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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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长篇小说《凤冠出世》
宋亚平
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它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优秀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神奇的巨笔，准确地刻画出现实中的人和事，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以独特鲜活的形象，屹立于艺术画廊之中，这是小说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自有小说以来，这一艺术门类经过发展变化，出现了众多的表现手法与流派，但最能让读者接受的，还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从我国传统的四大名著，到新时期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无不刻画塑造了众多令读者难忘的人物形象，也表现了各自的时代特征。陈忠实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确，通过小说作品，我们能够了解到作品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并且通过阅读小说作品，净化自己的心灵，使精神得到升华。
汪忖芝老师的长篇小说《凤冠出世》（群众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以西北小城凤城为地理坐标，通过几件文物的转手、买卖，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揭开了隐藏十多年的两条人命及盗掘文物的惊天大案，描写了众多小人物在金钱利益面前的不同表现。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善良与歹毒，人性的复杂与多变，面对金钱时的贪婪和理智，都在本书中有很好的呈现。因而，《凤冠出世》是一部耐看又立意高远、有着警世作用的好作品。简单归纳，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结构严谨，浑然天成。结构是长篇小说的关键，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结构的合理与否非常重要。结构关系到情节的设置，人物的摆布、故事的推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首先安排次要人物魏晓云出场，她告诉母亲牛彩琴：派出所来了个新所长黄睿，父亲失踪20年的案子也许又有侦破的希望了。但母亲却不再抱有幻想，让女儿过好当下的日子。母女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魏晓云赌气离家，骑电动车与追赶债主的陈丽相撞。被同学欺骗而负债累累的陈丽，丈夫就是派出所长黄睿。陈丽感激魏晓云的大度，魏晓云有求于陈丽的丈夫黄睿，两下协商和好。陈丽家中诸事不顺，好友徐毛毛介绍阴阳师李富贵帮黄睿家里找祖坟……至此，文中主要人物纷纷登场，一场大戏拉开帷幕。这种以次要人物开场的情节安排，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中，具有非常大的风险性。根据我的阅读经历，当代长篇小说的许多优秀之作，多是以主要人物的出场开篇，《艳阳天》《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主要人物首先出场的这种开头，让读者感到脉络分明，主线明确。但也不是绝对的，《红楼梦》就以一件意外事件开头。本书读到一半，尤其是看到邵粉玲被李卓骗去内蒙，我曾怀疑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情节设计是否跑偏，但读完全文，我不仅没有了那样的担忧，还特别叹服作者驾驭故事的强大能力。邵粉玲的诸多不幸遭遇，尤其是被李卓的抢劫和追杀，导致了她性格的改变，她对世事的淡然随和，对邪恶的痛恨，这一切，在故事结束时才揭开，这就是作者在关于次要人物邵粉玲的情节安排时的机智之处，也是结构上的草蛇灰线。《凤冠出世》的开头，以小引大，留足悬念，这个悬念时隐时现，贯穿全文。同时，以人物写故事，以故事留悬念，环环相扣，这种结构的陈设和安排，可谓合情合理、浑然天成。
2，人物鲜明，栩栩如生。评论家李建军在《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及其后果》中说，“小说的核心是人物，而不是别的。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则是写出活泼泼的人物。小说是处理人物与作者、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一种艺术。”《凤冠出世》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立体丰满，生动传神，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此分不开的，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另一特点：故事性强。作者运用白描手法，简洁精准地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在作者笔下，都显得形象饱满、生动鲜活。故事的推动离不开人物，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自己的特点与个性。成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支撑它的往往是鲜活的人物。陈丽虽然一心想发大财，但她为人不够精明刁钻，又生性善良，所以导致被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陈丽的粗心，作者仅用一个细节，就足以说明：她在最终把凤冠卖给顾盈盈时，接过自己写的欠条，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但顾盈盈递给她的，并不是欠条原件，原件仍在顾盈盈手里。成功的细节，会达到一箭双雕或一箭三雕的目的，这个细节，显然达到了这一目的。一是刻画了陈丽在情绪上易激动和粗心，正是她的这种性格，导致了她的一次又一次被欺骗和利用。二是表现了顾盈盈为便于控制陈丽而留了一手，显示了顾盈盈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精明和奸诈。三是通过这个细节，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其实，从这个细节，完全可以详细地分析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而这个特点，是契合人物一惯性格和其行为的。顾盈盈的聪明和精明，使她在南方的灰色行业中及时退出，规避了表姐被杀那样的厄运。她和李富贵之间情感上的疏远和淡漠，也说明她的精明和理性。因而，她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是必然的。相比之下，陈丽的单纯显而易见。凤冠的买和卖，她没有任何主动权，有风险时，是她的；没风险时，是别人的。她的性格也决定了她的命运，如果别人挖坑，她必然会掉下去。
