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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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忖芝《凤冠出世》简评
马宇龙
首先谈一谈《凤冠出世》这本书的成功之处。
第一，传奇的故事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故事性极强，吸收了影视剧的戏剧冲突的因子。一个是警匪路子，一个是悬疑探案元素，这两个标签本身就容易博取大众的眼球，放眼电视荧屏，这类题材的剧目可谓长盛不衰，也是长演长新。加之，又有盗墓、文物走私这些充满传奇的故事选材，本身就很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凤冠出世》这部小说的首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可读性。一部小说，如果没几个人能读下去，我首先判断它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小说之所以流传，在于成千上万乃至一代一代的读者的阅读，可读性应该和它的受众面是统一的。汪忖芝讲故事的能力值得肯定。
第二，人性的揭示颇具深度
小说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作品故事性很强，但并没有停留在故事本身，而是通过曲折、反转的故事来揭示人物灵魂，尤其揭示人性中的幽暗之处。李富贵、王年年、陈丽、徐毛毛，包括顾盈盈，把他们共同置于凤冠、梅瓶等文物财富面前，来一一表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讲识人，有句话说，用美女看人格，用美金看品格，用美酒看性格。在巨额财富面前，人性中的贼性凸显。不能否认，就人性而言，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贼心”，作为高级动物，动物性中的掠夺和占有始终伴随着人性的变化发展，最早的人类社会中，觊觎他人利益和财物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一只狮子在独享猎物的时候，鬣狗和秃鹫便在不远处觊觎，伺机夺取一二。人类从原始社会就传下这种抢夺偷窃他人之物的本能冲动，至后来，虽然日益被压抑和变得隐秘，但在人性中会一直存在。这不但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更喻指了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于文化和文明的复杂性。只有写出这贼心，这种写作才有价值。李富贵与魏平、与王年年冲突与杀害，发人深省，它意味着，一旦人性中的恶得以诱发，暴力的逻辑开始蔓延，即使是施暴者的“同道”和帮凶也难以幸免，他们会自相残杀。
第三，传统的结构颇具匠心
小说采取了《水浒传》式的谋篇结构方式，一个人物出场，展开故事，然后又带出另外一个人物，再展开故事，再带出一个人，其中有交叉，有互动，有纠葛，以陈丽负债为引子，以黄睿破案、凤冠为线索，谋篇布局，架构作品，看得出作者在谋篇上的匠心。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能力的体现，结构带动表达方式、语言选择、意境营造一系列的枝枝蔓蔓，在很多女性作者笔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不注重故事编织的技艺，常常以一种个性化的标签，弥漫着一种才华横溢的虚华温情和撒娇卖萌般的自我宣泄，以及与身体擦边的女性心理生理体验等等。女性的个性化写作，常常在小说中多遭读者和评论界诟病。汪忖芝在这部小说中的比较大气的开放式的结构方式，用一种大铺陈的勇气超越了自我书写的类型化写作。作为女性，她的写作视野宽广、笔触向下，关注世事，立足地方文化，直抵灵魂，而且叙述质朴、自然，行文流畅，有着规范而模范的小说文本，让人读了以后非常舒服，全然不像当下流行的那种时尚调调。
第四，人物的塑造较为成功
前面讲到人性的揭示，我觉得，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才称得上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人。魏平的被害，王年年的惹火烧身，贾三的牢狱，无一不是性格的悲剧，人性中的贪婪无度导致了自我的毁灭，这些人物的命运有一定的警醒意义。真正的文学性和教益性正是来自这里。不但小说家的思想影响了人物，而且人物自己也演绎了他的命运，使这个人的命运变得必然和有意义，变成了一个人“灵魂发现和肉体毁灭的统一”。而李富贵是一个处在“奇怪的超我”和“贼性的本我”之间激烈的斗争之中的双面人，一方面，他参与盗墓，杀害三人，另一方面，他以退隐江湖、宽厚爱家，超脱清贫示人，试图与过去决裂，突然出现了人格中的矛盾，这让他的“自我”陷入了特别巨大的恐惧、恐慌、痛苦和焦灼之中。他身上难以抑制的贼性，和他对体面人身份的渴望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在写作中，展示现实的状况不如探究灵魂的处境，这是写作的关键所在。如果只考虑人物的社会现实境遇，而不能深及灵魂，那么这种表现和处理就是简单和缺少力量的。文学作为“人学”，首先是指作为精神和心理意义上的人学，而不只是社会学和现实意义上的人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塑造了黄睿、邵粉玲这两个非常正面的形象，黄睿是一个把职业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公职人员，看重警察荣誉，追求正义，为了正义不惜牺牲家庭，忍辱负重，坚定不移，不仅无私忘我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而且在扶贫帮扶中也不遗余力，与老百姓建立了良好的干群关系，是优秀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人物形象丰满，让人过目不忘，在普遍的人性幽暗中看到光亮，也看到光明和希望。而邵粉玲的宽厚、博大胸怀以及淡泊名利、可尽妇道与孝道的优秀品德也让这个普通女人身上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与王年年、李富贵、魏平、徐毛毛等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上是《凤冠出世》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但是，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按照精品的要求和作者本人不断进取提升的艺术境界来说，我觉得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下面，我就如何更好处理生活经验完成文本的呈现谈一些自己的思考。
