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缘 政协情

政协缘，政协情

王胜华

父亲离世的当天，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我说：“我父亲今天中午就已经离世，下个月，请不要再打生活费给他了……”我认为，这是对人民政协最好的谦尊和对亡父最好的尊重。

我的父亲王建才，以农民的身份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说大了，父亲是一员“厅官”，其实，不管走到哪里，父亲都是一介苗族农民，他见到最大的“官”是朱镕基，他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长城，他坐过最高的殿堂是人民大会堂。每每听到上边来的人叫他“王副主席”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滋味；每每听到苗族群众叫他“王画家”的时候，我就听出了苗族群众对“画家”二字一知半解的味道。

父亲生活在“江山待有才人出”的缺才年代，由于对绘画的执爱，他先在乡里组建了流动形式的“乌龙大队农民画小组”，人员多了，没有交通没有通信，不便于农民画小组开展活动，父亲就在我们家的六分山地上舂墙盖瓦，创办了楚雄州历史上第一所农民业余美术学校——武定县农民业余美术学校。学校创办以后，父亲靠搞农村画展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发现民间绘画人才，在没有任何办班经费的条件下，靠学员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来到学校坚持办班培训。等到父亲有相当数量的画作在省级和国家级的画展中展出并获奖之后，他就成为了楚雄州第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这倒不是父亲削尖了脑袋，死活也要去加入的，而是上边根据父亲的影响力和他对云南民间美术所做的开拓与贡献，先把他加入了，再送表下来给父亲填写。这样奇葩的入会方式，特别能看出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文艺人才的尊重和人民群众对文艺精品的渴望。

赶上这样好的年代，是父亲之福。然而，父亲更大的福分还在后头。

成名成家之后，也不知是谁人举荐，在地方上名不见经传没有一官半职的父亲一步跨县，到州府去“任职”，这给乡里乡亲一个不小的惊叹，可惊叹之余，人们还是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是孤陋寡闻，只有省上、州上的主要领导下美术学校来看望父亲的时候，他们才陀螺一样转动起来，爬坡上坎来到父亲创办的“武定县农民业余美术学校”，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们常常把“业余”两个字颠倒成“余业”，让父亲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让美术学校成为一所多余的学校。只有从上边下来的人，他们才知道父亲并不多余，武定县农民业余美术学校并不多佘。父亲频频到州政协来开会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苗族读书娃，只知道一头扎进书堆里，两耳不忍闻书外事。有时候周末无处可去的时候正好碰到父亲散会也无处可去，父亲就带我一起去吃一顿油水饱足的政协饭。有一回，父亲把我叫出校门，将一支从帽子到衣裤一身金色的金芯自来水笔卡进我的上衣口袋，什么也没有说，就是望着我，憨憨的笑。我知道，这是州政协会议发给父亲参政议政用的笔，这么好的自来水笔，父亲无论如何也是买不起的。父亲名誉上是自治州的政协副主席，连续五届的副主席，却一文官银也没有拿，在火把鸡枞一样扎推的官员群里，他天真得像一个孩子，坦然得像一个傻子，哑然得像一个哑巴，他不慕，不妒，不言，开会就开会，画画就画画，种地就种地，憨直得像一头被蒙上眼罩的牛，目不斜视，任劳任怨地往前走。他平时就靠州政协补贴的一千来块钱和卖画所得来维持用度。父亲舍不得自用而转予的这支金芯笔，让我在大学同学面前争足了面子，课余暇时，我就用这支金芯笔在无人的教室里写啊写，开始一个中文系苗族学生的文学梦、作家梦。

“有为才有位”，这句话在农民父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只有父亲这样的人，才配拥有这样一泡吐沫一个钉的词。父亲虽然在州政协会议的主席台上坐了二十多年，但由于不带饷，放屁都不响，除了开会不得不发的言，回到县里，回到镇里，回到村里，回到家里，他木讷得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他知道自已有几斤几两，对上边的凡事凡言，凡策凡举，一笑了之。在与州上为数不多的苗族领导商讨、决策苗族重大事务的时候，他也常常处于下风劣势。有一年，一个矿老板想要低价开采我们村的钛矿，多次请县里的领导陪同来“面商”，说是“面商”，实则是给父亲加压，父亲说：“我们村虽然还很穷，但要把仅有的这点矿藏留给更需要的后世子孙……”父亲的硬正，才使我们村的山林、耕地和村庄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父亲是一个做不了事的人，他把做不了的事，决不了的策画在纸上，他画作里村容整洁的苗族新农村在当时看来有些荒诞，但现在已经一一实现了。不与人争，父亲还真做成了几件小事：凭着在州政协会议主席台上的那点人脉，父亲在几位老领导的帮助下要来两万块钱，请来挖机，挖通了我们村五公里长的通村公路，让我们村告别了人背马驮的时代。有一次，猫街水田村的一个村民满脸血湖、泣不成声地找到父亲哭诉。经了解，水田村的村民和七排村的村民为了生活，在同一条河里拿鱼摸虾捉石蚌起了冲突，逐渐发展成为村与村的对立，民与民的对抗，有形成民族矛盾的趋势，这样的事情在56个民族56朵花的新中国出现，怎么了得？这种事情发生在人人平等的新中国，怎么得了！父亲耐心听完哭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第一次动用（也是唯一一次）一个州政协副主席的“权利”，给楚雄州公安处写信呈诉了此事。接信后，楚雄州公安处立即派人查证事情原委，及时化解了纠纷。富民县大水井村的苗族青年张文祥，唱得一手好歌，拉得一手好风琴，正直谈婚论嫁的美好年华，却因为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癖症，十分悲观沮丧。父亲知道情况以后，特意聘请他来美术学校教学员唱歌跳舞，在精神上鼓励支持他，在物质上帮衬搀扶他，张文祥才渐渐自信起来，走出他人生的低谷，成家立业了。

