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芳老师

  我小学五年级开学的时候，同学们一个暑假不见面，都在教室里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突然进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留着日本头的女性，脸色有点黑。穿着浅蓝色的西装上衣，米色的裤子，白袜子、黑皮鞋。她往教室里环视了一眼，看到她那严厉的目光，大家顿时就都安静了。

“我就是你们五年级和六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姓杨，你们以后叫我杨老师……”。

下课了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讲，她叫杨玉芳，以前是教他哥哥的，人很严厉。

这种小道消息通常都是很准的，不久我们就逐渐领教到了。

有一篇课文叫《粜米》，课本上要求背诵其中的一段。杨老师很认真，放学了不让我们走，挨个到她跟前背诵，谁背通过了谁回家。当时小个子的刘兴刚同学上杨老师面前背，前言不搭后语，老师提醒了他好几次，该同学还是混不下来。杨老师火了，把书扔在他怀里，怒目而视，一言不发。这哥们往后仰着头接住了语文书，感觉像书要砸到他头上，满脸通红地退下去了。我们都在下面都幸灾乐祸地偷笑。

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写毛笔字是临摹，到了五年级就不是临摹了，要自己在大楷本的格子上写。我觉得自己写的太难看，终于有一天突发奇想让我爷爷替我写一页，爷爷乖乖地很认真地写了。但我看看我以前写的和爷爷写的实在相去甚远，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终于良心发现地把爷爷写的那页给撕了，把爷爷写的当作底稿，临摹写了一页。果然比我自己写的强多了，于是很满意地去睡了。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杨老师先没讲课，而是先把我叫到讲台边上，翻开我的大楷本，翻出我的那页作业，用食指戳着本子厉声问：“这是你写的”？我惊恐地瞪大眼睛点点头。她迅速翻到我以前写的毛笔字上，用手指重重地戳了几下，“我不说你，你自己看看，这是一个人写的么”？我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拿回了本子。

城边上有座山叫西岩山，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大概来：在城西边，是个石头山。当时很荒凉，只有山脚下有些农户。

有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相约着去西岩山玩。我们徒步走到山脚下，爬到山上，在山上走来走去，说说笑笑，玩了一下午，大家都很开心。但不知道是我们这几个人有谁告密了还是别人告密了，第二天杨老师就知道了。上课的时候，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有个别男生和女生偷偷摸摸去西岩山，山上有什么危险你们知道么？你们去玩家长知道么？以后要再让我知道，你们就等着”。

虽然说杨老师家就住在我家马路斜对面，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和我爷爷认识的，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家住哪的。反正她就像串门一样时常来我家家访，跟我爷爷奶奶好一通唠。把我在学校的各种表现活灵活现地给我爷爷奶奶叙述一遍，再添油加醋地加上各种点评，我每次都坐立不安地在旁边旁听全过程，简直是噩梦一样。

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当时中午放学回家吃饭，为安全起见小学生排队走，老师在后面看着。爷爷帮奶奶去放水（甘肃缺水，自来水有规定时间放，奶奶是管理员），碰见杨老师，我爷爷随口问了一句，“刚刚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杨老师竟然说“不咋地”。吓得我中午吃饭都没心思，吃完饭乘爷爷还没回来就去了学校。

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杨老师让家长签字写意见，我说我爷爷出差了。回家正好发现爷爷的印章就在抽屉里，我就趁爷爷睡觉的空挡偷偷拿来盖了。结果没经验盖倒了，于是又在旁边补盖了一个。把这个盖章的东西交给杨老师的时候她只看了一秒钟就很果断地批了我一顿，说肯定不是家长盖的，你看看你，连盖章都不会盖，还能干点啥。

这件事我总结了三点经验教训：首先，印章是重要的东西，决不能放到小孩能拿到的地方；其次，盖章远不比签字来的可靠；最后，凡事要谋定而后动，有些事情做错了就没法改了。

杨老师虽然要求严格，也和别的老师一样属于填鸭式的教育，但现在语文上的很多东西还是当时打的基础。当时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古诗，还背诵了古文古诗的含义，也背诵了很多的名词解释。我的理解是，在小学生阶段，可能就是需要先不求甚解地背诵下来，以后慢慢再体会理解。

杨老师讲课还是很好的，小学里有无数次的作为要写难忘的事啊，感动的事啊，高兴的事啊等等。那会也没啥人指导我，就靠着自己在那儿瞎编，要么就抄袭。写难忘的事的时候男生写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去偷东西，有同学描述运动会运动员跑得快就写到“发令枪一响，他向激光一样射了出去”，贻笑大方。杨老师就告诉我们，其实作文可以有很多东西写的，你们在生活中肯定有很多感动的难忘的事情；一定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对自己有触动的事情。小孩子要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记述。

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还是有不好的痕迹留下来，比如有些文章就喜欢在末尾喊口号，表决心。杨老师不赞成我们这样，她讲，写文章还是要有真情实感，喊口号的文章肯定不是好文章。

《十里长街送总理》是五年级的一篇课文，杨老师讲课文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一度哽咽不能言语，我们都深受感动。她们那个年代的人对周总理的感情果然是很深啊！

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回山西老家去上学。爷爷奶奶拗不过，也就同意了。记得当天爷爷带我去办手续，杨老师很惋惜地给我爷爷说：“农村的教育还是要差一点，你们可别把孩子耽误了”。

果然不出杨老师所料，当时农村的教育何止是差了点。我在山西老家上学的半年就如同是放了羊，整天玩一些不着四六的游戏，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傻乐，成绩直线下降。六年级上半学期结束了，我又被爷爷带到了杨老师跟前，问能不能继续插班上学。

杨老师面带难色，说她跟数学老师许老师私下交流过，许老师觉得我耽误了半年，怕小升初考试成绩拖了全班的后腿。看我爷爷很落魄的样子，杨老师沉吟了很久，说，她再去给许老师说说。

在杨老师的极力坚持下，许老师拿出了六年级期中考试的数学试卷让我做了一遍，万幸的是我考及格了。于是又到了原来的班级，顺利完成了小升初的学习。

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一次我没能插班，可能我就会和我的农村小学的大部分同学一样，混个出初中毕业，然后务农娶妻生子，一辈子都在黄土地里刨食吃。我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生改变，我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上大学不可能再到大城市上班，不可能坐在属于自己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做着别人看来体面的工作。仅从这一点讲，我对杨老师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后来就一直上学，没有见过杨老师。直到上了大学还有工作后回甘肃的时候去看过杨老师两次，她原来住的地方已经拆了，在原来的地上盖了她自己的房子。盖这个房子经历了拆迁、经历了借钱等等痛苦的经历，她的二儿子身体不好，她挺操心的，她看上去比以前老多了。她还留我吃饭来着，我和她聊了很多童年的往事，她说很欣慰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也有出息了。说起当年转学插班的事，她微笑着说，她不想把任何一个孩子给耽误了。

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她老人家。