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4日大清早,老戴从香港打电话给我,说大明走了。其实从大明生病以来,尤其是后来病情加重以后,我已经做好了心里准备,但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从心头感觉到一阵悲凉。
认识大明应该是2002年,那时我们都在一个银行。当时他是一个高大清秀的大男孩,刚见面有点腼腆。他比我和老戴小好几岁,82年的,他在市场部,我在法律保全部,老戴在国际业务部。他叫我们哥。
大明是一个很开朗的孩子,爱憎分明。他能看得上的人,怎么都可以,他要看不上的,那就爱谁谁,他不太委屈自己的想法。
我往海洋大学搬家那一次,他大清早跑过来帮忙收拾搬东西;他和老戴要去徐州参加老宋的婚礼,他早上把还没醒酒的老戴拖上了火车,差点晚点;我在浮山后买了房子,他又是帮忙搬家,还买了一个液晶电视给我;我儿子出生出院的时候是大年初六,大明大清早开车接着我们到家。我妈直夸大明长的好,也懂事。
那会刚上班,没啥事,下班后去和大明老戴他们约着打麻将。有一段时间喜欢去泰山路,先是在路边烧烤摊上吃烧烤,喝扎啤,喝的晕乎乎地就去老戴舅舅开的茶楼去打麻将。我是外地人,听他们用青岛话扯淡感觉很有趣。慢慢地,大家都熟识了。只是我反应慢,手气也不好,时常输牌。
我儿子三个月的时候,我老婆带着儿子回老家了,在老家住了大半年。那段时间我特别自由,一周有好几天一下班就去吃饭,吃完了就打麻将,有时候输,有时候赢,常常折腾到半夜,尽管累的够呛,但真是发自内心快乐啊!
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人,过着平常的生活。我们也是,我和大明他们在玩耍中相互了解,相互熟识,相互认可。这段快乐的时光,已经生命中记忆的一部分,无法抹去。
谁知天有不测,大概是2012年,有一天听说大明眼睛有点问题,说只能看到一半的东西。他和他妻子四处检查,最后发现是脑干上长了个东西。
这是很严重的疾病,看了好多医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最多能活两年。大明停职了,父母妻子陪着到处看病,甚至还去了美国,也用了各种的医疗手段。
老戴的父母一直把我们几个当成自家孩子看待,大明生病后,他父母四处托人联系医院看病住院,有时还跟着去医院照顾。可能是服用激素还有放疗化疗的因素,大明的脸有些臃肿。但单位还是给大明发着工资,他的领导还时不时的给大明父母送些钱去。真是感概企业文化的人情和仁义。
自从大明得病后,脾气变得很暴躁,后来听说他离婚了,可能在潜意识里,大明预测到了不久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不愿意拖累她。
过了一阵子,有一次看见大明,看见他好多了,脸也不怎么臃肿了,说话走路非常正常,我们都很开心,以为没事了。我还说,大夫就是愿意把病情说的很严重吓唬人,这不没事了?
大明这次好转后人生观有所转变,爱上了旅游,去了埃及、迪拜、欧洲、俄罗斯、澳洲、越南、韩国等等一些国家。我们有时候也私下给他说,旅游这个事差不多行了,太花钱,你看病花了不少钱了,以后还要过日子呢。
2016年的一天,老戴给我说大明的病情恶化了。他们先是去了淄博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老戴的父母还专门去看望了一下,回来给我说情况很不好。
大明邀请熟识的朋友办了一个晚会,他出场的时候,已经坐到轮椅上了。我们尽量聊一些愉快的话题,又说起了那些年打麻将的输赢、说谁谁谁唱歌老跑掉、互相说对方的糗事。但现在看来,那是些多么开心的事啊!我尽管喝了好多酒,还是上台唱了一首以前我们经常唱的老歌。大家都热烈的鼓掌。我看了一眼大明,他也努力笑着,眼神中流露出对生活的留恋。
晚会过后没过多长时间,老戴通知我说大明要去北京做手术,他联系了他表姐找人,好不容易住了院,还约了最好的大夫。我去医院看望了一下大明,他就在医院过道里的病床上躺着,身材和脸都已经变形了。看见我来了,叹了口气说,你怎么也来了。他妈妈看见我来了失声痛哭,我竟无言以对。
手术貌似很成功,说开颅后把脑干上的肿瘤都处理干净了。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些日子,大明就回青岛了。我还给他发微信,说好好养着,等我回青岛找你喝酒。结果微信始终都没回。
后来听说病情恶化得很厉害,脑干的肿瘤像荒草一样长得更厉害了,已经压迫到四肢都不能动了,直至到了开了胸腔通过管子进食维持生命。老戴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不去了吧,见了面更难过。
大明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关系要好的凑了几万块钱给他父母送去了,说是给大明买个墓地,也算是给老人一个安慰。
大明走了,他带走了我们十数年的记忆,当我再凝视他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他在朝着相反的方向,一个人孤独地往前走,一道阳光洒在他身上,渐行渐远。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从我们身边离开的亲人和朋友可能会越来越多,直至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的。
有好几次日暮的时候我坐车经过大明家的小区,我呆呆地望着那些耸立的高楼,楼上人影晃动,不知道他的父母在做些什么。
2017年春节,老戴他们去看望李明的父母,那一天他们都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