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生活教育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歙县黄潭源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陶行知家境贫寒，因聪明好学得到邻村一位塾师赏识，6岁时获得免费入塾学习的机会，1906年，以同样的机遇免费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由于陶行知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之所以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激发了他立志改变社会现实的决心。在崇一学堂读书时他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7年，他婉言谢绝了著名教育家杜威留教美国之邀，毅然回国。之后，陶行知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于人民教育事业，始终把普及大众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培养一代人才为救国之举，兴国之计、报国之业，并以此为己任。

（一）

 陶行知深信“教育是国家的万年根本大计”，他探求中国教育出路，寻觅中国教育曙光，致力中国教育改造，构思“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需”的理想境界，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留美归国途中，在船上和同行的留学生“各言尔志”时，他决心要使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沉重而伟大的抱负，耗尽了他的一生心血！所以，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与普及教育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普及教育运动中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指导着普及教育的实践。他的《自勉并勉同志》既是他献身人类崇高事业的誓言，又闪耀着生活教育的光芒：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每个人的先天条件、家庭背景、生活际遇千差万别，而明确了人生的真谛，找准了自己的生活坐标和努力方向，也就是在为社会做“大事”了。

旧式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但是，在国弱民穷的旧社会推行平民教育谈何容易？ 1921年冬，陶行知担任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教育学术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后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研究探讨如何革新中国教育问题。并与朱其慧、王伯秋等于1923年从南京开始，掀起了平民教育运动。1934年陶行知在《普及教育运动小史》中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

旧式教育脱离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不能引起一般民众的兴趣。普及教育必须“建立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培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式教师；教学做合一，“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教人生利，“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联合社会各力量普及教育，“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

（二）

陶行知在《平民教育概论》中指出：“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我们深信读书的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今日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至于顺带学些写信、记帐的法子于个人有莫大的便利，自然是不消说了。”陶行知平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这是任何教师能做能为的事。但是，在一个近百分之八十为文盲的社会，要树立如此志向：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花费让普通大众都能识字、都能读书，却是最难做最难为的事，陶行知就是为此“大事”而来。他在普及教育的实践中发现并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在社会这所学校里，只要自己留心，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可以学习。但是，生活原有的教育功能是有局限的，甚至是消极的，被动的。那些善于观察、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人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仅仅依靠生活教育本身同样不能走出人生宿命。陶行知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是到了现在还是过着几百年前的生活，便是受着几百年前的教育，教时代落伍者一齐赶上时代的前线来是普及教育运动的目标”，陶行知是要利用生活教育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他打破学校与社会相互隔离的“鸟笼式”的教学方式，攻破一道道关口，把“现代文明的钥匙”，也就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送到普通民众手上。而社会上有三种人，一是主动要读书的，一是经劝导后愿意读书的，还有一种人是非强迫不愿意读书的，所以，陶行知意识到“强迫是一种必要的手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完全不同于生活所固有的生活教育。

（三）

陶行知由“知行”到“行知”的转变过程，也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逐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因为他对教育的理解，所以他“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为他对生活的理解，所以他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胸襟。《每事问》《小先生歌》《手脑相长歌》《一文钱》《自立立人歌》……陶行知这些浅显易懂的作品似乎都是从生活中顺手而来，却又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着深刻的哲理，给人启迪，让人深思，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生活即教育”或者“教育即生活”都不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质所在。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中总结出生活教育的六个特点，即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陶行知关心民众疾苦，立足中国实际推行教育普及运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把生活与教育隔开，是将教育与生活作为一个有机体。他要通过一个个先进的、有生活力的、大众的“文化细胞”组成“文化网”，最终达到“集体的自觉教育”。

今天，重温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话题，对整个社会都有莫大的好处。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能没有自觉的教育。一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生活在群众中的“活的教师”普及先进文化和科学的生活理念；一方面，我们需要净化社会空气，美化生活环境，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文化生态环境，要为普通大众提供高雅的、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还需要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通过那些真情的感人的生活事迹感染人、激励人、鼓舞人。当然，贯彻依法治国，树立法治精神，倡导守法护法精神同样是生活教育的重大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