父亲做成的一桩桩小事，全都三言两语地写在摞起来比他还要高的红本本里：他先后被中共楚雄州委、州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全州文化工作先进个人”、“楚雄州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先后被云南省文化厅授予 “农村文化先进工作者”、“民族民间美术开拓者”、“云南省儿童画优秀辅导教师”等称号。2000年，父亲做成的这一桩桩小事被人以《耕耘十八载，彝山育英才》为题目，晒在《人民日报》上，父亲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2年的春天，经过组织推荐、考察、政审，我当上自治州的一名政协委员，父亲极为高兴，却一贫如洗，他把曾经在政协会议上穿了二十年的麻布花衣递到我的手上，脸上露出平生最为高兴的神色说：“穿上它，到政协会上参政议政，为民建言。”在当任九届、十届州政协委员的时光里，每一次全会选举，我都穿着父亲交到我手上的那件麻布花，庄重地站在投票箱旁监票，虽然只是往那里一站，可这是人民赋予我的神圣职责，这是组织对我的莫大信任。

调查研究，写好提案，为民办事，是一个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有效方式。

“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在当仼州政协委员的十年时光里，我像父亲一样，没有做成功过一件像模像样的事情，虽然已经不再当任州政协委员有些年头了，但自己提写的提案和做过的几件小事至今发挥着作用，这让我倍感欣慰。武定狮山镇的火山村，具有种植山药的天然环境，但由于没有灌溉水源，种不出早山药，难以致富。加上山路极为颠簸，好好的山药拉到市上就颠得七零八碎，卖不上价。他们知道我是州政协委员，又从事文字工作，就找到我，要我帮他们写一份3万元的修路、架水、打塘的经费报告给狮山镇人民政府，我也欣然接受了。水池建好，车路整平，看到火山村村民八月份就开始卖早山药，我比他们还要高兴。无独有偶，武定猫街镇的水田村，地处武定猫街和禄丰仁兴的交界，从七排到他们村的路十分险陡，车马难行，村民要来猫街和武定来办事，只能绕道禄丰仁兴。由于他们都是苗族，没有读过什么书，许多事情说不清道不白，没有人帮助他们，当他们得知我父亲已经从州政协“退下来”了，而我又当上了州政协委员时，村长骑着摩托车，绕道仁兴，跑了三个多小时来到武定，找到我，详细诉说情况，要我帮他们写一份3万元的修路经费报告给猫街镇人民政府，看着村长那种无助的眼神，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欣然答应了。投工投劳，路挖通以后，他们还不忘邀我去参加水田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小小庆典，共享劳动成果。

真心为民办事，平台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曾经当政协委员和不再当政协委员的真实感触。2019年，正是我州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我州重点地区的苗族学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不断辍学，严重影响了脱贫攻坚。我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在州政协十届三次全会上写了“关于重视苗族基础教育，助推苗族地区脱贫的提案”得到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重点提案来督办。提案面商之后，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和作用下，给武定苗族基础教育极为薄弱的重点地区争取了八个名额的双语教学教师。每次到重点地区下村看到这些教师坚持在最艰苦的村寨对苗族孩子进行双语教学时，我都会心存无限感激，嘱托教师们珍惜岗位，好好教学；嘱咐孩子们，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政协的培养下，2022年，我顺利加入中国作协，成为云南本土苗族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爸，我要走了》《餐桌上的乡愁》《云南蘸水谣》等多篇优质散文选入全国多省、市、自治区中学语文试卷和辅导教材。

一门出两“家”，父亲是画家，我是作家，我们都是“国”字号，我们都出自人民政协，这就是我们的政协情缘。

（全文摘自政协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同心六十载 奋进新征程》里的“履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