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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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都有些阶段性的记忆，有的记忆与自己的命运有关，譬如生存环境、家庭背景和生活条件；有的与自己的选择有关，譬如关于生路、活路和出路方面的记忆。
我对读书的记忆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那年，我得了三好学生奖，回到家后，母亲挺高兴，给我舀饭时，特意给我碗里多捞了些面片子。因为小时候，我们家的饭食多数是土豆和南瓜为主，看是糊糊面，其实没有多少面条。通过母亲的笑脸和给我吃独食，我觉得上学和得奖，是个光荣的事情，因而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我的新教室尽管是个经过羊圈改造后的窑洞，粪味、土味经常在我们的嗅觉里弥漫，但作为班里前一二名学生，我经常受到班主任老师的夸赞。有段时间，老师对我的夸赞形成了一个惯性，只要他鼓着一双小小的眼睛，往班上一扫，我就知道他说“这、这周表现好的，是汪、汪……汪惠芳（我后来改名为汪忖芝）”这句话。虽然有点口吃，但这位姓张的老师，在我的眼里特别慈祥和蔼。为什么要夸赞我呢？因为雪捂得再厚，脚冻得再肿，手上的冻疮再多，我是个在恶劣天气下能够坚持走进教室的学生。
当年，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革结束后，全国的小学好像延续一个学期，目的是让学生再巩固一下学习课程，但是小学是五年制。到了五年级就，就面临升初中。记得在那年暑假，舅舅特意赶四十多里路将我捎到西峰一中校门口，指着校园说道：“好好读书，将来你考高中时，一定要考进这个学校，从一中出来，你就能考个好一点的大学，能改变你的命运。”
人在特殊时期，有时一句话，就能让你竖起梦想的旗帜。听了舅舅的这句话，我心里暗下决心：我将来一定要进一中，一定要考上大学！念成书后要在城里生活，要把妈妈带进城，给她做油饼吃！因为弟弟在两岁多的那年秋天，我跟着母亲在地里铲莲花白，亲眼看见他饿得拿着白菜叶子嚼。当时，母亲就丢下手里的活儿，抱着弟弟走了。晚上，她回来了，还提了两碗炒熟的豆粉。原来，母亲为了弟弟，出门讨饭了。在七十年代初期，估计村里出门讨饭的人，是我母亲一个。母亲在小学时代就跳级上学，自带天赋异禀，但在我家里受了怎样的魍魉和苦难，作为长女，从我记事起，就有了一幕幕难忘的记忆。
但是，现实与我的梦想距离太远了。可以说，自从我到小学四级时，我就面临辍学的威胁。我之所以受到老师的夸赞，就是怕自己离开学校，念不成书。有一次，我在煤油灯下看书时，听到了父亲深沉的叹息。那一夜，我失眠了，熬到后半夜，在朦胧的月光下，我就踏上了上学的路。靠着学校的大门睡了一觉，才听见了村里的鸡叫声。
尽管我对学校有种朝圣般的依恋。但是，我不能不重视父亲的压力和忧愁。1979年的春天，我刚升入初中不久，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离家出走。于是，我借清晨上学之际，带着不到十岁的妹妹一路逃奔，打算投靠与父亲离异的母亲，在母亲那儿读书。怕父亲追来，我俩一路小跑，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路，过了西峰南城，妹妹终于走不动了，瘫坐在路边。为了激励她，我就拿上学的事儿刺激她。说到了妈妈跟前，就能上个好学校。妹妹经我一哄，来劲了，起来跟着我继续往前走。
我俩走啊，走啊，由于我的鞋帮裂了，走起路来拧巴拧巴的，索性脱掉鞋子，提在手里往前走，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时，才见到了母亲。当时，母亲见她的两个小女儿从80多里路之外徒步走来，本身就很震惊了，当看到妹妹的两条腿肿得像木桩似的，禁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哭着说了我跑来的缘由：“我爸不让我念书了……”
可是，生活漂泊不定的母亲怎有能力和条件支持我和妹妹读书呢？我俩在母亲这里东躲西藏地混了半个多月，父亲就追来了。看到父亲的那一瞬间，我眼前一片黑暗。我知道，在父亲跟前，任何挣扎和抗拒的力量都是弱小的，最终，我和妹妹还是顺从了父亲。那天，黑云低垂，好像要下大雨，但就这么悬着。父亲骑着自行车前面捎着妹妹，后面捎着我，又沿着我们来的路线，往回走。当时，麦苗有两秸高了，正在茁壮成长。可我感觉自己这条承载着梦想的活路，像被什么东西堵截了，堵得我难过，悲哀，绝望。从那天起，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痛苦的思考。
