就不一样了，每家每户必备有打谷场，这样牲畜农具就显得十分紧张，过去全村裹场有3-5个青石碌碡完全满足需要，分田到户就不一样了，时令不等人，赶季节在同一时间干同样的活儿，多少户人家就得有多少碌碡和配套的牲口和劳动力，不具备条件的家庭，每到了裹场时间那急迫的程度，用热锅上的蚂蚁形容一点不为过。记得那是1983年，我们村分队的第一年，我既没有劳力也没有牲畜农具，完全是一穷二白的庄稼户，眼看别人家慢悠悠在赶着牲口在一遍一遍在场里来回转，我甘着急没办法，幸好在校当班主任的同学，让全班同学在场面地上跑早操，就这样勉强碾打了5亩麦子，质量就可想而知。
后来，农村实现机械化，农村有了跑运输的拖拉机，稍加改动用来裹场，速度快，效率高，除满足自家需要外，还给全村人、甚至外村有偿服务，由此才缓解了裹场的紧张局面。再后来联合收割机的出现，国家政策到位，农村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农民再不用为了裹（碾）场发愁，收割机将麦子从地里收购回来直接晾晒在水泥地上，干净省时，从此，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裹（碾）场繁琐的劳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裹（碾）场作为几千年农耕经济的产物，农业生产、农民智慧的结晶，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成为写入史册的记忆。
4场里趣事
成熟的麦子收割后堆放在打谷场上，经过碾打、晾晒、去槺壳多个工序后，实现颗粒归仓。而这些环节必须通过繁重的劳动完成，而摊场贯穿所有工序全过程，首先得有好天气，当盛夏火红的太阳辐射大地，像蒸笼一样闷热的人无处藏身，这才是庄稼人碾晒麦子最佳时机，这是农民把热根本不当回事，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在打谷场上，进行一项艰巨而最有成就感的劳动--摊场（晾晒麦子），先是拿扫帚的人将偌大的打谷场刷扫一遍，然后男劳力先用麦钩子、秸杈的大型农具将带穗的麦垛子揭开，平摊在打谷场的角角落落，妇女们再用木（铁）杈把麦子均匀地摊开，麦秸经过几个小时暴晒，发出吱啦的声音，说明已经晒到位了，这时，年长有经验的“把式”们头顶草帽，手拿鞭子和粪笼（用于接牲口的粪便），然后给牲口（骡、马、牛）带上鞍子，系上绳索，套在碌碡上，进行最关键的工序---碾场，摊场的女人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道工序，回家做中午饭，碌碡碾场要给牲口带上笼嘴，蒙住眼睛，防止偷吃麦秸和被外来意外干扰的惊吓发生事故，这个过程最少得持续4小时，由于炎热的天气，捉碌碡的人需要歇脚，每架配备2人，而牲口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它们必须坚持到底，在我印象中的生产队时期，最多有十多匹碌碡，排成长队，在摊平的麦子上慢悠悠的一圈一圈的旋转，老农和牲畜一样头顶烈日，被碾压金黄色的麦穗在烈日照耀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预计温度最低在40度以上，明显能看到牲畜身上流下一道道的水印，捉碌碡的老农一边不停地拿鞭子抽打着牲口，一边用肩上搭拉的毛巾不停地擦汗，过不了多久，毛巾全成湿的，旁边的人把汗颜的毛巾拧干，再在水缸里过一遍递给对方，始终不耽误碾场。
夏日的高温暴晒，认他们苦涩难忍，但内心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就这样他们和拉碌碡的牲口在打谷场上一圈一圈不停地转悠，直至麦穗平展发亮才算完成场里的第二道工序，这时妇女们纷纷赶来准备起场，这时男人们把碌碡放在固定地方，牲口安顿停当，稍休息后，妇女们已经将麦秆运利索了，场里只剩下麦粒和糠壳，她们把用撒杈、推耙、扫帚联合作业，把搅和在一起的麦粒和糠壳堆起来，这时卸了碌碡的男人们将手里的赶牲口的鞭子、粪笼换成了木掀和杈，进行他们具有技术性挑战的最后一道工序--扬场，通过风的作用，将混杂槺壳等杂质与颗粒分家，放在现在条件下，有风机和多种现代化设备，分离不是问题，你想放在40-50年代没有电和任何机械的年代，分离完全靠自然风吹，那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有风还罢了，没有风这得靠庄稼人的本事了，扬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绝对是一项拼技能的硬技术，场中间像小山一样的麦
堆，不管有风还是无风，经过几个老农一个晚上的历练，第二天肯定麦粒是麦粒，杂质是杂质，分离的清清楚楚。所以，在农耕经济时代，扬场的人普遍受人尊敬，提耧下籽擩麦稭，扬场能用左右掀，被誉为庄稼活难不倒的农村的行家里手。