首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的写作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哪些得益于我们的现实？对现实的呈现能力具备了多少？我们读杜甫和李白的诗歌。就会发现，杜甫看见的是眼前的景，是现实主义，而李白是想象的景，是超现实主义，都是靠语言的功夫。新时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需要一种新的表达。有丰富的现实生活不一定写出杰出的作品，所以，文学必须跟得上时代，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必须了解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现在都是什么人在写？都在写什么，写到了什么程度，复杂的现实，导致大量作家的无力感，我们写作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观发生变化，文学也随之变化，小说是讲故事的，但是故事这个概念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的开头、发展、高潮、完成度的判断是建立在故事的完成之上，今天的故事概念、形态等等都发生了变化，小说的文体发生了变化。小说叙事上要努力达到一种超越人生经验的气度。作家邱华栋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应当有志于对自己的母语提供自己的东西，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母语，马尔克斯的伟大就在于他革新了西班牙语言，伟大的作家不是讲了几个故事，而是发展了语言，对语言有开疆拓土的作用。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无论在文本呈现还是正在故事情节上，显得过于传统和老旧，在小说语言上稍显粗燥，缺乏辨识度。
其次，小说的故事和故事的小说是不同的。个人以为，小说这一种文学体裁，更多的承担在于处理人的现实经验，记忆人类生活图景。小说中的现实，绝不是外观的世象本身，而应是“叙述触及现实之后产生的回声”。《凤冠出世》掰开了来看，其实写的是李富贵和顾盈盈的几十年的爱情故事，一个婚外情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婚外情故事穿插了盗墓案和杀人案。那么，这样一个故事留给我们的回声是什么，是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是对爱情的钟情足以用犯罪来献祭，正如李富贵说，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顾盈盈过上好日子，让他幸福。小说是编织回声的艺术，是回声中再现的世界，是此岸的镜像，是眺望和通向彼岸的桥津，而不是世象的简单摹写。好的小说过去不是、今天和将来也都不会是这样的表层摹写。小说看了三遍，故事让人感叹，但是除了“自己的路都是自己走的”“恶果都是自己种下的”这样一个浅层认识之外，我没有看到其他触及内心疼痛和时代疼痛的任何深刻内容，小说的走向和诉求目标，在人物悲剧命运问题上并没有把人物的命运开掘与时代的流转结合起来，人性深处的东西依然停留在表面。小说的意义在于以心理剖析的笔法给我们设置了一个生命的哲学处境、从此岸的“我在”到彼岸的终极思索的迅捷通道，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一个关于生与死、人与社会何以相处的基本的哲学命题潜伏案底。小说中人物形象邵粉玲是大仁大爱的化身，但是她的大仁大爱形成的现实基础是什么，难道只是因为九死一生、苦难的过去？苦难的人多了，为什么都没有成为邵粉玲这样的人？读完掩卷，邵粉玲的人物总有一种人为拔高的感觉。对李富贵的过于宽容几乎到了圣人的地步，这显然与她的出身、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是不相符的。小说凭藉人物来表达思想和作者诉求，对人性的深度的展现是小说艺术的主要使命，这个命题至今后都不会过时。但这篇小说对人性的勘探，将人性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抽取归纳显得单薄和无力，《凤冠出世》应该是一首挽歌，但是它对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归宿缺失的重大命题缺乏痛彻的体味与揭示。顾盈盈这个人物身上应该有更多值得挖掘的有深度的东西，是一个底层女人奋斗、抗争走向成功的典型，其中大有表现力的内容来展现，但是通篇来看，还是着笔过少，浅尝辄止，情节的摆布有些失衡。不过上述这些问题，是需要成熟的思想和哲学的理性思维来支撑的，我个人的体验是，我们在写作中常常会被童年记忆所攫持，虚构的余地很小，相应戏剧性的可能也就越少，叙述常显得“自我化”，在经验的意义上被捆住了手脚。相信，作者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会进入更专业的阶段，走出一条独树一帜的路子，真正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名探险者。
还有，更重要的是升华自己的叙述。什么样的“现实”才能变成有意义、且有意思的现实？那就是经过“升华”的叙述。那么怎样才算是升华呢，就是使之由一般性的现实材料，变成“关于现实的寓言”，或是“精神性的命题”。余华的《活着》为什么成为长销书，一句话，从一个“恶少”开始的福贵，经由人生的磨难和历史的承重，最终变成了一个“过度赎罪”的老人，因而变成了一个令人心疼、感动和敬畏的角色。它以寓意的形式，揭示了一个双重乃至多重的悲剧命题，写出了人性的弱点与光辉，历史的苦难与升华。这是余华作为一个作家尤为高明的地方。小说家在完成戏剧性叙述的同时，也升华了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处境，实现了对读者心灵的深层冲击。由此我们可以说，在终极的意义上，文学永远不是可以看得见的现实，而应该是难以言喻的精神现象。对于现实与日常经验进行提炼，从这些朴素的东西中升华出意义。时下我们的写作，却往往只会浅表化地理解现实主义，认为其是一个忠实于材料，或者忠实于表象逻辑的写作，一个堆积现象和未对经验世界进行过发酵处理的写作。有不少人的写作，甚至还在瞄准着各种评奖的需求，在按照政策尺度、必要的元素配置、题材的适合程度等等，其对现实的理解已经接近于功利化和庸俗化了。这样的作品虽然也确实有可能得奖，但却不会在人类的自我认知和精神足迹中留下任何痕迹。
另外，《凤冠出世》这部小说还有一些作者站出来发表议论的部分，我觉得这些都是小说严重的败笔，很容易把作者自己的评判和导向强加给人物。没人能够天然地代表着法律和正义，即便我们是“大多数”，也并无天赋权力来惩戒他人。进一步说，没有任何人在人性上是纯洁无瑕的，这是源于他们的“原罪观”。人性本恶并无人幸免，所以在看待他人之罪的时候，便不能是置身度外、唯我独善的看法，而应该是推己及人，充分地看到自身人性的局限。如此才会对他人有所宽宥，并激发自我向善，这才是救赎与归正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平凉市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