1984年腊月的一天，年仅19岁的我在冬雪和寒风的绞杀下，坐着自行车，在一路摇摇晃晃的进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家。在刺耳的唢呐声中，我拜天跪地，蜕变成了一个媳妇。从那天起，我种地，生儿，围着锅台旋转，在一复一日做着一个农人的事情，也在日复一日中寻找着发家致富的出路。尽管重心在过日子上，但我内心深处，总缠绕着对学校和梦想的记忆
1995年春天，我和老实吧唧的老汉背着铺盖进城了。在城西的一个旮旯里开起了个饭馆。现在想起，都有点不明白我当初为啥把饭馆开在了那里。就在那里，老天好像故意给我推开了一扇窗，让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顾客，譬如拉油的、拉木材的、坐台的、吸毒的、打架的、卖龟和蛇的，还有推销古董的。有一次，我端菜送到隔壁的旅社时，一个顾客正在铝箔纸上吸着大烟，问我吸不吸？话没说完，我说“不吸”。一日，一个顾客带来了一条二尺多长的小蛇，要卖给我，说他越南战场上因为钻猫耳洞，落下病根，得了前列腺炎，没钱看病，在山里抓了这条蛇，贵贱给他30元看病。我看他可怜兮兮的，就买了下来。发现蛇这条小蛇盘成圈儿，比较温顺，就顺手装在上衣口袋里。给客人敬酒时，这条蛇竟然爬了出来，把一桌顾客吓了个人马仰翻。还有一日，一位老头立在店门口，手里拎着一条线绳，下面吊了一只巴掌大的灰壳乌龟，问这个鼈你要不要？说把鼈放在店里风水好。我还遇到一个女人，说她在河里捞砂子时，捞出了小铜罐罐，神秘兮兮地拿出来让我看……
自古以来，饭馆和旅店是个容易容纳三教九流的地方。在经营小饭馆期间，我接待过由附近的农牧局人带来的澳大利亚客人、搞房产的老板、派出所的民警、银行职员等上层社会的人，也接触过在社会上名声比较响亮的“大哥”等人。我的店既得到了照顾，也受到了欺凌。一次，我因为几个街霸频频欠账，主动跟一个“老大”要账，结果人家瞪着眼睛说道：“我们这些人走在街上，连苍蝇都不敢碰我们的眼睛，你这个鸡巴大的老板，怎么就不识抬举呢？”自然，有这类人当你的顾客，你的店不可能没有打架的现象。开饭馆的那几年，我那个小店被砸过几次？打过几次架？估计左邻右舍至今都有记忆。有一次，我见老汉被几个欠账的小伙围着打，想到自己若不反抗，这个店就会被吃掉了。于是拉开了决斗的架势，但还没扑到跟前，就被人家摔了个丈八远。
可以说，是饭馆里的所见所闻，逼我写出了《挣钱》这本处女作。也是自1999年出版了《挣钱》之后，我以文人和自由职业的身份，游走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人如果不融入主流社会，思想就将跟不上时代的脉搏，找不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没有一颗感恩生活、坚守信仰的心，就看不到美好的人和事物。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我身边的一些原本普通的兄弟姐妹，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女强人，有的当了领导。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面貌，让一些原本落后的村镇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农业产业集群地，一些贫困的农民因此进入了新型组织。当然，在时代大浪的搏击之下，也有一些人自我失控，酿成大错，譬如一个在我眼里比较优秀的朋友，因为好赌，不到一年时间输了五六百万。“都是我的心太贪了！”说完这句话，她一个跟头倒立在墙上，倒着脸看着我。从这类人的身上，我发现了人性的起源、图腾和撕裂的因与果。
一个地方，总有标志性的东西，就像庆阳 ，有个红色南梁，人们把这种标志称为地域符号。文学创作也不例外，要形成一个故事，让人物在这条故事链上像农业产业链似的繁衍生息，就要一个符号性的东西。从哪里来呢？对我而言，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有些作家，依靠阅读和想象，提炼桥段，完成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不行，我必须靠记忆库中的素材，来搭建小说的世界。即使一些记忆像拉皮筋似的拉长，延伸，达到虚构和魔幻的境界，但细节必须是记忆的真实再现。只有这样，才能写活一个人，才能把人的属性、社会性、宿命性写出来。
也许读者会问我，为什么在《凤冠出世》这本书中，拿涉案文物“凤冠”来说事？生活中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我的回答是：因为庆阳，从周王朝到现在，从地上到地下，从山川到大塬，无处不有文化的影子，所以我写的故事，不能不带文化性。至于凤冠，要说它有，就有；说它无，就无。就像佛教中提示的：不驻于心，不住于相。它在我构架的故事中，充其量是个文化符号。而围绕这个符号所展开的人和事，肯定与我身处的地域和对这个时代的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