收割回来带穗的麦秸，经过摊、起场，晾晒、扬场、入仓多道工序完成后，再将碾压过的麦秸进行重复处理（腾干）后，秸秆作为牲畜过冬饲料储备，正应了唐代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如今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大批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几千年农耕经济积累下来的传统生产工艺，也一点一点地被现代文明所取代，直至消失，永远被人们遗忘。而沉淀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社会变迁的见证，挖掘和梳理农耕文化，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化传承、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当下“三农”与乡村振兴。
5交公粮的那年岁月
种地纳税，天经地义，这是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政策”，也是刻在人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从春秋时期的初亩税开始，这一古老的税种，整整延续了2600年，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整个国家的兴衰。即使是被屡次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时期，那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每每回忆起交公粮的那些岁月，每一段情景都是一个难忘的故事！
我的家乡蒲城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是全国优质小麦基地县，也是陕西第一产量大县。千年蒲城，卧牛之城，耕地肥沃，光照充足，仓廪充实。夏秋两季那长势喜人的庄稼，给大地带来无限生机。金黄的麦子碾打后交公粮场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是扛枪杆子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性格刚强，经常干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但是在缴纳公购粮的问题上，从来不马虎，还经常对有抵触情绪的人说，就是饿死也不能拖欠皇（公）粮。简单朴实的话语，代表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翻身农民对国家的情怀，对税赋的认同。听母亲说，那年村里过队伍，财东家不给长官粮食，被捆在沟畔柿子树上冻了一个晚上，至于队伍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长官是多大的官，母亲没有文化说不清楚，只是在她脑海里一个固有的潜意识，队伍上的人要吃饭，要谁家的粮食都是天经地义。
我是60年代的人，经历了由生产队集体缴纳公购粮到实行生产责任制时期分户摊派。生产队时期我年龄小，对“公粮”了解不深，只是电影《青松岭》赶着马车喜交爱国粮动人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长鞭哎，那一甩也，叭叭地响哎，赶起个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咳约、哎咳约……” 优美欢快的旋律在耳旁久久回荡。那时的粮食分配口号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就是将最好的粮食先保质保量交足爱国粮，留足生产队作为种子、牲口饲料和救济粮后，再按照劳动力出勤情况分配，有劳力的家庭就分得多，缺少劳动力按照比例分的少，年终现金分红也是有比例的。我们队有户生了10个孩子，八男二女，都没有读多少书，文化程度最高的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趁早在生产队干活，出勤率高，分粮分钱就比没有劳力的人家高出好多，别人家的口粮不够吃，他们家还放贷，借出去一斤小麦来年还一斤二两,年终分红缺劳力的家庭分文分不到,还要给生产队倒贴,而他们家每年分红能够娶一个媳妇的彩礼,惹得不少人羡慕,这也是造成那个时期我们村普遍不重视教育,孩子辍学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非常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