此外，徐毛毛见利忘义，为了得到李富贵的梅瓶，以色相对王年年进行诱惑和教唆，导致王年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王年年的无知和愚昧固然令人可怜和可憎，但陷入情网的王年年，做出窥觎并抢夺师父梅瓶的不理智行为，徐毛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准确地刻画了徐毛毛和王年年两人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他们的结合，是对金钱攫取的沆瀣一气和道德沦丧后的同流合污。可悲的是徐毛毛作为幕后推手貌似在隔岸观火，实则准备坐收渔利；而王年年利欲熏心赤膊上阵最终落得命丧黄泉。在色和利的面前，王年年输得一败涂地。
书中的黄睿，作为一名派出所长，并非一身正气刀枪不入的正面典型，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庸碌无为之辈。黄睿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面对妻子造成的巨额债务，面对债主频繁的上门讨债，他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他向妻子发火，摔东西，怒吼。但是，当他听说妻子站在街道哭泣时，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的他心软了，他劝妻子想开些，他会永远陪妻子承担这些债务。黄睿这一行为的动因是其内心的恻隐之心，而正是这种恻隐之心，让他全力以赴地帮助贫困户赵大娃建房、寻求致富的途径。面对违法犯罪线索时，黄睿紧抓不放，因为他知道，头顶的国徽，身上的警服，人民赋予的责任，使他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黄睿的形象是立体丰满的，是感人的，也是让我们钦佩的。他代表大多数的基层工作者，是党在基层的代言人。
其实，作品中还有许多人物，都值得细细去评说。内心阴险歹毒的阴阳李富贵，虽在杀人后改邪归正，但对金钱的贪欲，最终打死了欲壑难填的王年年，在他的手上，又多了一条人命。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是他到病魔缠身之时，依然放不下对财富的贪念。在这一点上，和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半路夫妻邵粉玲就比他要开窍。邵粉玲作为妻子，是对他形象的反衬和讽刺。经历大灾大难之后的邵粉玲，是特别值得读者敬重的一个人，她对物质世界的超然心态、她对现实生活的泰然处之，是每一个身处逆境中的普通人学习的榜样。
对这些人物，还可以评说很多。之所以能够如此评说，是因为真实可信。真实的原因，一是作者锐敏的观察力，二是作者洞悉人性的睿智，三是作者娴熟老道的文笔。
3，细节真实，如临其境。现实主义作品，离不开真实可信的细节，细节的真实决定了作品的真实，因而才能提高其艺术水准和增强艺术感染力。从整部作品看，作者特别熟悉陇东城乡各色人等的生活，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评论家李建军曾说：“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定是非常博学的人”。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古迹和文物的熟悉，也能看出作者对地理和历史知识的透彻了解。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博知识的作品，一定会让我们有所收获，《凤冠出世》正是这样的好作品。
书中有一个细节：黄睿曾经资助过一个贫困学生，后来他办案子到了那个学生所在的村子，想见一下自己的资助对象，如果有可能，他想资助这个学生至上完大学。但见到的真实情况是这个学生的妈妈在打麻将，而且家里并不穷。其受资助是因为这个女人到学校嚷，学校才把她的孩子列为贫困生。黄睿了解到真相后，停止了资助，这个家长居然打电话质问黄睿。这个不长的细节真实的再现了一个社会现实：弄虚作假无处不在。从称之为象牙塔的学校，学生助学金奖学金评定，到前几年的退耕还林补偿，再到精准扶贫贫困户的评定，到处都有暗箱操作和猫腻，真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床塌了”一章中，陈丽为了躲债，也为了把自己唯一的房子租出去获得一点租金，便租了大杂院里的两间民房凑合。陈丽知道自己闯祸致使家里人跟着受苦受辱，便在租来的房里第一次做饭时炒了四个菜，犒劳一下丈夫。在这里，两人对话特别符合各自身份和心境。陈丽曲意逢迎，巴结讨好；黄睿窝了一肚子的火气，在不痛快中吃了晚饭。夜里改善夫妻关系时，床却塌了，把两人摔到地上。黄睿看到是用砖头支的木板床，勃然大怒，痛骂陈丽。这个细节貌似闲笔，对推动情节作用不大，但却说明了陈丽生活的窘态。更重要的是，有贫困城乡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民间确有用砖头支床的习惯。从这些细节，完全可以看出一个时代部分底层人的生活状态。
其实，这样带有陇东特色的细节还很多，值得读者去仔细体味、品鉴。
4，方言自如，地域感强。《繁花》作者金宇澄在谈到方言的运用时说：“艺术是需要个性的，小说需要有鲜明的文本识别度。”他还说，“相对于固定的普通话而言，方言更有个性，更活泼，它一直随时代在变化，更生动，也更有生命力。”因此，方言的成功运用，会使文本更具特色，更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也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形象。榆林学院教授贺智利在《试论路遥小说与陕北方言》中说，“方言土语往往具有传神、富有张力等当代官话无法比拟的特色与韵味，使用得好，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恰到好处的方言运用，会增强文本的地域识别度，也会使作品有归属感。同时，某些方言还有时代特点，能体现时代精神。在这部作品中，方言的运用娴熟自如，“瞎怂”、“脚靶根”、“估摸”、“拿捏”、“搭子”、“亏欠”、“冷飕飕”等陇东方言频频出现，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此外，把砍价称作“磨磨”、把丈夫称为“老汉”，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都增强了作品的乡土韵味。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这部作品还有许多可以评说之处。作为一部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以案件写故事，以故事写人物，以人物写人性，以人性写现实。人性美丑，在这里都有真实可信的表述。纵观整部作品，选材独特，故事性强，而且内容丰富，真可唯包罗万象。读后深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部作品是整个陇东地区乃至甘肃文学近年的重要收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