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艺创作中,历史的真实书写有赖于集体经验的书写,而集体经验的书写多又依赖于个人经验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创作的真实就是对历史真实的一次次书写,是摆在大路上的“一面镜子”。一如中国传统经典名著《红楼梦》“正因写实,才转成新鲜”,其在继承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及传统古典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大胆揉合了自叙性体验式写实创新风格,把写实主义的自觉书写挥发到了极致。其对当时社会历史真实的“自觉”书写真可谓力透纸背句句血泪,创造了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或奇迹。
在此,历史的真实作为写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元素,始终为艺术的真实奠定着厚实的物质基础。何谓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指实实在在存在过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不经任何加工雕琢,是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譬如小说《药》《阿Q正传》《故乡》等对辛亥革命前后国民的“根性”作了最为真实的艺术书写,而鲁迅先生的写实多采用隐喻象征的寓意性表述。那么,又何谓“民魂的根性”呢?鲁迅先生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学界三魂》)由此可见,民魂即民族的灵魂,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具有传承性的民族精神。“民魂的根性”作为民族精神中最具本真朴素的区别于其它民族或种族的自然特性,难免偶会有一点儿粗鄙或瑕疵杂质掺入其中,是本民族群体无意识集体记忆下生成的本质属性,属于最纯朴无华的传统文化“纹路”与民族素养的纯底色。
二
短篇小说《药》是个悲剧,整体布局巧妙,华老栓家和夏瑜家一明一暗两条主线贯穿全篇,“华”、“夏”象征着“华夏民族”之意,即革命者的鲜血成了治病的“药”借华老栓的贫民视角进行象征性表述,寓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于“没有根”,唤醒愚昧的民众才是唯一拯救国民的“药”。华老栓一家省吃俭用经营茶馆,却用尽积蓄愚昧地相信“人血馒头”等迷信偏方能治儿子的痨病,寓意当今急于要治的“病” 不是华小栓肉体上的病,而是国民本身的“劣根性”——“精神上的病”。夏瑜被砍头象征当时的革命者脱离群众,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哀。康大叔、红眼睛阿义、夏三爷与黑的人寓意着统治者的残暴凶狠。“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及“古□亭口”的看客们等愚昧无知寓意着社会各个阶层群众的麻木不仁,“劣根性”十足。
华老栓家和夏瑜家一明一暗对应式象征表述,夏瑜与华小栓两个青年之死是华家、夏家的悲哀,拼合为“华夏”,即寓意中华民族的大悲哀。华老栓父子两辈人都名“栓”,“栓”者谐音“拴”也,塞子的意思。象征着脑子被封建愚昧落后思想所塞住,命运不济,直到家败人亡,“拴”寓意无形的愚昧、落后,群众从父辈到儿辈尚未觉醒。也寓意着父母辈愚昧造成了下一代的悲剧。夏瑜是美玉,寓意革命者秋瑾,乃华夏精英 ——先进的革命者。目前普遍解释为:“夏”“秋”相对“瑜”“瑾”互映,“瑜”“瑾”皆从“玉”,在中国人名中往往取其颂美之意。也有人认为其寓意很直白,“夏瑜”谐音“夏逾”,“秋瑾”即“秋近”。夏天过去秋天临近,“夏瑜”即“秋瑾”是素描,心神领会。夏瑜的遭遇则象征了革命者脱离群众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哀。
康大叔满脸横肉,虽手脚粗壮有力,但心理并不健康,凶残、丑恶,出言不逊;黑的人真的也心黑手辣,视财如命;红眼睛阿义毫无义气可言,连“犯人”身上最后一滴油水都要榨尽;夏三爷不计亲情告密得财自保,可见其自私自利、没有一点人性。“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等人对人血馒头的闲聊,对夏瑜言行不解地说“发了疯了”寓意着社会各阶层老少几辈麻木愚昧的一类国民的形象。花白寓意黑白斑杂,说话阴阳怪气象征善恶不辨、糊糊涂涂的愚昧者;落魄的少爷却驼背了,畸形外表与他灵魂畸形相对应,象征遗老遗少的精神劣根性浓厚;二十多岁的人不明真相,与小栓一样逆来顺受,象征着一代代愚昧悲哀下去。……
三
《药》通篇充斥着悲凄阴郁的氛围,小说主基调悲剧色彩浓厚,其中尤以坟场环境的写实最为恐怖鬼气。“瑜儿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象征着一丝暖色调,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与“花环”对应出现的“乌鸦”却出现积极消极两种解说,笔者倾向于消极具象。鲁迅先生认为“安特莱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鲁迅书简·致肖军肖红》)“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自序)由此推断“乌鸦“和“花环”具有完全不同的现实象征意义,否则就不会“不恤用曲笔”“平空添了”。
