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典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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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于1926年为纪念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而写一篇的杂文。从行文思路与表达方式看，这是一篇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杂文——篇中亦叙亦议，或悲或愤，或哀或恨，无不渗透着鲁迅鲜明的情感态度，浸染着作者强烈的思想内蕴。强烈的抒情性寄寓于断续而精到的叙写中、力透于沉重而鲜明的议论中，称得上是一篇独特的抒情体杂文。重读鲁迅这一名篇，掩卷长思，情不自已。
特色一：《记念刘和珍君》展示的题材内容蕴含着鲜明的情感倾向，抒情深度非同寻常。
这篇作品共七个小节，每一节都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感情变化过程，自成体系。可以说，这七个小节就形成了七次起伏、七道波澜，真称得上“一文七波”或“一波七折”。在其七个波澜中，不仅文中内容不尽相同，作者的情感发展也有强弱的变化：
其一，有痛述写作动机，抒发心中怨愤 ：“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其二，有诉说苦闷情怀，催促自己写作：“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其三，有追忆交往经历，抒写哀伤心情：“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其四，有痛斥残暴无耻，揭露丑恶嘴脸：“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其五，有痛诉烈士遇害，讽刺残忍暴行：“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其六，有揭示“请愿”意义，总结惨案教训：“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其七，有赞颂烈士精神，抒发怀念深情：“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作者的情感主线就是这样，主要由“悲”（对烈士罹难的悲伤）和“愤”（对敌人制造惨案的残暴行径及反动帮凶的卑鄙嘴脸的愤慨）两种情感交织而成，它们或强或弱，时浓时淡，更替变化。从第一节开始，作者由哀伤渐而进入沉痛乃至愤激，到第四节，情感由悲而上升到愤慨，此为第一次高潮。至第五节，再类似重复一次，此为第二次高潮。接着，作者便渐渐减弱，由强烈的悲愤退入冷静、深沉的反思，最后又转为哀悼收结。如此起伏变化，作者的情感由弱到强、由缓而烈地抒发，形成了一阵助推一阵的情感浪涛，尤其是作品中间两次相继出现的抒情高潮，既悲又愤的情感更是汹涌澎湃，冲刷乃至震荡着读者的情感神经，唤起读者的情感的强烈共鸣，令其与作者一道悲哀，一道愤激，一道呐喊。
特色二：《记念刘和珍君》独出奇思，反客为主，以抒情为主线。
一般的杂文，无疑要以议论为主，而本文则独出奇思，反客为主，以抒情作为文章主线，愈显其抒情体杂文的特色。抒情作为一种表达方式，通常情况下，在记人、记事的散文中，是作为叙述的升华和点缀而出现的，它必须以描叙为基础，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却将它们的位置倒了过来——抒情是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而记叙则成了“并联”在这条抒情中心线索之上的“附属品”。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七节，内容上各节相对独立，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感基调，即表达了对刘和珍烈士的哀悼之情、对惨案制造者的声讨、控诉之情，这些情感交织着，将全文连缀起来。本文的抒情这条线索不管如何变化，它始终是连贯而完整的。相比之下，第四、第五两部分纪念的主体的记叙内容却是简略的、断续的、零散的。文中，作者侧重记叙了自己与刘和珍烈士的认识、交往以及她牺牲的缘由和具体经过，但这些内容的交代并非集中于一次性叙述完成，而是将它们铺垫性地分散在各节之中铺叙，使之成为抒情的导火索或催化剂。这样安排，有关刘和珍君的叙述材料就构成了一条忽明忽灭、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副线，而与鲁迅先生的抒情主线互相映衬、彼此交织，相得益彰。
特色三：议论语句与叙述情节直接或间接地抒写了作者的悲愤之情、褒贬之态。
《记念刘和珍君》文中有不少议论语句与一些叙述情节，这些内容或直接或间接地抒写了鲁迅的悲愤之情，表达了他的褒贬之态。作者之情发于不幸者的惨死，而侧重念于她们的生前，所以摒弃了那些虚而不实的想象式的安慰，始终将遇难者与其性命相联于残酷、恶劣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与中国的未来紧紧相系。
请看——“刘和珍是我的学生”，但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鲁迅用含悲之笔，以一个“亲族、师友 、爱人的心”，去“深味”这浓黑的非人间的悲凉和微漠的悲哀与淡红的血色，他顿然感受到了中国女子的“从容”、“微笑”与“伟大”。鲁迅的心由此震动，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作者的感情的确是悲哀与愤怒之至。他认为，三月十八日是“民国历史是最黑暗的一天”，因为他“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
鲁迅多次表示，该“写点东西了”，但一直没有下笔。在他眼里，凶残的当局、下劣的流言家就是罪恶的制造者和掩盖者，如果罪恶不止，那么青年学生所流的血便无从止息。唯其如此，他才要“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种深味与哀痛真是难以言状，所以，鲁迅很难完整地叙写完有关刘和珍的详细的情节，而只能忍含深痛的、时断时续的。我们可以从“我说不出话来”这样的话中，深切体味出鲁迅阴凉秋雨般的那种惨哭、悲哀和激愤。
纵观鲁迅在全文中的感情发展变化，作者记念的“目的”部分就已奠了“悲”与“愤”、“爱”与“憎”的感情基调，文势压人。在记念的“内容”部分，鲁迅悲愤的情感似波涛一般汹涌澎湃，高潮迭起，引领读者沉思于冰火的淬炼、血泪的喷注之中。而在记念的“意义”部分，作者情感的涌动已沉淀和升华为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总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爱憎分明的立场、悲愤交织的情感，贯穿文章的始终。从“悲”的角度看，此文确是一篇凝重而肃然的祭文；从“愤”的角度看，此文又是一篇锋芒尖锐的战斗檄文。鲁迅把对烈士的热情赞颂、对反对派的愤怒挞伐巧妙结合在一起，其悲愤之情感涌流化为深沉之哲思，进而张扬起一面炽爱的大旗，情化为激愤的丰碑，为那个时代的“沉默民族”敲响了惊醒的警钟，为前行的“猛士”吹奏起激励的进军号角，真可谓是——
亦叙亦议皆成篇，总关世间悲与愤。
2019.01.09，稿于釜溪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