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要走了

农村娃书读得迟，七岁的时候，我才背起书包对父亲说：“爸，我要走了。”父亲满脸欣喜，两眼迸出热乎乎的希望用满是茧子的手抹了抹我的小脑袋说：“仨儿，从今儿起，你就是咱们家的读书人了，到哪儿都要争气。”自那，“爸，我要走了”这句话就一直伴随着父亲和我，至今依然。

物质上的贫困，有时不足以阻止一个人的脚步。从我背起书包，走出家门开始读书求学的那一天起，家里再穷，父亲也要想方设法给我开设“小灶”，为我的人生道路去布点一个农民父亲所仅有的那点热度：有时，父亲趁我晚上睡着的时候悄悄把我的书包解下来洗刷干净，并用一夜的时间坐在火塘边上为我烘干，让我背在身上都能闻到父亲的味道、火烟的味道；有时，父亲会在我的书包里偷偷地放一支崭新的铅笔或几颗水果糖，甚至塞给我几颗老蚕豆、几个新鲜的桃子、栗子，既能解渴，又能饱肚，让我在放学的路上有足够的体力走回家来。五年级毕业准备乡考的那个晚上，父亲破例买给我一支红、黄、蓝三色圆珠笔，我在毕业晚会上爱不释手地拿出来把玩、炫耀，感受着父亲带给我的幸福。可第二天早上打开书包的时候，这支崭新的三色圆珠笔就不翼而飞了，我至今不曾告诉父亲。

乡考之后，我就离开村子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读初中，这是一段去时完全下坡，回时完全爬坡两头都黑的路。父亲为我舂米磨面，备足一个星期的口粮，说：“村口有几只不识字的狗，专门咬那些识字的人。”于是常常脚跟脚地把我送到那排柴篱笆村口。我站在篱笆墙外说：“爸，我要走了。”父亲就站在篱笆墙内，两眼有些茫然和空落，却努力地从底层衣兜里拿出几块钱，实实地摁在我的手心上说：“家里不宽裕，节约着用。”然后就左手扶篱，右手搭眼，一直看着我走远。我这一去，要到周五的下午至黑的时候才能回到家。如果周五天黑了我还不到家，父亲就会急得放下手里的活计，顺着我上学的山路穿过那片鹰飞鼠跳、蛇行狼藏的密林对着山下奔跑、呼喊：“仨儿——，到哪里了？……”暗夜沉沉，星眼眨眨，父亲的喊声有时候隔着山梁传来，我就用鸟叫的口哨声远远地应答父亲；有时候，父亲的喊声就在眼前，我就用狼的叫声应答父亲，父亲就拍拍胸脯说：“儿啊，你吓死我了。”不管是真吓着还是假吓着，父亲都拉扯着手袖揩干我额上的汗粒，接过我的背包扛在肩上，边走边就递给我一个煮熟的洋芋、烧熟的包谷，或者半绿半白来不及弃土的萝卜。

父子之间的感情，一周一次是不是太少？

然而，比这更少的还在后头。初中毕业，我考到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州府读高中去了，“爸，我要走了”也由一周一次变成半年一次，甚至有时候还要延迟到一年才能够说一次了。好在父亲在州府兼了一个闲职，时不时到州府来开会，遇上周末，我还能跟父亲出去走走，从父亲身上去感知一点点乡息。每次出去，父亲都要亲自把我送回到学校门口，我站在学校门里说：“爸，我要走了。”而父亲就站在学校门外，点点头，目送我走入校园。

本以为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有家了、有孩子了，我就可以回去多陪陪父亲，可回老家呆不过三五天，我又以工作忙、朋友约、孩子上学、那边的老人等等一番番理由和父亲说“爸，我要走了”。我与父亲总是聚短离长，甚至就连说声“爸，我要走了”也是越来越少，我离父亲越来越远了，远得即使父亲没有一点病痛也够不着。

2012年的春天，经过组织推荐、考察，我当上自治州的一名政协委员。父亲极为高兴，可一贫如洗，身无长物，他把自己曾经在政协会议上穿了二十年的麻布花衣递到我的手上说：“穿上它，到政协会议上为民建言。”我接过父亲的花衣，穿在身上，站在父亲面前说“爸，我要走了”的那一刻，父亲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用力扯了扯我身上皱皱褶褶的衣服，陪我走了很远一段路才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他平生最为高兴的神色，目送着我下山、走远。

父亲七十七岁那年的一个早晨，他用颤抖的声音在电话里说：“仨儿，你娘刚才就丢下我们走了……”我气喘吁吁地闯进家门的时候，老屋土院早已聚集了泣不成声的人群。见到我，一向硬朗决绝的父亲一下子就失去了自制力，不知所言：“仨儿，我没有把你娘留住等你回来……”然后就在亲戚朋友面前双手掩面地失声痛哭，无法自持。在泪海里办完母亲的丧事，亲戚朋友像风吹落叶，纷纷离去，挤拥的老屋土院顿时空寂下来，形单影只的父亲坐卧不宁，对着母亲长久病卧而今空落落的那张床滞目凝神，凝神滞目，像丢了魂似的东张西望，似乎是在等待外出劳作的母亲回来。我说：“爸，别这样，我娘真走了……”父亲似乎听清了我的话，从屋外走回屋里，继续在母亲的床边这里摸摸，那里拍拍，然后说：“你娘只是穿戴漂亮地出门做客去了，我在家里等她……”情到深处，我的眼泪破帘而出，瀑湿了双襟。

拜别父亲回到我的小家里没有几天，女儿也背起行李对我说：“爸，我要走了。”那一刻，我也只能挥一挥手，去做女儿前行的风帆。毕竟，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又都是孩子的父母，这是谁也逃不过的坎。

本文发表于2018年《散文选刊》第5期，选入全国多省市、自治区中学语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