曾担任过生产队时期的老会计对缴纳公购粮的情景，记忆犹新，说他们生产小队260口人，每年农业税折合现金1060元，每市斤小麦收购价大概一角三分左右，多少年没有增减，这是公粮，还有购粮是现金兑现，为社员年终分红，如果夏粮完不成，秋粮补交,他们队每年超额完成任务，还说县南一个生产小队在缴纳公购粮上放了卫星,上级给每户奖励一台收音机,在全县宣传了好一阵子。
记得那些年，每到夏粮收割季节，公社下派工作组到各大队，大队又下派驻队干部到各生产小队，帮助农民实施晾晒，实现颗粒归仓，还有一项任务落实产量，督促缴纳爱国粮。等麦子收到场，通过碾打、反复晾晒，直至那太阳将金灿灿的麦粒晒干，能发出嚓嚓的声音，再经驻队干部检验合格后，才允许装口袋（麻袋），搬在已等候的马车上，把印有喜交爱国粮的红旗插在车辕最显著的地方，在村民和驻队干部喜悦的眼神中，马车浩浩荡荡地驶向村口……
粮站可就热闹了，交粮以公社为单位，一个公社麦子成熟期不差几天，碾打晾晒几乎同步，交公粮也就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我们公社十一个大队，生产小队就更多了，交公粮集中就那十数八天，有的用人力架子车，像我们队用马车也不算少数，后来条件好的生产队交公粮用上了手扶拖拉机，从四面八方赶来在粮站集中，好不热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彩旗招展，夹杂占地摆放的各种小吃摊点，将粮站堵得水泄不通，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农民清点那到手一沓沓崭新钞票的喜悦说笑之声，热闹繁荣的景象不逊色于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可媲美于新时代的西安大唐不夜城。
我们公社是1982年分田到户，农民告别了长期大锅饭的束缚，种粮的积极性异常高涨，再加上天公作美，化肥使劲，连续三年粮食大丰收，家家户户屯粮满仓，农民再也不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了，公购粮那点任务根本不在话下，等不到碾打完毕，农民就把最好的头场麦子送到粮站完成公购粮任务。粮站24小时收购，农民交粮卖到钱后，先在集市的饭馆子里，饱餐一顿，这个偏远的北方农村集市小镇的大小餐馆生意爆棚，不比前两年的淄博烧烤逊色。再过了几年，各家各户的存粮超出了极限，夏秋两季，农民争先恐后缴纳公购粮，并将多余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于各地粮站的库存有限，容纳不了那么多的粮食，所以想多卖还得走后门找熟人，不然余粮变不了现。由此催生了农村的电器化，每年到这个时候，口袋鼓起的老百姓，给家里添置这样那样的电器，大到电视、洗衣机、电冰箱，小到吹风机、做饭用的电葫芦等，一时造成用电量的剧增，电力部门只好更换变压器。
那时我已经在煤矿上班，生产队时期缴纳公购粮是集体行为，分产到户就成了每户的事儿，而且这些工作是需要力气的苦力活，成千斤粮食必须晒干装在口袋里用架子车拉到粮站，验收合格后还要扛麻袋上架堆放，指标达不到要求，再上风车做重复的体力劳动，没有男劳动力的家庭每到这个季节就发愁，只能找帮工。我有几年矿上不批假，还是村干部帮忙解了燃眉之急，听说有地方粮站将汽车开到村里收购，我听了就羡慕，盼着啥时间能把汽车开到我们村里。直到1997年，公购粮可以交现金，我才将责任田承包出去，将家搬到了矿上，结束了20年亦工亦农的一头沉，缴纳公购粮也成了我人生中抹不去的一段珍贵记忆，我想这也是整个中国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走向富裕的新开端。
被列入国策的公购粮，从封建社会延续到新中国成立，随着国力的强大，逐点失去了存在的价值，2005年12月29日，对于生活在九州大地上的9亿农民来说是喜大普奔的日子，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宣告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划上了终结号，开创了中国农民无税的新时代。同时还出台粮食直补、工业反哺农业的一系列倾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深化农村机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向世界展示我国强盛综合国力的里程碑之年。
看着家乡沃野千里的麦苗返青，绿的惹眼，我也湿润了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