鉴于此,乌鸦寓意“悲哀、凄凉、恐怖”等。此外,华大妈的“空虚”与夏四奶奶“羞愧”觉得儿子冤枉或被人“坑”,都“迷信”乌鸦显灵寓意了母亲不理解儿子的可悲!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官地上一条歪斜的“细路”竟然成了坟墓“自然的界限”,寓意麻木愚昧的群众、脱离群众的革命者已经在意识中划好了明白的界限或鸿沟。可见,当时的现实社会里国民的劣根性与革命者的悲凉已经到了何等可怕地步!……
一言以蔽之,民魂再不是抽象深奥的,而是物化成具体朴素的一个个丰满生动的表象。也即民魂具体体现在浓郁的乡土情结或由此延伸出的最质朴本真且包涵一定哲理性的象征性言语中,并往往体现在父辈祖辈的个体行动中,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或历史的真实。若一个创作者没有深入生活深入调查各类相关档案资料没有深入实地探究就没有切身体验和特殊感受,没有体验感受就很难生成历史的真实,那又何曾去谈艺术上的真实?于此,鲁迅先生写小说完全出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样做起小说来》),其写实主义创作走的不完全是“象牙塔式”的纯文学创作的套路,而是沿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服务现实斗争且始终不远离现实生活,这就充分说明其个人独特深刻的生活体验基础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书写正是写实主义客观性自觉表述的一个典型范式。
四
建国初至今,尤其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从基层看现代社会发生巨变,已不再完全是乡土性的社会,农村城市均发生了变化,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日益突显,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民众精神上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并伴随工业社会精细化分工不断催生精神层面的断裂而日益趋向社会各阶层冷漠固化不休,优劣善恶正邪黑白泥沙俱下流弊痼疾难祛,引发了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例如:创造出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一支“农民工”群体及其留守老人儿童空心村现象、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下海下岗下乡北漂南漂现象、都市圈白领蓝领围城内或幻灭或突围精神裂变现象、巨额资产涌动中的地产证券娱乐圈黑金黑砖窑黑煤矿集资跑路及原生态等人类生存环境逐步恶化现象……。
然而与此同时,民魂的“根性”却几乎从未做过一丝一毫的更改。……
诚然,当今社会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发生突变,迸发出诸多新事物新气象新生活,文学创作理应主动自觉地适应这个充满伟大变革的历史新时代,承担起历史真实书写的重任。
纵观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文坛,《红高粱》《平凡的世界》《活着》《白鹿原》等大量写实主义作品的次第涌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这样一个艺术观念,对民魂“根性”的自觉书写,揭示历史的真实,审视或探索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写实主义小说创作者一刻也未曾停息过。
近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因此,小说作为文艺的一种,作为存在的探索者,它不仅审视现实也审视着未来未发生的一切可能范围内的存在,尤其是写实风格的小说创作更应尊崇大时代聚焦小人物不可推卸地自觉进行写实主义书写,作为火光或一盏灯火去揭示或寻觅现世的病苦、挣扎、坚韧、欢愉……,从而发掘出民魂的那个最底色的“根性”,去照亮前方未来的一段又一段路程,引领国民精神的前途,力争开创出一个具备先进性文化方向的崭新未来。……
毋庸置疑,紧随大时代新时期嘹亮的号角,惟写实主义创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书写优势,其气可谓锐不可当,也即面对写实主义的重新回归,小说创作风格多元化日益融合的新世纪里,写实主义小说创作将大有可为!
大时代理当有与时代相称的大作品出现,文艺如此,写实主义小说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