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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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是父亲生前唯一的嗜好。大约从青年时代起，父亲便与香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在年轻的时候吸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无忧无虑的好时光结束了，慢慢的要扛起家庭的责任，甚至谋划未来。那时，祖母年事已高，我们兄弟也陆续到了上学的年纪，甚至是日常的柴米油盐。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家里的几亩薄田，虽说既长玉米，也长小麦，但一年辛苦到头，也只是勉强赚个一日三餐。幸好，村里的读书人少，外面的也不肯来，仅读过小学的父亲就站在了村小学的讲台上，肩负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
民办老师的工资不高，但在六七十年代，一个月十块钱左右的收入，竟也使得原本异常艰辛的生活有了一抹亮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不但拥有了村里的第一辆“红旗”牌自行车，而且还戴上了“玉兰”牌的手表。
可是，没过多久，父亲先前的一个学生，刚念完初中就辍学回来了。十五六岁的一个姑娘，白白嫩嫩的，却不得不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下田里干活。父亲看见了，便有了辞掉民办教师的想法。村长同意了父亲的请求，但坚持要搞一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村长对父亲几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拿出一把裹着红布的锄头赠给父亲，以此来表达村里对父亲的感谢。父亲原本是推脱的，奈何村长一再坚持，父亲才只好收下了那把锄头。
我记得那天，父亲回家后，径自走到饭桌前，一屁股坐下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的抽烟。我和母亲，谁都没有说话。大家就这样静静的坐在那里，眼看着那一缕缕青烟，慢慢的弥漫了整个房间。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抽烟。
后来，父亲和村支书的儿子一起参加了区里的卫生培训班。毕业后，村支书的儿子顺理成章的成了村里的卫生员。而父亲却赋闲在家里。不过，前来求医问诊的人并不少。起初，只是左邻右舍的头疼发热，到后来就连十里八乡的疑难病症患者都慕名而来。父亲就在家里做起了赤脚医生。
父亲给乡亲们看病，从来没有收过钱。时间久了，有的人心里过意不去，便在看病的时候带两包香烟给父亲。父亲，也从不拒绝，当面拆开来，客人一支，自己一支。但不急着点上，等病人离开了，父亲这才拿起烟，轻轻的嗅一嗅，然后檫一根火柴，慢慢的将烟点燃。
与日俱增的声望，使得父亲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是短暂的。那时，哥哥已经考上了中学，要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寄宿。而刚刚出生的弟弟碰巧赶上了“计划生育”。祖母的身体也不如先前硬朗。父亲思忖再三，决定出去闯一闯。
父亲先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小药房。一开始，生意挺好的，但最终拗不过同行的挤兑，没多久就关张了。于是，父亲又去贩药材，跑运输，甚至还下过矿井。但都没有成功。
父亲带着些许的失望，回到了家里。
那时，县里刚刚办了卷烟厂，政府便号召大家种植烤烟。也许是六十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太深刻了，也许是村民种惯了小麦玉米。对于烤烟这个并不陌生的植物，村民竟心存疑虑。而从外面回来的父亲，没等动员，就第一个响应了号召。
种植烤烟使村民尝到了甜头。第二年一开春，没等政府号召，村里人就早早行动起来。不但从外面请来了技术员，而且依靠集资，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烤炉。然而，就在村民们甩开臂膀，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父亲却病倒了。
父亲这一病，就是十几年。在这十几年期间，乡亲们通过种植烤烟，买了摩托车，盖起了小洋楼。而我们家里却是一件接一件的伤心事。先是祖母去世，之后，积劳成疾的母亲也离我们而去。我和哥哥要到很远的地方读书，就连上中学的弟弟也要在学校里寄宿。诺大的一个家，一下子就只剩下了父亲一个人。
那是父亲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改抽了旱烟。
村里家家户户种烤烟，原料是不用发愁的。但旱烟袋在那时已经成了罕物，父亲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出祖父当年用过的旱烟袋。铜质的烟锅还没有破损，玉石的烟嘴却早已开裂了。于是，父亲找来一个子弹壳替代了玉石的烟嘴。
旱烟袋是不便与人分享的。偶尔，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便用事先裁好的纸条，将碾碎的旱烟裹进去，卷成“喇叭筒”，一个给客人，一个自己点上。
直到我们毕业，参加了工作，父亲这才和旱烟告一段落。我们就劝父亲把烟戒了。父亲也很认真的戒了几次，但最终也没有戒掉。我们就不再勉强。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兄弟总忘不了带一两条好一点的香烟给父亲。
记得，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咬牙买了包软中华给父亲。没想到，父亲竟毫无保留的拿出去，和左邻右舍里的那些老头和老太太分享了。
那时，我分明看见父亲脸上的皱纹，在邻里之间的欢笑声里，在初春的阳光里，在那袅袅升起的云雾里，一条条的舒展开来。
而这一切，竟在夏季即将来临的一个午后变成了回忆。那时，我还在和同事讨论着如何度过那场，由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父亲却没能度过自己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